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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巴与政治(下)——人体政治学研究之“说话与政治”

作者:张绪山 | AT 2013/06/28 05:01 |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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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决定说话效力是前现代社会的规则
说话是嘴巴最大的功用之一;嘴巴说出的话所具有的意义,是随着说话者的身份不同而不同的。在基督教社会,最有权威的嘴巴无疑上帝的嘴巴。《圣经》明白告诉人们,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于是人们就相信他是真理、道路、生命。这就是神的嘴巴。神的嘴巴说出的话自然句句是真理。当年哥白尼发表“太阳中心说”,宗教人士攻击说:“有人喜欢猎奇或卖弄聪明,竟说地球在运转,而不是第八天层或太阳在运转……只有那些不老实、不正派的人才会公开说出这种话。”在宗教人士看来,世俗之人嘴中说出的话(或表示俗人话语的文字),无论如何也不可与上帝的话(或文字表现形式《圣经》)相提并论,岂止是不能相提并论,简直是不值一哂。布鲁诺被烧死于鲜花广场,伽利略被迫屈服,伏尔泰被迫流亡他国,都是因为以凡人之口说出了与教会所谓的“神的真理”相悖的道理。从教会的角度,神圣的教皇与教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所以教皇与教会的言论也是“句句是真理”。
在不信上帝的传统中国社会里,最有权威的嘴巴自然是皇帝的嘴巴。按中国人的政治伦理,皇帝称作“天子”,皇帝的老子是“天”;“天”的嘴巴是最有权威的,无奈“天”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所以要由“天的儿子”(“天子”)来代言:老子英雄儿好汉,权威按血统继承的道理在这里体现得最明显。皇帝之所以“金口玉言”“口含天宪”,是因为皇帝是代“天”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的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人常说“人微言轻”,“言”之所以“轻”,是因为这“言”出自卑微之人的“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掌权者的“嘴”之所以“贵”,与民众的嘴之所以“贱”,实际上都是因为身份地位。有一则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讲的是前苏联的政治领袖赫鲁晓夫:有一次,这位最高领导人对一个著名艺术家大发脾气,原因是这位艺术家不把这位领导人视为艺术家;这位手握大权的领导人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这则笑话所展现的前现代政治伦理是人人都明白的:我是普通百姓,嘴巴是普通人的嘴巴,说出的话就是老百姓的普通话,就是“野人之语”;我现在是大权在握的显赫人物了,嘴巴就不是普通百姓的嘴巴了,这嘴巴说出的话自然就不是“普通人话”了,而是字字珠玑,句句神圣了。从“人微言轻”到“一言九鼎”,同样的一张嘴巴的“质的变化”所反映的政治伦理精神,不仅适于具有专制传统的苏联,而且适于古往今来所有的专制社会。
在前现代政治伦理中,不仅出自不同“嘴巴”的言论价值不同,就是由身体另一端排除的气也带有不同的气味,如谓不信,请看《笑林广记》的一则故事:一位秀才享有的阳寿终结了,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灵机一动,献上一篇《屁颂》:“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闻之大喜,立刻为其增寿十年,放回阳间。同样的一句话,一旦出自最高当局之口,便成为至高无上的“指示”,老百姓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其情形正犹如称作“屁”的气体由阎王体内出来就声赛“丝竹”,味同“麝兰”一样;同样一句“不须放屁”,从老百姓口里说出来,就是一句遭人嘲笑的粗鲁话,但从神圣的领袖之口中说出来,便成为化腐朽为神奇的真言妙语,尽显语言魅力。在传统权力制度中,同样的一句话如果出自掌权者的嘴巴,那就是天然的真理,其情形就如同一件普通裤衩经圣徒穿过之后,会变成圣物一样。嘴巴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如此微妙。

 
二、中国传统政治以“封口”为主要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辞典里,“政治”一词多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是指国家的治理,主要是指安邦定国、御民之策。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是从统治者角度界定的。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从统治者角度阐明政治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及其大臣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即统治者的御民之术。传统御民之术的核心,是如何使天下子民安于现状,保障统治者的特权不受威胁。为达此目的,保持强大的暴力威慑是必要的,但仅有暴力并不能从百姓“心中”铲除反抗的念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民众对治人者的威胁,因为暴力的实施展示给人们的,永远是运用暴力行事的榜样,会促生更酷烈的暴力。对“长治久安”的目标而言,比暴力更高明的手段,无疑是禁锢百姓的“心智”,让老百姓“心服口服”,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治国要诀。
“不可使知之”,是从根本上“封脑”,“封脑”的必要手段是“洗脑”,但人的脑袋是个特殊部件,它的复杂性与隐秘性决定了“洗脑”效果的难以判断,所以,越是天才的暴君,越是怀疑自己的“洗脑”的功效,必以更直接的强硬“封口”继之。历史上,“封脑”伴以“封口”,以“封口”实现政治稳定,几乎是历史上大多数君王的必由选择。周厉王(公元前858-841年)为统一思想,禁断非议,以秘密警察监听、杀戮异见者,致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虽然历史上不乏开放言论的规劝,如《国语·周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真正允许百姓讲话、议朝政于街头巷尾的统治者,实为屈指可数、凤毛麟角。所以,即使从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而批评朝政,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大胆议政而丧命的政治人物,可谓史不绝书,代代而有。殷纣王统治下的比干,秦始皇统治下的众儒生,汉武帝统治下的司马迁,都是人所共知的“以言获罪”的典型。即使在较为开明的赵宋王朝,虽有宋太祖“言者无罪,不杀文人”遗训,仍不免产生苏轼“乌台诗案”之类文狱。以言定罪,构陷盛行,至满清达于高峰,文人无意间吟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竟遭受灭顶之灾,言论禁忌的酷烈可见一斑。
在“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权力神圣观流行的政治环境中,任何掌权者都不希望别人怀疑自己政治主张的正确性与合法性,即使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子亦不例外。《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的门生问为何诛杀少正卯,孔子的回答是:“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用现代的通俗话说,就是少正卯“罪行”有五:一是有知识但心怀险恶,二是独行特立而坚持不改,三是言论怪异且有煽动性,四是专注于揭露执政者的丑陋行为且知道的很多,五是对持异见者表示赞同并施以恩惠。可见,少正卯是典型的“思想犯”,他的所谓“罪行”都是孔子的主观认定,谈不上依法治罪。少正卯之被杀案,乃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祸从口出”、“以言获罪”最典型的案件之一。
孔子是“有教无类”的倡导者,按理说是多少具备一点“平等”意识的,如果不是手中掌权,主张受教平等的孔子,也许会主张言论上的平等与自由。以他老人家的绝顶聪明,不能不明白,如果思想不统一于官府就要受到惩罚乃至诛杀,那么他的说教一旦被官方说成是“异端邪说”或“歪理”、“邪教”,岂不也要掉脑袋?但即使这样的人,一旦手中掌权,仍不免屈服于“思想统一”的诱惑,为实现“思想统一”而大开杀戒。古往今来掌权者不喜欢别人开口,不愿他人言论自由,厌恶别人坚持异见,情不自禁于独断专行,于此可以想见。
一部二十四史,以暴力实施“封脑”与“封口”的实例实在是俯拾皆是,屡见不鲜。即使在近代民主潮流冲击下,也未曾销声匿迹。1927年,蒋介石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国民党有“军政、训政、宪政”的制度设计,但党国体制对舆论的钳制,“训政”所展现的领袖高高在上的凛然神圣姿态,惹人反感,自然成为自由文人讥讽的对象。1936年,在浙江大学的一个联欢会上,时任校长的竺可桢看到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一项,对“训话”二字心生厌恶,于是借学生邀请讲话之机会对“训”字做了一番训诂学的考证:“‘训’字从言从川,所谓信口开河是也。”竺可桢的考证当然是戏谑的玩笑,但确实揭示了当权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事实上,出自近代党国魁首之“口”的“信口开河”之“训”,虽不似皇帝的“圣旨”,但威力之大还是足以让任何异见者倾家荡产,面目全非。传统上“口含天宪”的皇权制度虽已覆灭,但精神与心态仍然存在。

这种领袖之“训”,后来更以领袖“教导”的形式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得到发展。名称虽有变化,但本质则一,即以领袖之口训谕众生,其登峰造极的形式便是“最高指示”。1949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针对有人发出的“你们独裁”的不满,有一段预示其后来的政治行为的宏论:“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即将实现天下一统前不久的纲领性言论。在这里,他发明了两个概念:“人民”与“反动派”。可是在他那里,随着大权独揽局面的形成,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越来越具有随意性,一旦被他划到“反动派”一边,灭顶之灾顷刻而来。1957年他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口号呼吁人们讲话,当有些尖锐的批评出现时,竟出尔反尔,以“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阳谋”,将一时口无遮拦的几十万天真的书生,以“向党进攻”的罪名一举肃清。此后,他更是动辄将这顶帽子扣在与他一起奋斗几十年的战友头上,这些人一旦被他认定属于“反动派”,其“嘴巴”就要立刻消声,于是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而且成了专政对象。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在这里,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将早年抨击的独裁对象变成了赞扬的榜样,其“封脑”、“封口”之决心显然已经下定。
随着“文革”的发动,他发明的以思想定阶级、定罪行的政治手段普遍推行,其“封脑”、“封口”的目标很快得以实现。其具体标志是,他的话成为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民众却失去了开口论政的权利。遇罗克写下具有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的《出身论》,终于招致灭顶之灾,莫名其妙地从地球上消失。1970年1月王佩英因怀疑对刘少奇的判决被判处死刑。权力机关怕她在公审大会上呼喊,事先卸掉了她的下巴,嘴上蒙着一只口罩;脖子上系上了一根细绳子,勒住咽喉,使她不能发声。她被押往卢沟桥枪决前,已被勒死于囚车上。同样,张志新因公开怀疑毛泽东的错误被捕。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处于“太子”位置的毛远新,针对张志新的昂然不屈恼怒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这张嘴厉害啊,就这样一句“杀了算了”,决定了张志新在劫难逃,必死无疑。1975年4月张志新遭处斩,被杀前喉管被残酷地割断。据披露,仅辽宁一地遭受王佩英、张志新式处决,在枪毙前被割喉的政治犯就多达数十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割喉封口”事件,是一个时代的最鲜明也最恐怖的政治特征之一。
1927年,面对说话不自由的中国,鲁迅感受到的是黑暗铁屋的压抑,在这黑暗中,他号召人们发出怒吼:“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中共元老陆定一在经历了炼狱的折磨而痛定思痛后,于1996年5月去世前表达的最后的政治愿望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从鲁迅号召青年人发出声音,到陆定一希望“让人民讲话”,已经流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民众“开口”说话的权利伸张了多少呢?
 
三、不同制度下嘴巴的不同功用
嘴巴与政治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句话:在不允许说法的专制社会,政治最大程度地影响嘴巴;在允许说话的公民社会,嘴巴最大程度地影响政治。
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社会里,嘴巴的最大功能是“颂圣”:“天王圣明,罪臣当诛”是嘴巴必须时常表达的核心内容;而“颂圣”的极致乃是实实在在地以嘴巴为当权者“吮痈舐痔”。《汉书·邓通传》记载:“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上嗽吮之。”汉文帝痔疮发作,疼痛不已,深受皇帝宠幸的邓通为了“谢主隆恩”,竟然趴到文帝的屁股上,为之吮吸脓血。“吮痈舐痔”具有象征意义,它是专制制度下仕途之上高官厚禄、飞黄腾达的必要条件,是政治影响嘴巴的最显著的例证。
林语堂是“闲适”生活方式的提倡者,认为文化与“闲适”生活中的说话自由密不可分。他说:“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因而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于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惟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了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并且认为,古希腊文化繁荣也是“闲适”生活息息相关:“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然是空闲谈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能如此深朗,文体能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林语堂注意到了“有闲”(即“闲适”)生活中“嘴巴自由”对思想活动的重要性,却没有注意到,在“嘴巴自由”上,古代中国与希腊两个方面存在制度性差异,这就是:在古希腊,它与城邦民主制度的发达相联系,且相伴始终;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它以传统政治制度的崩坏——即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为前提,随着秦帝国皇权专制制度的建立而消失。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与希腊,言论自由现象出现的社会前提是迥然不同的。
就传统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而言,专制制度的暂时崩溃,乃是嘴巴获得充分自由并对社会充分发挥影响的先决条件。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被楚相诬陷“盗璧”,鞭笞数百,回家遭其妻数落:“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张仪之所以认为只要舌头在就不惧一切,是因为战国争雄状态下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嘴巴(舌头当然是嘴巴的最大部件)是影响政治的最大资本。保有完整舌头的嘴巴就能游说诸侯,以嘴巴影响诸侯决策,成就个人抱负与仕途理想。然而,自秦代皇权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民众就再也没有以嘴巴自由干预政治的可能了。
清代赵翼读史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慨叹,这慨叹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悖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以“争地一战,杀人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的诸侯混战为前提;民国初年的文化绽放则是以皇权制度与共和制度转换之际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背景。中国历史上的“诗家之幸”所需要的思想与言论自由环境,其另一面竟是民众颠沛流离、转死沟壑的残酷现实!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未走出的制度死局。
民主制度是目前人类见到的将嘴巴的说话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制度。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在民主制度下,政治艺术主要是操纵语言的艺术,可以说,公民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民主制度何以与公民言论自由相伴始终呢?
与皇权制度的权力垄断根本不同,民主制度的本质是权力对公民开放,即“主权在民”。在民主体制下,公民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参与权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思想表达权。这种表达权是神圣公民权的重要部分,是不能随便被剥夺的。神圣的公民权不因公民言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公民权力观念,我们才可以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也只有从公民权力观念,而非臣民观念中,我们才可以理解法国《人权宣言》对言论自由权的规定: “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见——不受打击, 只要他的言论不干扰法定的公共秩序。”“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
此外,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包括对政府行使监督权的批评自由,也是与人类对政府权力起源的观念密不可分的。在民主权力理念中,政治权力,包括最高政治权力,都是来自人民的授权,而非来自所谓“神授”;政府乃为民众利益所设,而非为奴役民众而设。在民主权力观念中,这一点被认为是不正自明的公理。正如美国《独立宣言》那掷地有声的开篇文字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这种政治权力观确立了人民主权的至上地位,以及民众言论自由权的不可剥夺性。
一言以蔽之,民主制度奉为根本的“主权在民”观念,是民众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逻辑前提;言论自由权是民众享有的对政府监督权的具体体现。打破中国皇权社会悲剧性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或“诗家不幸国家幸”的悖论死局,实现“国家”与“诗家”的双重幸运,并且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只有现代民主体制可以胜任,除此别无他途。(2013-4-20)


嘴巴与政治(上)——人体政治学研究之二:“饮食与政治”http://www.cawhi.com/plus/view.php?aid=10075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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