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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希腊的斯巴达人正名

作者:直立人 | AT 2014/05/23 12:03 | 来源: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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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古希腊的斯巴达人正名

稍微学过一些世界古代史的人都知道:雅典与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时代最重要的两个城邦,但在讲述古希腊的历史作品中(包括我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于两者的关注度并不是同等的,感觉上这两个城邦在古希腊的历史发展中,地位与作用并不是对等的。
雅典一般会让人觉得似乎是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她引领着整个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她的民主制度,更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另外,在古希腊的文化名人中,雅典人士无论占据的数量还是地位,绝对是位居古希腊各城邦之翘楚。借用伯利克里的话来说“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这些确实是事实,没有错。
讲到斯巴达,它在古希腊文化领域中能名垂青史者寥寥无几。(除了提尔奥泰斯、阿尔克曼这两位诗人相对比较有名外,他们主要创作一些与军事相关的诗歌,特别是一些行进曲,据说斯巴达战士在行军作战时往往高奏军乐,齐唱军歌,这并非为了提升士气,而是为了保持行军过程中步调的一致,这和现代军队中齐步走与正步走时需以喊口令来保持踏步的整齐是一样的道理。斯巴达人作战时采用以重装步兵构成的密集型方阵,方阵在移动时也只有保持步伐一致性才能维持阵型,从而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中,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队出征的这个场景中,走在队伍前方的就是一位吹奏双管长笛的军乐手,影片对于斯巴达战士的作战阵列则有更清晰的展示,尤其是首次对阵波斯帝国的步兵时。)
正是因为,斯巴达人以当时古希腊(也可算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无出其右(后来的马其顿人、罗马人以及日本武士或许有得一拼)的尚武精神和赫赫武功的姿态,出现在古希腊历史中,所以除了军事成就以外,在文化建设方面,斯巴达人几乎是一片空白。从斯巴达人那里我们感受不到希腊人是一个爱思辨重理性的民族,反而觉得“穷兵黩武”、“专业战士”、“职业军人”、“冷酷杀手”、“战斗机器”等这些词语的描述更为合适。
无怪乎,《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在评述斯巴达的历史地位时这样写道:斯巴达是文明的荒芜,斯巴达的遗址除了废墟,别无他物,似乎从来就没有曾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希腊人在那里居住过。
但是也有人推崇斯巴达的,英国著名的古典史学家,H.F.C基托在《希腊人》一书中是这样评述斯巴达的历史地位:谁说斯巴达是一片创造的荒芜,斯巴达的创造只是没有表现在文字与石头上,他们的创造表现在对“人”(公民品性)的塑造上。为此他还列举一桩史实:有一次,在奥林匹亚竞技运动会上,一位老者,满场找不到座位,并招致嘲笑,当他来到斯巴达人的观看席区时,所有斯巴达青年全体自觉让座。自认为文明优雅理性的雅典人或那些以雅典为仿效对象的城邦都没做到城邦道德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尊老。
对人的创造(公民品性的培养塑造),这永远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发展文明的终极目的无外乎是发展人塑造人。斯巴达人在道德生活中的严于律己,法治生活中的令行禁止(法律在斯巴达至高无上,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法律的主要功能不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是培养公民的品格,内心信念远比外力强制要来得有效),公共事务中的克己奉公,讲究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城邦公共利益等等这些公民的品性,就是在现代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基于此,在那个时代的许多希腊政治家哲学家,都十分推崇斯巴达城邦的政治制度(对雅典的民主制却没给予同等的赞誉,这多少有点让现代人感到意外,但事实就是如此)并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等)。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不仅仅是个政治实体(国家),它更担负着培养公民品性的任务,就这方面而言,斯巴达是所有古希腊城邦中做得最为成功的,而它的对手雅典在这方面则要输它一筹。
另外,斯巴达是所有希腊城邦中,男女地位最平等的一个城邦。妇女在婚姻,财产方面与男子平等,斯巴达妇女也能谈论国事,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影片《斯巴达三百勇士》中,王后在元老院的慷慨陈词,列奥尼达斯与波斯使者的对话,在这些场景中都有反映。)斯巴达女子也能像男子那样在奥林匹亚竞技场上一展身手。妇女不得参加观看奥林匹亚竞技会,这是古希腊的传统习俗,但在斯巴达不适用。
我们不能因为斯巴达培养公民品性的目的是出于城邦军事生活的需要,而将它对公民所灌输的这些道德教育内容加以否定,更不能因此无视斯巴达人在培养公民品性方面所做的努力尝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与斯巴达同一时代的古希腊学者(包括他的对手),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研究以及评价,而我们却忽视了,甚至贬损斯巴达应有的历史荣誉。
试问:雅典人在建筑、雕塑、绘画、戏剧、哲学、诗歌、史学、科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今人难道没有达到?(不否认雅典人在许多方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现代社会的人们不仅达到了,而且远远超越了雅典人的成就。那么,再试问:现代社会对公民品性的塑造与培养是否也达到了斯巴达的成就?就拿我国社会而言,不可否认世风日下,整体道德水准下滑,更别提公民道德行为水准了(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一员,热心甚至无私奉献于公共利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国在大同社会时期做到过,建国初期先辈们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时也做到过,而现在不知被抛到天知道的哪里去了?!)学校教育经常强调培养学生的自觉自律,但收效甚微,学校作为德育主阵地,在对年轻一代的道德塑造方面又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不是仅靠一两堂优质德育班队示范课以及一小撮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班主任所能力挽狂澜的)。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大公无私等,这些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之前被视作为官当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官员中却日趋式微(与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越来越背离)。无怪乎,中共高层要在党内开展多轮次的学习党员先进性的政治教育活动,以试图挽回不利局面。我想如果能培养出斯巴达式的精神,那么官员党员防腐拒变能力定能大幅提升。
斯巴达在公民品性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现代社会并没有达到,更别说超越了。雅典人的成就,今人已经远远超越,而斯巴达在塑造人方面的成就,今人可以说难以企及(军队军校可能是个例外,但军营,军校生活即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两者中谁对现代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富有启示,更能产生深远影响?斯巴达的先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凭借他们对公民品性塑造方面的伟大尝试与丰硕成果,足以与雅典人比肩而立,甚至高出一筹。正是因为现在已不存在真正的斯巴达人,所以斯巴达的公民品性塑造成果,也就不可能像有形的事物那样作为文物,遗存下来以供后人瞻仰凭吊研究,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人们对于留下了丰富历史文物遗址的雅典人在文化创造方面的作用与地位,产生了不公平的偏爱。
一个时代的事物(人)只属于那个时代,后人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对待这些保存下来的文物,但是人类不是无生命的文物,只有当他存活时,才具有属于他自己的品性与个性,一旦死亡都毫无例外的成为一堆遗骸,而面对一堆白骨(化石)你是无法得知他生前的品格与个性的,这也许是斯巴达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伟大遗产(公民品性的塑造培养)的最大魅力之所在吧。
如果本人这三年多来,不具有一点斯巴达式的精神与生活,以我的年龄、基础、时间、身体条件,训练场地等,是达不到这样的长跑水准的。无论是文化学习,体育锻炼,道德培养这些创造个人品性的活动要有成效,就要来点斯巴达不可。保罗卡特里奇的《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我得好好阅读一下(买来之后放了两年多,现在必须得细细品读一番了)。    期待《斯巴达三百勇士》前传的上映,2000年的经典史诗大片《角斗士》,原计划也要拍前传,但至今过去十二年了,都还没个谱儿(梦工厂都已经被派拉蒙收购了),希望这次的前传能顺利出炉,不是忽悠。
强烈要求初中历史与社会八上第三单元第一课中,增加斯巴达部分的内容,使它的篇幅与雅典部分大体相当(雅典的内容占一页多,斯巴达只有一小节)以符合教材中第51页第一节最后一句“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城邦是雅典与斯巴达。”这个观点。
    本人在撰写此文时,保持一贯风格,没有查阅任何资料,仅凭留存在大脑中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相关古希腊历史知识,所以文中的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见谅。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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