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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从北大校长到台大校长

作者:未知 | AT 2012/08/01 18:16 | 来源:凯迪社区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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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大、南开等校纷纷复校,必须再次大规模迁徙;此时兼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公滞美未归,面临大学复员回北京的难题,然而抗战期间,由日本傀儡政权扶植的伪北大,也有教职员安置问题,酿成伪北大教职员街头抗议事件。胡适与蒋介石属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挑起复员迁校回北京与接收重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多次声明,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指大学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后代青年们看看,让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甚至痛斥为接收日据时期伪校产与伪北大教授打过招呼的陈雪屏,“汉贼不两立,连握手也不应该”。
 
燕京大学对参加伪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说,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没脸见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舍不得离开的人如果不受谴责,对不起那些长途跋涉到大后方,抛家别子,坚持国家民族大义的教授与学生。强硬手腕终于敲定北大复员难题。在开除依附日军的伪北大教职员,并上书指责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未能严审、严惩汉奸后,傅斯年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乡愿”!
 
傅斯年虽接手北大,化解伪北大教职员难题,却认定胡适适合当全国最高学府校长职务,始终定位自己是暂代校长。他努力不懈,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当开路先锋;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让胡适重返北大,毫不留恋,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8年12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政府即将全面迁台,蒋介石决定由具学界硕儒身分的傅斯年出掌台大。拗不过蒋介石与教育部长、老长官朱家骅连番游说,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赴台接任台大校长,行前傅斯年却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 。
 
傅斯年之所以受老蒋器重,一方面因其学术地位,也因为行政干才与魄力非比寻常,为大学校务,他可以放下身段到处奔走,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要钱,除陈诚、吴国祯两任台湾省主席外,甚至直接找老蒋,绝不空手而回。傅斯年曾自负地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出掌台大,傅斯年绝非想和稀泥、作烂好人,而是捐弃民初以来建“大学堂”的观念,树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成为学术重镇。
 
在傅斯年推动下,台湾大学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基本原则的一所大学。上承胡适等人在五四运动提倡的启蒙观念,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并将追求真理当作大学存在目的与指针,力求以具体行动矫正当时教育制度流弊。
 
傅斯年在台大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治校经验,便是他用极短的时间,为这所学校建立起长远的制度以及校风,形成学术独立精神与传统。大学自由学风能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坚持下去,实不容易。
 
傅斯年对独立人格的重视,藉北大台大教育精神形成传统,傅斯年个人也因为对权贵不买帐的作风而闻名。1949年,美国将领、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盛大欢迎,所有政要在旁恭迎,唯独受蒋介石之托而来接机、素称自己“坐无坐相、立无立相”的傅斯年,硬是翘着二郎腿、抽着烟斗,坐在蒋介石与麦克阿瑟旁边的沙发上,以大学校长身份与两人平起平坐。
 
傅斯年本人却是个人情味很浓的自由派学者,台大多名教授回忆,度量大、肯认错、不记仇是傅斯年的特质。他乐于接近学生、关心学生,以平等观念对待师生,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甚至以被学生敲竹杠而请客为荣,对学生的请见与回信,绝不假手他人。据闻他有次踱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地说“吹牛”,傅斯年则大笑而去。他也争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 ,避免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由台大拨给宿舍暂住,且有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公费照发,并加发菜金三十元;在资源困难时代,他也要求台大农场硬挤出鸡蛋、鱼肝油、奶粉等补给品定期供患病学生疗养。
 
傅斯年早年丧父,全赖父亲门人提携照料,因此他毕生乐于帮助故人子弟。胡适夫人与钱思亮一家来台后,没有地方居住,都是由傅斯年先提供自己位于福州街二十号的台大校长宿舍暂住,再想办法帮朋友找栖身之所。为帮助穷学生,傅斯年积极设立多项奖学金,鼓励清寒学生继续奋斗,以求人人机会均等,避免大学教育成为阶级、有钱人的专利。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回忆,他于1948年来台后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想降级转读新成立的文化人类系,因此找傅斯年商量,争取打破规定让他保留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傅斯年仅训示他研究考古、人类学、从事田野调查都是苦事,需耐得住寂寞与辛苦,也立即同意他的请求。
 
傅斯年虽是台大校长,但两袖清风,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俞大彩有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但他曾为了董作宾等几位更穷的朋友,把自己藏书卖了换钱救急。
 
随手一个烟斗、一顶呢毡帽、一袭长袍是傅斯年标准造型。但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傅斯年在台湾都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好过过瘾。傅斯年身前最后一篇文章稿费,原想拿来作条棉裤,最后他还是指示台大,查查看哪个学生最穷,就把钱送给他。最后只拜托留下二十块,打算请学生吃顿锅贴。
 
傅斯年一生虽然清贫,却从不为兼职领双薪,利与官场之名之于他十分淡薄。甚至蒋介石赠他“总统府资政”头衔与名位,连他的秘书都不曾听他提起。傅斯年在海外没拿到博士学位,有记者尊称他“傅校长博士先生”,傅斯年就说,他的博士头衔不过是海外颁发哲学荣誉博士,还是以“先生”称谓为宜,博士头衔“不值一道” 。
 
当时发生一起轰动台湾社会的年轻男女殉情事件,男子获救,女孩陈素卿香消玉殒。陈女绝笔书经报刊披露,优美文采让人一掬同情之泪。傅斯年因此与数名台大教授提议将这名女孩葬在台大校园立碑纪念,后虽因殉情案另有内情打消念头,由此却可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他以校长之尊,仍经常自顾自地在其它教授前戏谑吵闹、做鬼脸;他的生活态度随便、俭朴,不爱狗,只爱看书,靠薪水过活。据他的夫人回忆,傅斯年脑子里全是“书本、书本、工作、工作”,不喜欢家人办生日,更不记得自己生日,但母亲生日时,傅斯年却总是身穿长袍下跪磕头,展现孝道。
 
傅斯年晚年糖尿病与高血压严重,夫人早就下了禁口令,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饭、青菜与半个木瓜,也不给零用钱,避免到处乱吃,坏了身体;但傅斯年嘴馋远近驰名,尤其爱吃鱼翅,只要有人以鱼翅请客,傅斯年不问是谁,绝不缺席。钱思亮的儿子,日后当上台湾国大议长的钱复,小时后寄住在傅斯年宿舍中,他回忆,每次傅斯年领到稿费,都会偷偷找他去打牙祭,最喜欢吃卤猪脚沾上许多酱油。傅斯年不摆架子,爱下棋的他,他的司机杨国成就是棋友,也就是这位棋友,常偷偷带他到南昌街等地吃些小吃解馋,全是杨国成付帐。
 
傅斯年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加上宵旰从公,每天在台大工作十多个小时以上,欠缺休息,在外邀约演说不断,让他高血压与糖尿病病情持续恶化,并患有胆结石毛病。他的司机说,傅斯年不是不知道身体不好,需要检查;但就是怕检查后需要休息,而傅斯年就是不肯休息。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上午先参加蒋梦麟主持的农委会会议,争取保送大量的台大学生出国深造,下午出席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一向问政激切的台湾省议员郭国基提出一连串质询,包括教育部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遭窃问题,质疑台大想搞“秀才教育”?不打算普及于一般民众?傅斯年疾呼:“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资质好、有才能、有智力而肯用功的,仅为了钱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绝对要扶植他们,不能让他们被摒弃在校门之外”,“办学应先替学生解决困难,让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才能要求他们勤心用功,不替他们解决困难,要他们尽心用功,是不近人情的”。
 
未料他深恶痛绝的盗窃教材器具案,让傅斯年情绪激动、无法平复,步下讲台枯坐到散会时,仅说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随即跌倒昏迷,抢救至深夜十一时无效瘁逝,享年55岁。
 
傅斯年深受学生爱戴,“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的流言四散,台大学生情绪激动,差点串联包围省议会找郭国基算帐。也由于傅斯年已成为台大精神象征,身后安葬就在台大校门旁空地,这座小型墓园被称为“傅园”。
 
当年“傅园”地处僻静,紧邻着占用校地的一排违章木造屋。傅斯年生前认为违章建筑的主人都是做小生意过活,没必要为难人家,也就默许书店、豆浆店、钟表店在校门旁营业,傅斯年过世后,台大直到1978年才将违章木造屋拆除。
 
傅园是由台大邀知名建筑师吴炎设计,有十六根圆柱的希腊式纪念亭,大理石制墓墎放置其中,一旁几何形水池、埃及方尖碑,呈现浓厚西洋古典建筑风格,展现当时学术界对西方大学的仰慕。如今的“傅园”和台大校园融为一体,提醒上下课的钟声就是由傅园内的“傅钟”传来,数十年来不停歇。最特别的是,每节上下课,“傅钟”都是敲21响,这是源自傅斯年的一席话,“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要留下3小时作为沉思”。
 
创办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与语言历史研究所;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北大复员;开台大之先河,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是胡适认为傅斯年毕生的四大成就。
 
1943年,英国知名历史学者李约瑟到中国访问,由傅斯年接待,这位日后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闻名的学者,回忆傅斯年是个外型相当胖、头型奇特,而又健谈、西化、有趣的人。李约瑟回国前,傅斯年在一把折扇上写了《道德经》相赠,李约瑟日后则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册献给傅斯年与俞大维,见证这段奇异的东西方历史学者的相遇。这是傅斯年的温文儒雅。
 
因为傅斯年的真,让他敢于包容朋友,给予温情与照料,让他敢于说出真话,为被捕的陈独秀辩驳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直言批评从容就义的李大钊不是“就刑”而是“被害”;直斥批评胡适者,“你们不配骂胡适之”。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蒋介石,让目不识丁的军阀老粗张宗昌掌理孔孟故乡山东政务,“以为山东无人了吗”?
 
综观傅斯年一生起起伏伏,虽波澜壮阔,却也充满矛盾。他早年力主全盘西化,反对旧传统、旧学问,批判封建道德,鼓吹个人自由,甚至说保存国粹相当可笑,需全面废除文言文;他期待藉文学革命达到思想革命目的,建立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信仰,寻找让中国启蒙契机。
 
但傅斯年侧重文学革命层次的议论,仅停留在书生论政与学术圈生活,无论政治与社会改革等议题上均缺乏有力行动。到了中、晚年,国家遭遇变动之际,他坚持国家气运是匹夫无可逃避的责任,展现的却是传统知识分子格局。而且傅斯年虽未任官,却与蒋介石、国民党关系深厚,介入政务过深,都让他对外难以辨明。
 
傅斯年的局限,正凸显五四以降,知识分子的不安与矛盾,以及中国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混乱。傅斯年的分量与影响力,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明显遭低估。这位五四健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最后被局限在孤岛一隅的国民党做小了,更是大时代悲剧的剪影。
 
无论如何,傅斯年一生在民族原则与精神上的坚持无庸置疑的。他坚持抵御日本侵华,注重培养学生民族气节,面对日本入侵华北,施以恐怖与威吓统治,傅斯年在北京仍毫不畏惧,鼓吹抗日,以“不屈服”的立场对抗军事强权;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以北大历史系主任的身分,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质疑;为彰显民族气节,以保国家气运,以及国家必需有史鉴提振民族精神的主张,促成北大教授编纂属于中国人的通史,也就是钱穆的巨著《国史大纲》。
 
毛子水誉他有“浩然之气”,傅斯年有话直说、不惧权贵,即使面对亦师亦友的胡适也一样。日军入侵华北、热河之际,胡适反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论调,主张积极对日交涉,保存实力,遭傅斯年激烈反对,扬言退出独立评论,贯彻“老百姓第一愿望是让国家统一”主张。他期勉儿子,做人之道必发端于正气,“若不能看破生死,必为生死所困” 。
 
尤其是虽仅治校年余,奠定学术自由风气让傅斯年受台湾大学后人景仰,一如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性言论的知识来源,傅斯年的个人风格形成对大学的想象,在威权统治时期,他化身学术独立的神圣性,成为台湾抵抗政治高压的共同荣耀。其后五十年,台大数次校园抗争事件,都在傅园内的傅钟前、杜鹃花旁慷慨上演,纪念傅斯年的“傅钟”成了台大自由校风的重要象征。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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