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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

作者:刘新成/蒋竹山/张旭鹏 | AT 2013/10/03 05:06 | 来源:历史研究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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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2.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
    3.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
    4.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
    5.全球史及其多元潜力


【英文标题】Series Reflecting on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Trend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 Global History
【编 者 按】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消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焦,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省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系列反思之开篇恰为“全球史”,既反映当今史学的新视野,也是今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学术体现。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刘新成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一
    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全球史不仅没有淡出史坛,反而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通史类教材、专著层出不穷,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修正原有结论,开启新的思考,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在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在新说异见迭出而留印迹者寥寥的今天,全球史能够经久不衰,殊为难得,个中原因很值得思考。
    西方宏观史学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史学关注的是人类整体命运。今天全球史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而就当下问题向历史求解,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即如史学大师布罗代尔(1902—1985)当年提笔为中学师生撰写通史《文明史纲》时所说,他是为了“回答当今提出的种种问题”。②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③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世界历史。
    但传统世界历史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西方,人们脱离神学转而从世俗角度考察历史活动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最初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历史是理念的车轮,世界是理念的载体,世界历史只是证实理性主义等先验理念的工具。19世纪,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转变为经验描述,但世界历史学仍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明显的目的论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不断重复中被“本体化”,西方文明乃成为人类社会的经典模式。即使进入20世纪,当汤因比等人注意到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当巴勒克拉夫等人呼吁“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放到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之后,西方世界史著的涉及面虽然有所扩大,但核心内容仍是在与其他文明对比中突显西方文明的优势,并以说明西方领先的原因为最终落脚点。④20世纪中叶以后,后现代主义兴起,传统历史思维受到冲击,但与此同时,“理论”自身被消解,宏大叙事几成虚构,连世界历史学的存在价值都受到质疑,遑论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史携一种全新且开放的理念,为西方宏观史学打开一扇新窗,并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形成互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恰在此时,此前一直教条地按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演绎各国历史的中国和苏联世界史学界,正处于反思传统史观的阶段。苏联学者意识到用一种抽象的社会形态“对世界史统一划分,把它塞进统一的框框,这种意图蕴涵着十分严重的后果”。⑤而中国世界史学家也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的加强。全球史观在这两大地区的传播,标志着全球史热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现象。⑥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也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性质,除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外,近年来还广泛利用文化研究、区域研究乃至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领域既包括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也涉及气候、环境、移民、性别、宗教、技术、科学、物种传播、文化交流,等等。全球史对各学科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有助于学术创新。从不同角度反复审视同一问题,形成多种解释,互相问难争辩,这一气象正逐渐成为全球史的学科特点,促使全球史研究不断延伸和拓展。⑦
    二
    全球史的“魅力”首先来自其核心理念——“文明互动说”。⑧笔者曾指出,“文明互动说”的价值在于动摇了西方世界史体系“与生俱来”的两大支柱,即“欧洲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本”。⑨但如果深入研究西方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就会发现,这两大支柱实际上都建立在西方“文明观”的平台之上。回顾西方史学,“文明”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的中心命题,世界通史即以“世界文明史”为名,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决定着不同的世界史思想体系。因此,如若不从西方的“文明观”说起,就不足以说明“文明互动说”的价值,不足以说明全球史观改变西方认识人类文明方式的重要意义。
    16世纪,“文明”一词出现于欧洲,当时特指贵族高雅行为。该词一出现即为褒义词,因为人文主义者认为“文明”出自人为,与神权和天命无关。17世纪,鉴于其“教化”性质,⑩文明从贵族“专利”变为全社会的追求,文明的定义也有所延伸,除个人行为外,还指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状态。18世纪,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文明社会史论》一书出版,文明理论正式形成,文明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与“野蛮”相对,其内涵包括启蒙时代提倡的各种价值。1874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在对比发达文明与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将文明视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11)从此文明成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价值指标,文明优越论成为欧洲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文明理论可称之为“文明价值理论”。
    但18世纪的欧洲还形成了另一种文明理论。伴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有些欧洲人认为,各地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治理有别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构成不同的文明。1819年,“文明”一词有了复数形式。(12)按照这一观点,文明有类型之分,无高下之别。这种理论可称之为“文明类型理论”。
    两种文明理论都以全人类为对象,具有“世界性”,所以从中衍生两种不同的世界历史观。
    “文明价值理论”派生“进步史观”。“文明”一词出现之际,“欧洲的上等阶层就以‘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使他们觉得自身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教育的人们”。(13)在近代欧洲人全球扩张并与各地“初民”接触中,这种原来仅为贵族所有的优越意识扩散到整个欧洲社会。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模糊认识就是从研究“教养”问题开始的。他们认为,“教化”是理性的外在表达,它是一个过程,有快慢、先后之分。杜尔阁(Anne Turgot, 1727-1781)是提出“进步史观”的第一人,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的不断进步。(14)18世纪下半叶,在文明理论诞生的同时,欧洲出现了具有经济发展含义的“现代”概念,而“现代欧洲”的使命就是超越自己的历史,与野蛮传统决裂,建立文明社会,引领人类发展。因此,弗格森为“文明进步”增加了生产发展和财富增加的内容。在弗格森笔下,不断进步乃是文明的本质,停滞则是文明的对立物,停滞的亚洲没有“文明史”。(15)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论中,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进程。(16)在达尔文径直将人类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种之后,法国思想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公开倡导种族主义文明观,认为不同种族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17)及至基佐,“无与伦比”的欧洲文明终于被公认为具有“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18)而世界历史只能是欧洲文明的传播史。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历史观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文明观路线形成的。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史观虽然剔除了西方文明观中的种族主义成分,但就其以欧洲模式为标准而言,与该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及至今日,这种文明观仍有余波,一些欧洲主流思想家坚持认为,将所有文明视为平等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19)
    “文明类型理论”则派生“平行史观”。19世纪下半叶,文明类型理论正式形成。创立者是德国的H. 吕凯尔特(H. Ruckert, 1823-1875),他否认统一文明的可能性,认为多种文明类型在世界上同时存在,平行发展,彼此不可替代。(20)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提出,文明与满足需求的方式有关,不同地区的人民需求不同,所以文明也有差异,因此文明不是目的,而是结果。统一的文明只是抽象概念,现实存在的是风格各异的民族传统。(21)20世纪初,弗洛伊德(1856—1939)和埃利亚斯(1897—1990)等人,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多地归结为直觉、意志或本能力量,动摇了文明的“理性根基”。布罗代尔作为20世纪的著名史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文明类型理论,他说,文明源于长期历史积淀,“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文明不过是一群人在一块地域长期安顿而已,是一种必要的归类。(22)后现代主义肯定文明的多样性,认为统一标准的“文明化”就是权力垄断过程,无非是通过理性的虚构和修辞的美化强调“人类文明”的绝对和一统以及某种价值观念的普适性,肆意抹煞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和多样化。
    综上所述,从“文明价值理论”衍生的“世界进步史观”契合世界历史叙事的历时性要求,但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色彩。(23)从“文明类型理论”衍生的“世界平行史观”,符合世界历史叙事的“横向”要求,照顾到“共同时空”下的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但基本回避社会发展主题。
    两种文明理论及其史观的矛盾在历代世界历史著述中都有所显露。被布罗代尔称为“文明史”研究先驱的伏尔泰(1694—1778),其《风俗论》虽广泛介绍非欧洲文明,但又说人类社会有统一准则,而准则来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这样就回到欧洲中心论。H. 吕凯尔特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不可替代,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并声称西方文明有比较优势。英国史学家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服膺文明类型理论,但他比较研究的结论是,在欧洲,自然受人类支配,在非欧洲地区,人类受自然支配,高下分明。涂尔干曾说,风格各异的传统在历史上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属性,但同时认为,各类文明传统都走向相同的终点,这样,类型的不同在他那里仍意味着发展阶段的不同。(24)倡导文化形态说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布罗代尔等人都以平行罗列多种文明始,以证明西方文明先进终,其原因也是陷于两种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而不能自拔。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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