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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惟邦本”之说形成的时代(上)(20050630)

作者:张景贤 | AT 2005/06/20 00:26 | 来源:历史教学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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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君权神授观念盛行的同时,对民众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执政者已提出“保民”、“爱民”等主张,但都是从君主本位的立场解释“爱民”的涵义,“民惟邦本”之说尚未出现。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民贵君轻”、“王者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民者,君之本也”等思想,汉初贾谊对民众的作用又有更精当的论述。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才概括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述。
关键字: 敬天保民,民贵君轻,民惟邦本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5-0018-05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多引述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语,以为民本思想的最早提出和经典概括,或认为“民惟邦本”之说在夏代已经提出。但是,众所周知《五子之歌》乃是伪书,在先秦文献中并未见对该语的直接引用和复述,因而有必要对“民惟邦本”之说形成的时代进行探讨和澄清。

夏商西周时期对民众作用的认识

所谓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国君、政权与民众之间关系的一种认识,也即是对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国家政治所起影响的认识在理论上的概括。“民惟邦本”一语中的“民”,先秦文献中又称“众”、“庶民”、“黎民”、“万民”等。唐人孔颖达注曰:“民者,人也,统贵贱而言之;”[1]“民,谓氓庶,贵贱者皆是也。”[2]意即“民”为与“国君”相对的称谓,国君之外的人们统称为“民”。今日学者多认为是泛指自由民而言,犹今人所谓“民众”是也。所谓“本”,乃与“末”相对而言。本原指树木的根与干,末指枝与叶。没有根与干,枝与叶即难以存活,二者是主与从的关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的字面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民众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巩固和安宁。深入言之,应当有三层涵义:其一,就民众与国君及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是本和末的关系。即民众为本,居于主要的、根本的地位;国君与政权为末,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其二,任何国家政权和国君都不可以离开民众而单独存在,一旦失去民众,就意味着国君权位的丧失和国家政权的覆亡。其三,只有民众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会安宁;反之,如果民众不能安定地从事生产和生活,他们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生存受到危胁,就会不再拥护现存的政权和国君,这个政权和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会严重动摇,乃至垮台,被别人取而代之。只有在以上思想基本产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炼概括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述。
夏商西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绝对君主专制,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君臣、君民、尊卑贵贱之间泾渭分明,等级森严,君尊臣卑民贱被视为天经地义。从比较可信的《今文尚书》等文献资料看,三代时期涉及国君、政权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思想言论,大致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其一,三代的执政者都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上帝选择君主,就是为了实行对民众的管理和统治,因而称国君为“民主”。如周公曾说:“天惟是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乃惟成汤,克尔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3]。意即上帝选择商汤作民之主,以取代夏王。
其二,三代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执政者已经认识到民众是国君和政权存在的基础,是为国家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基本来源,君主不可无民,国家不可无民。他们认识到一味实行高压政策必然会激起民众的仇恨和暴乱,对王朝的统治极其不利。他们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保民”、“爱民”的政策,以求权位的稳固和久长。《国语·周语上》引《夏书》之语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尚书·皋陶谟》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孔安国传曰:“惠,爱也。爱则民归之。”《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讲的都是民众必须接受君主的管理和统治,君主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守卫国家。特别是周公提出“用康保民”、“用保?民”、“若保赤子,惟民康?”[4],“怀保小民,惠鲜鳏寡”[5]等思想,司马迁则直接说周公告诫康叔应当“爱民”[6]。主张执政者应当实行较为宽仁的政策,使民众生活安宁,甘愿接受其管制。
其三,商周初期的执政者在总结夏商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民众的向背是关系到王朝兴衰的关键,而民众的向背则取决于王朝所推行政策的好坏。商汤讨伐夏桀所提出的理由是:“夏王率曷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看到民众对夏桀的暴政恨之入骨,甚至愿与夏桀同归于尽。所以商汤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7]商朝末期,微子看到以纣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十分腐败,导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8],从而预见到商王朝的覆亡指日可待。周公旦总结商朝灭亡的原因,也认为是由于统治集团的腐败,“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4],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身死国亡的结局。周公从而认识到“民善之则畜,不善则仇”[9]的道理。高诱释“畜”为“好”,意即君主善待民众,民众就与君主和好;君主不善待民众,民众就与君主为敌。
其四,商周时期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应当把民众对政权的态度当作一面镜子,及时地了解民情民意,总结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改革弊政,施行仁政,以避免人心离散,政权垮台。商汤曾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10]周公旦亦引先人之语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11]孔安国传曰:“视民行事见凶吉。”孔颖达疏曰:“以民监知成败。”最能说明这一思想的实例便是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由于周厉王对民众实行暴政,引起“国人谤王”,厉王采用巫术监视和杀戮的手段来制止民众对他的批评和指责。召公则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12]。召公主张吸纳民众的意见,克服施政的弊端,以缓解政治危机。然而厉王拒不采纳,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国人暴动,将厉王流放于彘。这一事件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国君“当于民监”的道理。
其五,三代时期有卓见的政治家们一方面崇拜神权,信奉君权神授;同时也看到许多民众的力量直接影响政权安危的事实,于是便把抽象的天意与具体而实际的民意联系起来,认为天意常需通过民意表现出来,国君欲知天意,即须了解民意,应当将民意作为其施行和调整政策的参考。《尚书·皋陶谟》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其意思是说:天通过民众的视听了解君主行为的好坏。天对国君是福佑还是抛弃,是通过民众对国君是拥戴还是叛离而表现出来。民众归附国君,就是天对国君所降的福佑;民众背弃国君,也就是天对国君所降的惩罚。《孟子·万章》引逸书《泰誓》之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与昭公元年亦引逸书《大誓》之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说的都是天从民愿的道理。这些思想的意义在于:一者,他们认为民众的意志是上帝意志的折射,只有通过对民众意愿的了解才能了解上帝的意愿,这就为执政者了解难以捉摸的“天意”提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途径,因而也就大大提高了民众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二者,他们告诫当权者其所作所为应当顺应民情民意,如果损害了民众利益,也就违背了民众意愿,就必然会被民众抛弃而丧失政权。这就为衡量国君执政的好坏提出一个极其重要而现实的标准,即以广大民众是否赞成和拥护作为衡量其施政好坏的标准。这是三代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进步观点。但是,当时还没有概括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述。

春秋时期对民众作用认识的发展

春秋时期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基本上吸纳了三代时期对民众作用的进步认识,并且结合当时发生的许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民众历史作用的认识又有深化和发展。
这一时期最突出之点就是更明确地认识到政权的存亡与民众的向背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左传》等文献中记载此类事件和评论甚多。如宋殇公“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终于被弑而亡[13]。晋人韩献子指出楚国频繁发动战争的弊病是“民将叛之,无民孰战”[14]。沈尹戌总结梁国被秦所灭的原因是:“民弃其上,不亡何待。”他评论楚平王暴虐民众之事说:“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废食,非抚之也”,所以平王不能成其霸业[16]。时人伶州鸠曾说:“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韦昭注曰:“曹,群也。”[17]已不再假借天意去看待民意,而是直接明确地认为民众的好恶和向背决定着事情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和君主的安危。
这一时期一些明智的执政者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国君的执政地位并非必然世代相传,恒久不变,他们反复讲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道理[18]。认识到国君及其政权只有做到利民、爱民,方能国运久长,否则就会众叛亲离,身死国亡,政权易主。如邾文公计划迁都于绎,史官占卜认为迁都之事“利于民而不利于君”,劝其勿迁,邾文公则认为:“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19]较明确提出国君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应当以“利民”为目标。齐国陈氏因长期实行利民政策而深得民心,齐国国君却因施政暴虐而大失民心,终于导致政权易主,姜齐政权转入陈氏之手[20]。周内史过对周王说:“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富辰也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21]齐国晏婴也曾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贼于害身也。”[22]特别是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把对民众作用的重视以及实行爱民利民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
应当指出,春秋时代的一些统治者所提倡的利民爱民,并非出于为民众谋利益的大公无私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维护和巩固王权统治的目的。像孔子那样的大思想家也认为只讲利民爱民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民知礼守礼,维护好君君、君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以保证民众生产的财富为国君和国家所用,以达到利君的目的。正如孔子的弟子有若对鲁哀公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2]齐景公也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23]此外,孔子还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郑玄的解释是:“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若皆知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24]这些都表明孔子一贯主张严格君臣、君民之间的等级关系,强调国君为本,民众为末,因而他所提倡的“爱人”的主张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春秋时期其他思想家也多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去解释“爱人”的涵义,如师旷曾对晋悼公说:“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25]讲的也是君本民末的关系。这些思想都与“民惟邦本”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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