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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的思考

作者:陈诚 | AT 2013/03/12 03:42 |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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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与统一:古希腊城邦发展之路的张力分析
—— 读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的思考
 

【摘要】古希腊城邦发展中并存着使诸邦分立的离心力和引领诸邦统合的向心力。本文从城邦的地理环境、社会宗教特征、经济基础、公民集体本质、精英政治思想五个方面讨论了离心作用产生的原因;认为向心作用是由历史规律决定、以共同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强大民族认同为基础,并在“霸权同盟—邦联国家—亚历山大帝国”的实践中逐渐推进。两种力量彼此交织、共同作用,使城邦文明始终保持着一体多元的政治文化格局。
【关键词】古希腊城邦 帝国 离心作用 向心作用 弗格森

        美国史家威廉.弗格森的《希腊帝国主义》旨在梳理古希腊帝国主义的发展线索,但也提示了人们对城邦文明中两种反向并存的趋势的注意:一是城邦间的离心倾向,使它们始终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真正持久、稳定、强大的统一民族国家;二是城邦间的向心倾向,从雅典、斯巴达的霸权,到彼奥提亚同盟开启的双重公民权的联邦主义,再到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政治一体化确乎是潜在、缓慢地推进。简言之,既要保持分立,维护城邦属性,又力图走向统一,逐渐趋于更为高级、更具凝聚力的大型奴隶制帝国。这样两种作用使古希腊城邦在一对相反相成的张力中演化、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恒河流域的独特之处。
一 城邦之间的离心作用及原因
         弗格森将希腊城邦比喻为只能依靠分割、复制获得发展,而无法融合壮大的单细胞有机体,认为除非改变细胞壁的结构,即改造城邦本身,否则无法将它们联结、整合为一体。[1]其言下之意就是,希腊城邦与帝国之间存在着客观的、难以弥合的矛盾对立,使它难以发展为帝国,且即使发展为帝国也难以长期维持。[2]那么,希腊城邦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其性质与特征是如何造成了使它们难以聚合到一起的离心力,从而出现与帝国形态之间的内在撕裂,就成为我们要追究的问题。
        自然决定论者总是惯于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特色及其影响来着手回答。他们认为城邦制是以地中海世界所独有的地缘自然条件为根本条件的,离开了那种独一无二的条件,便不可能有绵亘数百年的希腊城邦。[3]首先,古希腊海陆交错、关山阻隔的地理环境营造的是一个个具有孤立性、封闭性的生存空间,这推动古希腊人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和独处不群的保守、排外主义,上升到国际关系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崇尚多元、竞争,追求独立、自治、自由的政治原则。[4]可以说,“自由”这个概念正是古希腊人最明亮的标签。莫米利亚诺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eleutheria’(自由)已经很明确地既意味着免受外部权力,尤其是波斯人侵害的自由,也意味着着政治自由。政治自由通常被认为包括法律统治(与僭主政治相对),言论自由,以及在宪法事务方面反对外国干涉的安全保障。”[5]其次,狭小、零碎的地形所孕育的政治单位在外形上必然以小国寡民为起点,并且比那些一马平川的地区维持更为长久的时间,更难扩张为帝国。“希腊地区如要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显然要求比前述大河流域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自身的政治组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在别的许多地区在铜石时代小邦已经扩张为帝国了,而在此地,时至铁器时代,时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历史仍旧让这里的小邦们维持着自己小国寡民的舞台,而演出一幕幕古代非专制政治最为精彩的戏剧来。”[6]易建平老师认为,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基础因素,而此时间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7]最后,地理造成的小国寡民状态在起初是被动接受的,但后来却被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主动标榜,他们主张理想城邦的人口和地盘当以 “足以达成自己生活所需而又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为适当限度,以至人人彼此认识、“互相熟悉各人的品性”[8],城市和农村分野模糊,居民城乡融合度非常高。[9]在这样的城邦内,居民关系亲密,经济利益、职业方式、生活态度趋同,信任度、认同度很高,相对更加团结。但反过来,对外部居民而言,就更容易形成排他性的城邦本位主义,造成邦际隔膜,难以统一。
        希腊城邦之间的离心作用还与它们浓厚的血缘色彩、鲜明的家庭特征及深刻的宗教属性有关。学者们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财产与地域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确实有所扩大,但不管如何扩大,血缘关系依旧是实行非专制政治国家核心的公民集体或公民公社的第一基础,所谓财产与地域原则也是建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作为一般通行的原则,仅有财势,并居住于某一城邦之内,若无血缘关系,是不容易取得该邦的公民权的。”[10]所以说,血缘关系始终是希腊城邦的天然基础,其活力是很难消抹的。“希腊每个城市都从久远的部落传统中继承了强烈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与此相较,种族统一的情感微弱而淡薄。消灭一个城市的政治认同,犹如取人性命。”[11]这为城邦的长期林立提供了合情、合理、合法之依据。血亲结成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这是城邦的细胞。弗格森援引法国著名的古代宗教研究专家菲斯泰尔.德.古朗士于其著作《古代城市》中的观点,指出“城邦是根据已经存在的家庭模型精心构造的人为结构;家庭是为了崇拜祖先组织创建的宗教团体。”[12]对祖先的尊崇与敬仰,也使希腊人更加依恋、膜拜城邦的土地。“这样,我们看到埃涅阿斯离开一片火海的特洛伊时,便带上一把故乡的泥土。”[13]在他们看来,既然城邦的土地屹立着祖先的坟茔和用以供奉的寺庙,那么这片土地便具有了特殊的神圣性,成为他们生命的根基。因此,面对外人的进犯,必须奋起迎击、竭力坚守,绝不能一走了之。这种理念也加剧了其本位意识和排外情绪。再者,城邦的全体公民——无论贵族亦或平民——可上溯的血缘终端都是同一祖先,所以所有居民都通过一个独特的血缘关系被联结起来。这增进了希腊人在同一城邦内的身份认同,反过来,也突出了其与外邦人的对立。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火、家神,各家的神相互排斥,甚至敌对,所以家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离心的倾向,这不仅导致政治基础的分离,而且家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家族战争撕裂着城邦。因此,建立在家庭模式上的政治生活不仅非常脆弱,而且被捆缚在家庭的狭小角落,无法获得充分的伸展。”[14]最后,城邦作为宗教祭祀团体的特征也使它具有强大的排外性。裔昭印老师以雅典为例分析城邦的性质,指出“雅典城邦是一个排外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雅典城邦限制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宗教仪式的考虑,雅典人不愿意由于外人混入家庭部落和城邦的祭祀而亵渎神明,给他们带来灾难。”[15] 看来,“城市人”与“乡下人”这种地缘、经济身份差别的模糊和由共同祖先的认知所形成的血缘、信仰身份差别的消除,使古希腊人在各城邦内部的融合度非常高,而内部的凝聚力越强,对外部的拒斥力也就越大,由分散走向整体的道路就越艰难。
       马克思主义者讨论上层建筑必定不忘对经济基础进行一番考察。古希腊长期维持着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分散的小规模奴隶制经济,使城邦这一政治形态得以保持高度稳定。徐松岩老师的研究表明,即使进入公元前四世纪的城邦危机时期,虽然确实出现了某种土地集中化的趋势,但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况也并不严重。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数量上仍占压倒性优势,而且地位也较为稳定。[16] 这种经济状况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城邦政体基本稳固,明显的权力集中趋势没有出现。[17]换句话说,当时希腊仍不具备生成大型统一帝国的条件。
       毕会成老师将古希腊城邦长期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归结为“与公民合一的城邦制度”[18],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们一个主流的看法。众所周知,城邦在本质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公民土地的集合,以及以城邦事业为共同目标、能够聚集起来有效处理问题的一群人。[19]只有在城邦中,公民才将土地所有权、政治参与权两大基本权利系于一身,“如果有人脱离了城邦,脱离了公共空间,那也就意味着他在主动放弃公民权利。没有了公民权,也就丧失了自由而体面的生活于城邦之中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与生活保障。”[20]因此,修昔底德说“男人即城邦”和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城邦的动物”,都揭示了公民与城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激起公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主体热情高涨,使他们充满爱国主义使命感。但这种爱国主义是建基于城邦各别主义的,正如弗格森所说,“糟糕的是,他们所热爱的国家不是全希腊,而仅仅是某一城邦的领土。”[21]徐晓旭老师在希腊民族认同视域中将城邦各别主义理解为亚群体性认同的内在动力,并认为在古希腊人城邦、部落和民族三重生存空间中,由于古希腊人切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都处于城邦之中并依赖于城邦,所以城邦公民的身份是他最重要的身份,城邦认同在重要性上超过了部落认同和民族认同,占有至上地位。[22]所以,公民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对城邦全情投入、大力支持、无私奉献,为城邦的安全与延续而百般努力,以至不惜抵触更高层次的群体性认同。值得注意的还有制度方面的因素。公民们对城邦事务广泛、深刻的参与,极利于集体治权而非专制主义。这种非专制的政治,从两个方面制约着常常与大型帝国统治相伴随的独裁威权的发生与发展:一是由于原始民主传统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既使任何领袖不敢轻易甩开贵族会议或民众大会,实施个人统治,也阻碍着社会大众对政治威权的屈从[23];二是行政过程具有相当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易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以压倒性优势向独裁者发动挑战。[24]
       古希腊知识精英们的政治思想在根本上也表现出对统一帝国的抗拒,他们的一切主张、设计都是在不取缔城邦制度的范围内通过优化、改良寻求城邦的新出路。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等古希腊的知识精英无不对当时由少数强国引领的、一波接一波的统一运动予以谴责和抵制。修昔底德借克列昂等人之口揭露帝国实际上是暴政,一种没有道德许可而行使的主权,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的神圣职责就是推翻它;[25]柏拉图宣称,“生活在和平中,自由而自治,安全地享有自己的领土”就是每个城邦的梦想。[26]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众城邦有强弱之分,但禁止强者统治弱者这一普遍原理在邦际关系中应用。“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强者”是一个‘绅士’。”[27]最具讽刺性的是伊索克拉底,这位长寿而著名的修辞学家、演讲学家,虽然一度恳求腓力帮助希腊平息纷争,团结诸邦一致对抗波斯,但当马其顿大军在喀罗尼亚大获全胜之后,后者所表现的与波斯人别无二致的征服者的姿态却令他始料不及。面对希腊自由主义的丧失,他羞愤难当,绝食而亡。知识精英们的政治思想虽然满怀浪漫主义、气节和风骨,但的确没有顺应现实潮流,呈现出种种弊端。比如,弗格森指出,“当世界需要创造更大的领土国家时,柏拉图却试图修补城邦的政体;当对外政策值得人们给予主要注意时,他留心的却是国内政治。”[28]为了克服家庭与城邦双轨制带来的张力,柏拉图毅然选择舍弃家庭,取缔祖先的权威,这种大胆而荒唐的行为注定他的理想国将必然只是空想主义的乌托邦。又如,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强者—绅士”理论契合了当时人们对“和平”的理解——“在公元前4世纪,人们看到,没有一个城邦能从对其他城邦的自由的侵犯中逃脱,而只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接受外国势力的监护,并最终使和平成为永久性的。…….和平需要一个保护者,并赋予保护者一种超人的价值。‘赐予我和平,因为你是主’。”[29]——但古希腊人向往的“和平”本来却是那种在互相认可各自城邦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和睦共处的理想状态,是彼此平等而无人凌驾于众人之上支配、控制和干涉,从而应与“自由”具有一致性。可事实上,“古代政治自由从未发现与和平相调和的方式。”[30]因为在自由状态下,所有人的诉求都不一样,更容易发生的是冲突而不是和平。亚里士多德口中由绅士般的强国引领的和平,其实是在强国膂力笼罩下实现的一种虚假平衡。因为如果和平是需要保护国的,那么对于被保护国来说,肯定谈不上无条件的、充分的政治自由。这个意义上,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对“和平”的定义与接受与真正的“自由”出现了某种无奈的错位。当然,知识精英们的政治主张的局限性根源于他们作为城邦衰落的当事人,或出于对城邦的留恋,或出于对帝国主义的反感,他们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都使他们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从而准确地判断城邦与帝国的未来走势,并对二者作出公允评断。无论如何,知识精英们的政治理论代表着一个社会最智慧、最高尚的价值观,所以这些事实上落后却为时人所赏识的思想也构成了城邦通往帝国道路上的一种阻力。
二 城邦之间的向心作用及原因
        林志纯先生提出的“城邦—帝国”是古代世界普遍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肯定,廖学盛先生将之诠释为“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联系的加强,阶级矛盾的深化,小国林立的城邦时代,不管在世界的哪一地区,或迟或早地要被地域比较广阔、靠常备军和官僚机构进行统治的高一级的国家组织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所取代。”[31]按照这一理论,古希腊也必然经历这一转型。传统认为,古希腊由城邦到帝国的转变主要是受到马其顿和罗马外力推动的结果。但希波战争中的雅典同盟、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同盟、以及后来崛起的底比斯领导的彼奥提亚同盟等,都使人们有理由揣测,如果给予希腊文明足够长的存续时间,那么,是不是即使没有外力介入,某个希腊城邦最终也会自主地发展起来,扩张为一个统一的大型奴隶制帝国。
        在共同文化高度发展和与外族抗衡的过程中日益清晰、强化的民族认同是古希腊城邦之间向心运动的现实基础。希腊人的民族认同来源于一种与城邦各别主义相对应的群体性内在动力——泛希腊主义。徐晓旭老师将之定义为,“认为所有希腊人——无论来自哪个城邦或部落——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共性和共同利益的观念、言论及与之相关的行动。”[32]通常认为,泛希腊主义首先是在希腊各邦驱逐波斯、一致御外的过程中产生的。希波战争促使希腊人明确自己与蛮族人的区分标准:血液、语言、神殿和祭祀的仪式。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些方面所具有的共性。但徐晓旭老师指出,与蛮族人的斗争并不是泛希腊主义的起点,只是起到强化的效果,关键在于希腊人自身共同文化的高度发展。这种共同文化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泛希腊范围的宗教聚合。“奥林匹亚、德尔菲、地峡和内美亚等泛希腊宗教崇拜圣所、节日和制度的建立,是宗教聚合和群体认同建构在范围上由城邦、部落到超部落而后再进一步扩大的最终结果。”这些泛希腊宗教圣所和集会最晚也比希波战争早1个世纪出现,说明在与波斯人冲突前,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就已经开始了。[33]伊索克拉底宣称奥运会的功能包括“使我们停战议和,化除现有的仇恨,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使我们在共同祈祷、共同献祭的时候,想起彼此间的血族关系,感到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加亲善。”[34]显然,揭示了泛希腊宗教圣所和集会的实质是依靠泛希腊的民族认同而聚集起来并反过来加强这种认同的一体多元的邦际公共空间。“一体多元”,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点明了古希腊城邦分立与统一、离心与向心两种趋势并存造成的独特张力。城邦世界在与蛮族人的对立中,尤其在共同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覆盖下,从来是以一种整体的姿态存在于古希腊文明的历史中。
       “打破民族、政体和文化的狭隘界限走向统一的大国乃至帝国是希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35],这并非一句空洞浮夸之语。古希腊历史上出现的数量繁多、种类多样、性质复杂的诸多城邦同盟就是一种生动、真实的尝试。弗格森在《希腊帝国主义》中勾勒了一条古希腊如何由单一城邦到雅典、斯巴达的霸权主义同盟(较松散的城邦同盟),到由彼奥提亚同盟开启而为后来的阿凯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继承和发扬的邦联主义国家(紧密的城邦同盟),再到建立统一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发展脉络[36]。这条脉络显示了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政治实践,清楚无误地说明,就当时的古希腊社会而言,统一确是大势所趋且正在不断推进。这种推进可以被更具体的表述为:1、雅典同盟是不赐予雅典以外的盟邦居民以雅典公民权的,因为“要雅典人与其他所有人分享他们付出如此多的牺牲而得到的利益,完全与他们的自豪感不相容”[37];2、到了彼奥提亚同盟时期就出现了双重公民权(或称联合公民权、共同公民权),即居民不仅拥有自己原来城邦的公民权,而且可以拥有整个联盟的公民权。这样做的好处是“共同公民权必须以种族共同体为前提的顽固理论被抛弃”[38],在保证城邦自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城邦单打独斗而可能遭受的危险,从而对同盟的发展创造了更大可能。但彼奥提亚同盟的议事会“是根据人口比例代表制组成的,使得地区而不是城市成为组成单位,结果较小的城市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倾向于反对联合到一起。”[39];3、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克服了这一问题。他们以城邦为单位分配负担和利益,在议事会中实行一城一票。这样,每个城邦在同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力。另外,它们的“联邦运动主要不是以任何一个城市的活动为基础,而是基于共同感到的需要,因此,阿凯亚联盟的首都是埃吉乌姆,埃托利亚同盟的首都是特尔蒙,像华盛顿、渥太华和堪培拉一样,是中立的集会地。在希腊联盟历史上,这是某种新的东西。”[40]。但两大同盟的自然愿望仍与古老的城邦一样,是“独立”[41],各盟员的离心倾向使同盟最终也难以形成统一帝国。所以尽管联邦制度将城邦与帝国精神之间的对立“降到了最低程度”[42],但还不够。4、弗格森认为亚历山大通过自我神化完成了这桩不可能的任务,“彻底调和”了城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43] 他的逻辑是,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被征服城市的屈服,自然能让世界上所有城邦有可能在一个单一的、庞大的领土国家中获得永久的联合。[44]
        这样看来,似乎邦联国家已经是在古希腊城邦文明时代范畴内向心运动所能够造就的最高形式、最大程度的集中。但有学者对此发出歧见,并试图以论证雅典同盟的帝国性质来说明城邦间的向心力量有时大得超乎预计。实际上,雅典同盟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地域上看,雅典同盟属于跨地区性同盟;从同盟成员间的地位来看,雅典同盟属于有盟主的同盟;从结盟的主要目的来看,雅典同盟属于军事性攻守同盟。[45]但从同盟的组织形式来看,就出现了争议。目前学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盟中各邦一开始是彼此平等,后来逐渐转变为不平等,雅典被尊为盟主,可以支配其他各盟邦。但同盟本身始终是若干城邦的联合体,而非单一主权国家[46];第二种看法认为盟中各邦始终不平等,雅典处于统治地位。同盟本身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显得结构松散,但那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本性质。[47]徐松岩老师将雅典同盟视同于雅典国家、雅典帝国而区别于雅典城邦,甚至索性将雅典同盟和提洛同盟切割开来看作两个概念,认为后者指由帕尼奥宁同盟演化而来的反波斯同盟,该同盟内部各成员国原则平等,各有一票表决权;前者则指雅典与提洛同盟结成的同盟,在该同盟中,雅典有权对提洛同盟会议的决议加以表决,说明雅典的地位高于提洛同盟,更高于任何单个成员国。在此基础上,徐师比较激进地得出“雅典不属于提洛同盟成员”的结论。[48]我个人的观点是:雅典同盟盟中各邦地位的确起初就不平等,雅典的确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巴达消极应战的情况下,只有雅典强大的海军势力能带领各邦继续对抗波斯,那么当其他各邦需要与雅典结成一个以争取解放、维护独立为宗旨的同盟时,必定从一开始就默认、支持雅典占据领导地位,享有种种特权;但雅典同盟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单一主权国家,而是在雅典淫威慑服下维持的城邦联盟。因为尽管雅典从多方面插手、操纵、剥削、镇压着原提洛同盟诸国,它们皆向雅典称臣纳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盟邦在军事、外交、经济、行政、法律方面的主权根本丧失。各邦仍在法理上享有与雅典平等的地位和主权。况且,雅典始终只是依靠同盟会议决议的形式行使意志,没有(也无打算)在各邦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整齐划一的、永久固定的统治机器。从弗格森的论述来看,他也认为雅典同盟只是一群由条约聚集在一起的主权国家,城邦仍然是最终的政治单位。“严格说来,雅典和斯巴达的统治是一种霸权,不是统治,是一种流动的、暂时的领导权,不是永久的宗主权,它是人们所说的特殊环境的需要”,“是一种迫于政治必要性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49]
        其实,不论雅典同盟,乃至其他各个同盟,在性质上究竟是一群国家还是一个帝国,作为向一种更集中、紧凑的权力组织形式靠拢的尝试,显示了在城邦间向心作用之下,希腊由分立走向统一的愿望和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三 结语
       保持分立的离心作用与走向统一的向心作用交织缠绕、相互作用,形成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的一对张力。这种张力决定了在城邦长期存在(可以视为一种相对的静态)的同时,以突破城邦、统合壮大为目的实验层出不穷(可以视为一种充满变数的动态),使希腊文明既散发着悠久年华的从容气韵,又富有开拓求新的活力。
       由于向心作用,城邦不断做着统一的尝试,但由于离心作用,这些努力难免归于失败,即使在公元前338年到公元前27年期间,希腊形式上处在大国的治权之下,但城邦在大致上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原有的基本特征,其版图具有永久分裂性。[50]具体地说,城邦本位主义使希腊人难以容忍屈服于另一城邦或某一外族主人的统治。比如,提洛同盟中的任何成员其实都不愿依附雅典,他们所以如此,仅仅是根据特定的条件,出于特定的目的。“对那些盟邦来说,无论雅典是傲慢还是和解,是作恶者还是施恩者,都是一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摆脱的外国统治者。”[51]所以一旦雅典自身出了问题,势力下降,其同盟自然就迅速地“树倒猢狲散”了。又如,弗格森把亚历山大之所以建立起世界君主国的原因,归功于他所实行的自我神化的政策。如果这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由于城邦本身的公民团体性质以及神人同性共性的宗教所致使的古希腊不能形成,也不必形成的神化领袖的传统,似乎就成为使古希腊难以滋长专制、威权主义,即缺乏将分散林立、各具特色的城邦捆绑为大型统一集权帝国的绳锁的又一原因。但如晏绍祥老师指出的,亚历山大的政策仍未克服城邦分立主义,即使他继续在位,也未必就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希腊的统一问题。[52]再如,联邦主义的失败,也不是由于制度不够完善,除了罗马等外族侵入提前终结了联邦主义的前途之外,根本原因还在城邦这种国家形式本身。
        诚如弗格森所言,“希腊国家形态的发展笼罩、规避着帝国主义,但最终证明了帝国主义的正当性。”[53]古希腊的历史发展既竭力拒斥统一、专制、大型的国家形态,但又不断、自觉地进行着这种渗透和尝试。尽管其尝试的结果,即某种联盟、邦联,大都呈现出时间上的短暂性、空间上的局部性、组织结构和联系密度上的松散性,且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毕竟关照了古代世界由城邦到帝国转化的必然规律。换个角度看,也正是在向心与离心的张力平衡之中,一种理想主义的、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格局得以永驻古希腊文明。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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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前言第1页。
[2]在包括弗格森在内的大多数古代史学者们那里,“帝国”这个词不一定必须是指大型君主专制国家,而泛指对其他国家、区域、民族实行统治,拥有广土众民和统一主权的国家;“帝国主义”就是实现、维持这种国家所凭藉的军事、政治手段,乃至经济、文化措施。本文中的“帝国”和“帝国主义”均为此意。
[3]阮炜:《独特的希腊城邦》,
http://www.cawhi.com/plus/view.php?aid=5285
[4]肖厚国:《什么是城邦》,载于《海国图志(第六辑)古希腊的傲慢与偏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73页。
[5][意]莫米利亚诺:《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王恒、林国华译,载于《海国图志(第三辑)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66页。
[6]易建平:《从小国寡民看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载于施治生、郭方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25页。
[7]易建平:《从小国寡民看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载于施治生、郭方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23页—126页。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1326b24,1326b 1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361页。
[9][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6—7页。
[10]易建平:《从小国寡民看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载于施治生、郭方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18页。
[11][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8页。
[12][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4页。
[13]肖厚国:《什么是城邦》,载于《海国图志(第六辑)古希腊的傲慢与偏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81页。
[14]肖厚国:《古希腊家庭、城邦及宇宙》,
http://www.swupl.edu.cn/fxyjs/content.asp?cid=834197021&id=890346622
[15]裔昭印:《从城邦的特征看古代雅典妇女的地位》,《世界历史》,1999年05期。
[16]徐松岩:《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邦危机及其特点》,《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03期。
[17]王大庆:《古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的困境与规律》,《河北学刊》,2010年04期。
[18]毕会成:《试析古希腊城邦长期存在的的原因》,《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
[19]肖厚国:《什么是城邦》,载于《海国图志(第六辑)古希腊的傲慢与偏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76、79页。
[20]王晋新:《动荡变换 成就斐然:西欧文明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44页。
[21][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0页。
[22]徐晓旭:《古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大学报》,2008年06期。
[23]郭小凌:《雅典民主制的形成与发展》,载于施治生、郭方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31—132页。
[24]易建平:《从小国寡民看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载于施治生、郭方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20页。
[25][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2页。
[26][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51页。
[27][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60页。
[28][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53页。
[29][30] [意]莫米利亚诺:《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王恒、林国华译,载于《海国图志(第三辑)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65—67页,第78页。
[31]廖学盛:《试析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世界历史》,1986年04期。
[32][33] 徐晓旭:《古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大学报》,2008年06期。
[34][古希腊]伊索克拉底著,罗念生编译:《泛希腊集会辞》,载于《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
[35]王大庆:《古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的困境与规律》,《河北学刊》,2010年04期。
[36]雅典、斯巴达虽然都依恃强力建立了以自己霸权为中心的城邦同盟,但它们的城邦同盟都实行单一公民权,尤其限制盟主城邦的公民资格。组织结构上仍属于相对松散型城邦同盟;邦联国家是指一个国家在地方上有地方公民权同时又有联盟公民权,公民既受地方权力统治,又受联盟政权统治。它属于紧密型城邦同盟。可参阅孙晶晶、李慎令:《古希腊城邦同盟的类型》,《前沿》,2010年第7期。
[37][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6页。
[38][39][40][41][42][43][44][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25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1页,第17页,第19页,第79页。
[45]孙晶晶、李慎令:《古希腊城邦同盟的类型》,《前沿》,2010年第7期。
[46]日知、张强:《雅典帝国与周天下》,《世界历史》,1989年06期。
[47]徐松岩:《试论雅典帝国》,《西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
[48]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3年03期
[49][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3页。
[50]毕会成:《试析古希腊城邦长期存在的的原因》,《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
[51][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38页。
[52][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42页。
[53][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3页。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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