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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李月 陈恒 | AT 2013/03/30 06:22 |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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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已历一百多年,其发展历程随西方世界古代经济史的发展起起伏伏,大致经历了“罗斯托夫时代”、“芬利时代”和当下的“后芬利时代”,期间虽有波折,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开始升溫,国內学者对这一领域也开始有所关注。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加之研究条件不断改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托勒密埃及 经济史 回顾 展望

  公元前304年,救世主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04—前283年在位)在埃及称王,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之后,他与后继的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普斯(Ptolemy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对埃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建立了既体现希腊特征、又独具埃及特色的经济体系。对于这种经济体系,我们既可把它视为古希腊经济制度的延续,又可把它看作法老时期埃及经济制度的发展,还可把它当成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成果。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古希腊、古埃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有重要作用。

  由于学科、领域交叉和资料匮乏等原因,相比古希腊史、古罗马史或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历程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然而,就在这一百多年里,它见证了世界古代经济史研究大潮的起起伏伏,其自身的发展也可圈可点,且对当下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这一研究领域了解不多,因此,笔者欲在考察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简单梳理。[1]

  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西方古典学界素有写古希腊通史的传统,以至于某个学者写一部《希腊史》并不新奇,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年)在19世纪末期出版的《希腊史》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并不是因为贝洛赫在书中的独到见解,而是因为他写作观念的创新。他写《希腊史》上迄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下迄公元前217年,并计划一直写到苏拉统治时期。这在时间上突破了西方传统希腊史观,把希腊史的叙述范围扩展到了几乎整个希腊化时代。[2]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叙述经济方面的历史,仅描述希腊化经济的内容就占到了近半卷的篇幅。这是以前的《希腊史》著作完全忽视的,因而被古奇(G.P.Gooch,1873—1968年)视为书中最有创见的部分。[3]通过这部《希腊史》,贝洛赫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喀罗尼亚战役不但不是希腊史的结束,反而是它的极盛时期。经济史从前一直没人理会,这时也应取得它应有的地位。”[4]

  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在当时却只能算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后期,德洛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学术领域研究。[5]差不多同一时期,“经济史”作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也在德国产生和成熟起来。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都开始逐渐认识到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到经济史领域。这是一个启蒙时代,它不仅促使许多像贝洛赫那样的希腊史家改变了对传统希腊史学的看法,还引导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希腊化经济史的探索。相应地,作为希腊化经济史重要分支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界已有一批学者开始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的《托勒密埃及的财政》、德国学者莱勒(Theodon Reil,1889—?)的《希腊化时代埃及工业知识论》、列克勒克(A.B.Leclercq,1842—1923年)的《拉格德史》、俄国学者哈瓦斯托夫(M.M.XBOCTOB)的《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纺织业》、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1870—1952年)的《公元前3世纪埃及大地产》等。[6]此外,一些研究希腊化史的学者也在其著作中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一定涉及,例如塔恩(W.W.Tam,1869—1957年)就在其《希腊化文明》一书中广泛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模式、税收、农业生产、专卖制度、商品销售等内容。[7]这一系列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诞生。

  在这些早期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罗斯托夫采夫,他精于考古,著述颇丰,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原始史料和研究资料,奠定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基础。[8]罗斯托夫采夫具有极好的考古学素养。早在大学期间,他便和哲别列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组成一个学术小组,研习古代文物。1895年,他在西欧访学期间,曾广泛考察古典文明的遗迹,在考古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能够娴熟运用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进行写作,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对于刚刚起步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罗斯托夫采夫还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在研究希腊化史时,他尤为关注经济史,其在1935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名为《希腊化世界及其经济发展》的就职报告就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9]而在研究希腊化经济史时,他又尤为关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他陆续发表了关于希腊化经济史的论文22篇,其中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论就占了15篇之多。[10]在当时史料极为匮乏的学术环境下,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其他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未有望其项背者。这些质、数皆优的论文加上之前提及的那本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足以奠定他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罗斯托夫采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希腊化社会经济背景下第一次全景式勾勒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全貌,而且第一次运用古代经济史理论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他将“古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41年,罗斯托夫采夫的煌煌巨著《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问世,[11]该书正文两卷、注释一卷,厚达1779页,历时15年完成,集合了罗斯托夫采夫在这一领域数十年的学术思想、考古和研究成果,代表着当时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为希腊化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自然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重点,他花费大量篇幅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内容涉及经济改革、自然资源开发情况、商业、货币、银行以及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专卖制度等,将一幅生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画面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时至今日,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仍是许多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这位极具天赋的历史学家是“古史现代化”的狂热推崇者,他把托勒密埃及商业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货币流通、产品生产和销售看作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把专卖制度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把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敛财行为看成资本家追逐利润,这些都给当时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古史现代化”的烙印。无疑,在今人看来,“古史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端,早已被学者抛弃,但在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却盛极一时,以德国学者迈耶尔(Edward Meyer,1855—1930年)和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几乎主导了20世纪上半期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而罗斯托夫采夫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则意味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融入到了当时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大潮之中,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20世纪上半期,罗斯托夫采夫主导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其对早期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功绩,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影响,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渲染上浓重的“古史现代化”色彩,又为其在“芬利时代”[12]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衰落与复兴

  “古史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循环论,它完全忽视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只注意社会现象的类似,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从50年代开始,随着这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㈩来,以芬利(M.I.Finley,1912—1986年)为代表的“原始派”对“古史现代派”进行了尖锐批判。[13]罗斯托夫采夫成为众矢之的,希腊化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冲击。一方面,后来的学者对希腊化经济史任何领域,尤其是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的研究都必须面对罗斯托夫采夫“古史现代化”的论著,而正如戴维斯(J.K.Davies)所说:“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遗产,在极端不同的学术氛围中继承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将是一项巨大挑战。”[14]另一方面,“原始派”强调古代经济的封闭性,并不承认不同区域、文化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希腊化经济史本身并不认可。

  1973年,芬利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经济》。该书中,芬利构建了一个替代“古史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新经济模式,[15]并大胆地将这一模式应用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的整个希腊罗马经济史,然而对于希腊化经济,芬利却几乎一笔带过:

  希腊化时期的界定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在古代经济研究中形成了严重的误解,因为这三百年间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希腊社会:一个是古希腊世界——包括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它们尽管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经济却没有变;另一个是被并入古希腊世界的新东方区一一包括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被马其顿征服者、随之而来的希腊移民、甚至更晚来到的罗马人改变,因而并没有“希腊化经济”一说。[16]

  自此,希腊化经济被完全排斥在“芬利模式”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许多研究古代经济的史家都回避了敏感的希腊化时期,专注于研究其他时期的社会经济。致力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大都默默无闻,鲜有作品发表。

  在这种大环境下,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极少,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专著,只有关于希腊化世界或托勒密王朝的通史性著作才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略有涉及。在这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纸草学家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3卷本)和希腊化史家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7]前者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贡献在于他细致分析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情况,而贸易又广泛涉及市场、货币、专制品生产与销售、王室贸易、关税等,据此,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可窥一斑。此外,弗雷泽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创见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城市的视角去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这对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很有启发。在当前学术环境下,将城市史与经济史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新的认识和突破。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在材料组织上类似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都是以政治史开篇,然后按国家对希腊化世界各个区域进行分章细述。对于托勒密经济,他将之与托勒密埃及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综合分析。较之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分析方法,沃尔班克的这种分析方法更利于进一步理解托勒密经济制度或现象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虽然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代”,“芬利时代”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所衰落,但总体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缓慢发展。一方面,对希腊化时期遗迹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纸草学、碑铭学、钱币学、埃及学等辅助或相关学科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期,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积累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芬利时代”对古史现代派的批判,一些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逐渐摆脱了罗斯托夫采夫史学思想的束缚,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而“芬利模式”对希腊化经济的排斥又使他们远离了原始派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避免了“芬利模式”的局限,还拓展了研究者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更新、更科学的研究方法。

  进入90年代,“芬利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它既不能在细节上对古代经济中诸如信贷、营销等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在总体上对古希腊罗马世界,尤其是希腊化时期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成熟程度做出正确评价,因而遭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质疑。1998年,在芬利的《古代经济》出版25周年之际,古代经济史学者在斯坦福召开大会,集中讨论了“芬利模式”的种种弊端。大会基本否定了“芬利模式”,指出古代东方(这里主要指西亚、埃及等)经济远比传统智慧所能想象到的更加复杂和变化多端,因此需要学者们进行许多芬利没有做过的尝试。由此,希腊化经济史研究进入了“后芬利时代”。[18]

  “后芬利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学者们对“芬利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在这种批判和反思过程中,被“芬利模式”列为禁区的希腊化经济史又重新进入了古代经济史学者们的视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相应地重新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于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量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又开始繁荣起来。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我们正受益于这种繁荣带来的丰硕成果。相比之前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果,这些新出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著作方法更为科学、视角更为独特、视野更为广阔、分析更为细致,是我们深入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的重要文献参考,这里列举几部较有代表性的专著。

  曼宁(J.G.Manning)的《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间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深入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问题。[19]他从宏观经济背景介绍和地方个案研究两个层面人手,通过广泛而细致地研究从底比斯和法雍最新出土的纸草文献,指出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了托勒密埃及南北两地土地所有权的差异,而在对土地所有权的类型与性质界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是古埃及旧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延续,以此为基础,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对土地所有制结构又进行了希腊式改造,如军田制的引入和推广等。曼宁还发现,尽管托勒密埃及希望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但整个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地方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是埃及强大的本土祭司集团与其马其顿统治者抗争的结果。虽然仅从底比斯和法雍两地抽样分析整个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未免以偏概全,但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更利于突出托勒密埃及特有的南北经济制度差异,这对于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其他经济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雷登(S.V.Reden)的《托勒密埃及的货币:从马其顿人征服到公元前3世纪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20]该书分别研究了货币经济对托勒密埃及城市和乡村的影响,系统研究了货币在埃及地区的税收、租金、工资、信贷、劳动合同、银行、商业中的作用,并梳理了以货币为纽带的各经济利益方(借贷者与贷款者、包税商与纳税人、商品买卖双方等)之间的联系,进而又强调了托勒密埃及货币体系对整个托勒密经济兴衰的巨大影响。该书以货币为中心,研究触角伸向托勒密经济工、农、商、税等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是典型的以小见大,且其视角独特、研究面广、分析细致透彻,是难得的佳作。

  穆勒(K.Mueller)的《托勒密王朝定居点:希腊化世界的城市和新定居点的建立》以埃及地区的定居点为中心进行研究,因为在作者看来,希腊化时期的移民对埃及的影响要远胜于托勒密埃及统治的其他属地。[21]而对于这种影响,作者将其纳入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之中作了系统描述。最终,通过对托勒密埃及各地定居点的分析,作者清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托勒密埃及定居点是托勒密王朝经济繁荣、财政盈余的工具和核心所在。显然,限于所获各地区的研究材料数量不一,作者在叙述中难免会对希腊人定居点较多的地区,尤其是法雍地区有所侧重,而对其他一些希腊人定居点较少的地区,如底比斯及其以南地区一笔带过,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在作者构建的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内进行宏观把握,辅之以作者进行的横向和纵向研究,这种材料上的缺陷就得到了有效弥补。

  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与前景

  近十几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办的希腊化经济史会议召开之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新近出版的《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中,涉及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22]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各自新出的《希腊化时代研究指南》也有相关专家表现出了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重视。[23]编新《剑桥古代史》在叙述希腊化史时也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有所关注。[24]这些都充分说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已逐渐由一个不起眼的研究领域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古代经济史领域和希腊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日新月异的新时期,该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特点,这些趋势和特点无不向我们昭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经历着一个繁荣时代。

  1.研究者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在过去,凡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希腊化史家、古埃及史家,要么是古代经济史学家或纸草学家,他们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大多是研究领域延伸的结果,或单纯的一时兴趣所致。而现在,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学术研究方向的细化,加之诸如“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等系列丛书项目的推[25]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分支领域,也逐渐有一批学者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视为安身立命、长期专注的研究方向。如此,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将日益常态化,研究成果更新速度也将更快,研究内容也将进一步细化。

  2.在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纸草文献的编辑整理也日益精细化。[26]一方面,学者们对一些旧有纸草文献史料集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扩编,另一方面,在编排方面更系统化的新史料集也陆续出版。对于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来说,西方一些学者通过收集、翻泽部分希腊语纸草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些英文史料集可供研究者使用,其中尤以奥斯丁(M.M.Austin,1943—)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古代史料选译》较为常用。[27]该书收录了博物馆藏的300多篇纸草文献,其中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有73篇之多,涉及农业生产、金矿开采、牲畜养殖、产品运输、油料专卖、市场监管、货币结算、政府开支、官员职能、税收法令等大量托勒密经济的内容,同时编者对每篇文献都作有说明和注释,并罗列了一些相关研究著作以供扩展阅读。此外,该书还配有年表、地图、钱币插图,是诸多史料集中最全面、实用的一本。巴格诺尔(R.S.Bagnall,1947-)和德罗(Peter Derow,1944—2006年)编译的《希腊化时代:历史资料选译》也是一本不错的史料集。[28]该书是在1981年版的《希腊历史文献:希腊化时代》基础上修订扩编而成,[29]它不仅增补了许多新文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考古的最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占到了全书收录文献总数一半以上,并分成行政体系、皇室经济、军队警察、司法体系四个章节介绍,内容集中,分类细致,非常好用。伯斯坦(S.M.Burstein)编译的《从伊普索斯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之死的希腊化时代》所收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的纸草文献相对较少,只有寥寥数篇,但这些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很有价值。[30]

  此外,西方纸草学家还修订整理出版了一些希腊语纸草文献的英文注疏本。例如,对于十分著名的《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美国那布出版社(Nabu Press)组织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再版,[31]又如穆斯(B.P.Muhs,1965—)根据底比斯的最新考古成果编辑出版的《托勒密埃及早期底比斯的税收收据、纳税人和税收》等。[32]较之于英译本,这类文献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希腊语和纸草学知识。而较之于早期的英文注疏本,这些新书史料编排更为合理、注释更为细致,因此阅读难度有所降低,甚至只须略懂希腊语、稍具纸草学基础即可阅读,这就大大促进了此类文献的普及。

  3.新时期的研究方法也有所突破,学者们日益转向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在这一点上,阿奇博尔德(Z.H.Archibald)等人主编的《希腊化经济》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33]该书就希腊化经济问题集中展示了古代经济史、考古学、碑铭学、纸草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细化到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学者们更重视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综合研究,强调各领域间的交叉联系。宾根的《希腊化埃及:专制,社会,经济,文化》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34]自新史学诞生以来,跨学科交叉研究现已深人人心,而新经济史发展至比较历史分析的新阶段,也日益重视经济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强调任何经济制度的演进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5]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研究趋势也是新史学与新经济史学融合的自然结果。

  随着国外托勒密经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们的重视。[36]同西方学界一样,国内最先关注这一领域的也是专注于希腊化史和埃及史研究的学者。杨巨平教授则意识到了埃及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大作用。[37]埃及史专家颜海英教授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在其《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一文中,颜海英教授运用了大量原始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主旨在于强调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而这种缓慢性和特殊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托勒密埃及的统治并没有削弱埃及原有的经济制度,它在接受埃及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了其经济体制。[38]郭子林是国内第一位专注于托勒密埃及史研究的学者,虽然其研究方向侧重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但他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的《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虽然旨在强调托勒密国王的专制王权,但他通过国王对托勒密埃及农业、产业、贸易、银行、税务的管理揭露了国王拥有经济大权的宗教原因,即他们被埃及民众看作法老的继承人和神之子。[39]郭子林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则对法雍地区的农业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系统分析了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开发法雍地区的原因、措施和影响,指出了法雍地区的农业在托勒密埃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40]这些成果充分表明,国内已初具进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条件。

  近年来,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有了极大改善。许多高校都相继引入了洛布丛书、牛津古典文献和一些纸草文献史料集;部分高校也开设了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古埃及语等世界古代语言课程;许多机构也陆续组织学者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起步的,这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西方学界,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着更高的起点,学者们能充分利用西方学界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运用更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当前,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历史空白等待填补,这也意味着,国内研究者将有着更广阔的施展空间,而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进入,我相信,国内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必将前景广阔。

(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邮编:200234)

注释:

[1]由于资料和语言限制,本文主要对西方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

[2]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近代意义而言)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参见陈恒:《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3]参见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耿淡如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1页。

[4]转引白汤普森:《历史著作中》(下),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85页。

[5]参见J. G.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Hamburg,1878。德洛伊森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在1833年出版了《亚历山大大帝传》。1836年,他又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并在书中首先赋予了“Hellenism”一同以新意,即“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1843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在他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1877—1878年间,他在对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修订之后合并为一部出版,取名为《希腊化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

[6] 参见Henri Maspero, Les Finances de l’Egypte sous les Lagides, Paris,1905 ; Theodon Reil, Beitrage Zur Kenntniss des Gewerbes im Hellenistisehnc a Egypten, Leipzig,1913 ;A.B.Leclercq,Histoire des Lagides,Paris,1903-1907;M.Rostovtzeff,A Large Estate in Egypt in the Third Century B.C.E:A Study in Economic History,Madison,1922哈瓦斯托夫的著作转引自晏昭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7]该书自1927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次再版。该书前后经过两次修订,本文参考的是1953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修订由塔恩本人和剑桥大学古代历史学家格里菲斯[G.T.Griffith,1908—1985年]共同完成)的版本,见W. W. Tam,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1953。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陈恒等译。

[8]关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史学成就可参考晏绍祥:《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9]该报告发表于次年的《美国历史评论》,见M.I.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No.2(Jan.,1936), pp.231-252。

[10]数据根据罗斯托夫采夫的门生威尔斯编写的书目统计得出,参见C. B. Welles, “Bibliography : M. I. Rostovtzeff”, in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Vol.5, No.3 (Sep.,1956), pp.358 -381。

[11]参见M.I.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1941。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希腊化世界整体经济面貌的著作。罗斯托夫采夫不仅全景式勾勒了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画面.还运用“占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希腊化世界货币一市场体系。同时,他运用了大量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并配有大量文物图版和注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米歇尔(Henry Michell)、沃尔班克(F.W.Walbank)、刘易斯(Naphtal Lewis)、莱斯特纳(M.LW.Laistner)都先后发表书评,对该书的价值和影响评价甚高。1953年,弗雷泽(P.M.Fraser)对该书进行增补修订后在牛津再版。意大利语版本也在不久后问世。当前,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正在翻译之中。参阅Henry Michell, “Review :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8, No.2 (May,1942), pp.247-260; F. W. Walbank, “Revie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Classical Review,Vol.56, No.2 (Jun.,1942), pp.81 -84; Naphtal Lewis, “Revie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World”, in The Classical Weekly, Vol.36, No.16 (Mar.8,1943), pp.187 -192; M.  L.  W.  Laistner, “Review:The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2, No.3, Part 1 (Sep.,1942) ,pp.571-578。

[12]在20世纪下半期,芬利先后通过《古代雅典土地与信贷研究》(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500—200B.C.E:The Horos Inscriptions,195I)、《古希腊社会经济史》(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1953)、《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1973)等一系列古代经济史专著阐释了他的古代经济理论,构建了芬利版的古代经济史框架。其著作论证充分,史料丰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主导了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这一时期通常被西方古代经济史学界称为“芬利时代”。关于芬利其人及其史学理论,可参阅王敦书、周爱平:《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

[13]这里涉及古代经济史学界“古史现代派”与“原始派”长达百年的争论。“原始派”认为古代经济是闭塞的家庭经济,现代经济属于国民经济。“古史现代派”则认为古代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无区别。在具体的问题上,“原始派”强调家族、宗教、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而“古史现代派”则主张“古史现代化”,强调资本在古代经济中的作用。国内学者晏绍祥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阅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第71—72页。

[14] J. K. Davies, “Hellenistic Economies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Z. 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nomies, London and New York,2001, pp.13-14.

[15]这种经济模式通常被称为“芬利模式”或“嵌入型古代经济模式”,他融合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关于地位群体、阶级区分以及博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关于前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嵌入当时社会的政治价值、制度、实践体系的观点,突出社会价值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价值的计算取代了供需规律,“利润”被定义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非财富的积累。这种模式一经提出便在古代经济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芬利在模式中关于古代经济的观点也很快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界的正统观点。

[16] M.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Cambridge,1973,P.183,译文根据原文略有删减。

[17]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第一卷是正文,后两卷是注释,见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1972;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978年问世,修订后多次再版,目前,该书中文版也已出版,本文主要参考了该书中文版,并辅助参考了1992年英文修订版,见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陈恒、茹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F.W.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 Harvard,1992。

[18] “后芬利时代”最初由戴维斯提出,意在强调“芬利时代”结束之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振兴与发展,参见J. K. Davies,” Hellenistic Economies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Z. 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mies, pp.11-62。

[19] J.G. Manning, Land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the Structure of Land Tenure 332 -30B. C. E, Cambridge ,2003.

[20] S.V. Reden ,Money in Ptolemaic Egypt : from the Macedonian Conquest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B. C. E, Cambridge,2005.

[21] K. Mueller,Settlements of the Ptoleraies : City Foundations and New Settlement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Peeters,2006.

[22]该书的编者沙伊德尔等人认为,凭借生活懒散的贵族留下的文字是不能真实反映古代世界的经济面貌的,所以他们非常看中考古文物所传达的经济信息,该书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的,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来说,古典文献记录极少,史料主要来源于纸草文献和考古成果,参阅W. Scheidai, I. Morris and R. Sai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 – Roman World, Cambridge,2007。

[23]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出版的两本指南关于希腊化经济的章节均出白名家之手,且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参阅A. Erskine .ed.,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Blackwell.2003. pp.331-353 : G. R. Bugh.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2007,PP.73—92。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这两部指南是不错的入门参考书。

[24]《剑桥古代史》于1924—1939年出了第一版,学者们从1970年开始对第一版进行大幅度修订,出第二版,直到2006年全部出完。相比第一版,学者们在进行第二版修订时对经济史的内容也给予了关注,但笔者认为,作为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著作,其对经济史的关注程度仍显不够。关于托勒密埃及的内容见第七卷第一部分,见F. W. Walbank, A. E. Astin, M. W. Frederiksen and R. M. Ogilvi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7, Part 1, Cambridge,2008。

[25]近年来,西方一些学术机构组织编写了许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系列丛书,其中“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Hellansitc Culture and Society)最为著名,该系列丛书迄今已出五十多本著作,其中不乏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

[26]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中,纸草文献几乎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文献史料的全部了。这是因为,关于托勒密埃及的古典文献极少涉及经济内容,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古典文献的依赖程度是很低的,这里所说的古典文献主要是指狄奥多罗斯、波里比阿、斯特拉波的著作——关于他们的著作,国内已有洛布版本,但即使是这些著作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

[27]该书有两个版本,第二版比第一版在文献数量上有所增加。本文参考的是第二个版本,参见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Cambridge,2006。

[28] R.S. Bagna11 and Peter Derow,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11,2004.

[29] R.S. Bagnall and Peter Derow, Greek History Documents: The Hellenistic Period, Chico,1981.

[30] S.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lpsos to the Death of Cleopatra, V~, Cambridge,1985.

[31]原版本见B.P.Grenfell and J.P.Mahaffy,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ns,Oxford,1896。新版本见B.P.Grenfelland J.P.Mahaffy, 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ns, New York,2010。新版本较之于原版本在注疏和附录部分有所更新和扩充。

[32] B.P.  Muhs, ed., Tax Receipts, Taxpayers, and Taxes in Early Ptolemaic Thebes, Chicago,2004.

[33] Z.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 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nomies ,2001.

[34] Jean Bingen,Hellenistic Egypt:Monarchy,Society,Economy,Cultu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7.

[35]新经济史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计量经济史学时期和制度变迁理论时期这两段时期,其中制变迁理论时期又先后经历了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阶段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阶段。关于新经济史的主要观点、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可参阅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1973。

[36]虽然早在1958年,吴于廑先生在研究希腊化文化时就曾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略有提及,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未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过实质性的研究。见吴于虞:《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

[37]杨巨平:《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38]颜海英:《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9]郭子林:《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

[40]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注:[i]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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