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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哲学:近代科学思维之母体*(上)(20050726)

作者:张绪山 | AT 2005/07/16 13:42 |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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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张绪山先生惠赐大作!


科学的根本要素有两个:一是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果,一是统御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的这两个因素中,思维方式的形成尤为重要。本文探讨欧洲近代科学思维与经院哲学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性,说明前者之形成实得益于后者之滋润与培育。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形成于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中叶的欧洲。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对应的事件是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说,近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后期的产物。近代科学为什么能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以前的“黑暗时代”后突然勃兴?从客观上,无疑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但这只是就人类精神活动的根本上的物质基础而言。人类每一种文化活动必须以它从以往历史中所继承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因此,近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必然有其文化上的内在继承因素。
欧洲近代科学思维方式脱胎的母体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Scholasticus,意为“经院里的学问”,一般认为,8-10世纪是它的酝酿期,11-13世纪是其兴盛期,14世纪以后它在欧洲思想舞台上已逐渐衰微。经院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经院哲学指修道院中的职业神职人员从事的神学研究;不过,12世纪以后大学日渐成为欧洲大陆文化活动的中心,经院学术的中心也大部分转移到大学,所以,广义的经院哲学是指11-13世纪的学术活动,既包括基督教神学院中的神学研究,也包括中世纪大学内部的学术研究。
11世纪以后经院哲学的兴盛,是欧洲尤其是西欧思想活动逐渐复苏的标志和体现。这一变化主要源于拉丁世界兴起的大规模翻译运动。这一运动的材料来源有两个:一是阿拉伯翻译的古希腊典籍,二是拜占庭帝国保存的古希腊典籍。7世纪中叶崛起的阿拉伯人在1000年之前的三个多世纪中几乎将全部希腊医学、自然哲学以及数学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随着阿拉伯世界与拉丁世界接触的增多,拉丁世界重新接触到古希腊文化,特别在11世纪以后,拉丁世界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回西班牙(特别是1085年夺回西班牙重镇托莱多)和西西里岛,拉丁世界从阿拉伯文翻译古希腊典籍的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大量古希腊文化成果通过翻译运动又回流到拉丁世界。另一方面,拉丁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从未完全中断,12世纪以后从希腊文直接翻译希腊典籍的事业重新开始,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欧几里得和许多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的著作及阿基米德的数学著作被译成拉丁文。 11-13世纪经院哲学的兴盛与西欧对古希腊文化(主要是亚里斯多德著作)的吸收密切有关。
经院哲学在本质上是神学,但它依赖的工具是“辩证法”和三段论的推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将亚里斯多德哲学(主要是逻辑学)引进神学体系,将神学和哲学加以调和,形成一种思辨体系。它以一个既定的神学命题为前提展开思辨论证,在神学的抽象概念中绕圈子,是“一种象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 它的显著特点是:第一,把基督教会的教义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其次,是对教会的全部教义加以系统的研究。 经院哲学的内在矛盾即由这两个特点发展而来:神学教义是其前提,它不允许理性思维超出神学既定教义的大范围;但它又借助理性思辨来论证其教条和教义,驱使哲学为神学服务,其结果是理性的逻辑论辩在神学这个崇高的对象面前充当了“奴婢”的角色。但是,神学要利用理性逻辑这个奴婢,就不能将它的功能完全扼杀。
经院哲学家追求神学的说服力量,追求逻辑论证的完美——纵使是表面形式的完美——在客观上不得不推动理性逻辑的发展。经院哲学家安瑟伦(1033~1109)强调“基督教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但他同时又指出,“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信仰”,“当我们有了坚定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坚持“神学高于哲学,哲学乃神学奴仆”的原则,但他又认为,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真理可以不用启示的帮助,而单靠独立无助的理性得到证明。 因此,他承认在人的一切欲望中,智慧的欲望是最令人欣慰的。阿奎那的神学著作中,有一种对哲学事业的尊敬和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运用它的决心。在他那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中,希腊人的知识和教会的说教,天启和理性结合起来了。
神学将理性思辨作为一种工具加以利用,使已经确定了的信仰内容变成了思辨的对象。如经院哲学内部经常谈论基督教教义中末日审判时死者复活受审的问题,经院哲学家往往进一步讨论:人的肉体是否复活?死后的人在什么年龄复活?复活时是作为儿童还是青年?外貌如何?是瘦子还是胖子?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方式是繁琐的,但作为一种思维训练,对于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大有助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刻意的挑剔性的诘问和辩难是逻辑思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更重要的是,这种激烈的论辨促成了怀疑精神的产生。12世纪法国著名的唯名论经院哲学家彼埃尔•阿伯拉尔(1079~1142)针对“信仰而后理解”,大胆提出“理解才能信仰”。虽然他并不怀疑《圣经》的权威,并公开声明“不想成为与基督脱离关系的亚里斯多德”, 但他对教父们的著作却表示强烈怀疑,认为对“所有这一类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一切研究的道路都要被阻塞。”他坚持“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研究才能达到真理”,认为“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 这种见解在阿伯拉尔所处的时代是一种共识。当时新兴起的大学所代表的智力复兴势力认为,人们应在神学范围内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证据,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经院哲学不间断地运用逻辑思辨,维持和发展了以亚里斯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逻辑分析传统,强化了神学对理性逻辑的依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经院哲学……力图证明和论证仅仅立足权威之上的信仰的对象,从而证明了——虽然大部分违背它自己的理解和意志——理性的权威,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作了准备。” 人的理性在上帝这个前提下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经院哲学在借用古希腊逻辑遗产的过程中,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古典宇宙观念,将他视为最高权威,将有关宇宙即上帝、人和自然界的全部知识,包括可以从观察和理性获得的,以及来自启示、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知识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连贯的理性体系,并认为它们是基督教神学的定论,这样以来,教会在维护神学的权威性时,便不得不与文艺复兴以来反抗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念的近代科学发生冲突,并利用它的巨大力量迫害近代科学家。这是经院哲学留给近代科学思维的双重遗产。


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它确立了对于自然的理性秩序的信仰。在欧洲思想史上,自然秩序观念最初表现在古希腊悲剧思想中的不可改变的命运必然性和维护城邦生活的城邦法中,罗马时代表现在罗马法的秩序观念上,而在经院哲学中则是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即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秩序之中。12世纪法国的沙特尔修道院中发展起来的沙特尔学派认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合理的整体,“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像给一个巨大身躯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混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 由于上帝赋予自然世界以理性秩序,自然世界就成了理性可以认识的对象。这种信念是近代科学思维产生的一个前提因素,正如怀特海所说,“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近)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进入近代以后,“上帝为自然或宇宙设定秩序”的观念保留下来,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牢不可破的信念。牛顿说:“真理是在简单性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事物的多样性和纷乱中发现的。至于世界,它向肉眼展示出客观事物及其多种多样,在用哲学的理解去概括时,会显示出其内部组成是很简单的,以致理解得如此之好,从这些眼光来看它就是这样。正是上帝工作的完好,以最大的简单性将它们全都创造出来。” 1727年英国诗人亚历山大•珀薄为牛顿逝世撰写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规律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诞生吧!于是一切豁然开朗。”显然,在牛顿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家的使命是寻找和发现隐藏在黑暗中的自然秩序(或称规律)。爱因斯坦说:“没有可能用我们的理论结构掌握实在的信仰,没有我们世界内在和谐的信仰,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仰是并将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 无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对“世界内在和谐”即秩序的信仰一如既往,从根源上,它来自经院哲学所确立的上帝的理性自然秩序观念。
对上帝理性自然秩序的信仰可以说明为什么对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近代科学家,差不多都具有神学家身份或神学信仰。哥白尼(1473~1543)担任过教士职务;布鲁诺(1548~1600)则始终是教士身份;伽利略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牛顿也没有抛弃对上帝的信仰。他在进行研究时,念念不忘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认为“一个人要证明有一个完美的存在(being),却未同时证明他就是造物主或万物的创造者,则就尚未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全智的、最完美的却无支配权的存在,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上帝的神性最好不由抽象的概念,而由现象,由它的最终原因来证明。” 同牛顿相类似,波义耳(1627-1691)临死时留下50英镑作为讲座基金,以求论证上帝存在。在这些自然科学家那里,上帝并非不存在,上帝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关系,但自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对象,一个理性可以认识的对象;在近代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家已经不再使上帝及其相关教义纠缠和限制具体的自然研究过程,研究活动不再以上帝为既定对象,换言之,上帝被放在了一边,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 不过,无论对经院哲学家还是近代科学家,上帝的存在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无可置疑的,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近代科学思维的成长并没有导致对上帝存在的根本否定。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传教士告诉孩子们上帝存在,而牛顿则向人们证明宇宙是上帝智慧的杰作。近代以来科学家所普遍持有的信念是,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人类,其使命是探索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科学家普遍怀有宗教情怀,甚至连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能脱离这种情愫,认为“科学撇离宗教便是跛子,宗教撇开科学便成了瞎子。”可以说,即使到今天,对于经院哲学创立的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仍然是很多西方科学家探索宇宙规律的重要动力。


爱因斯坦(1879~1955)认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 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思想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支柱,近代科学思维的两个主要特征,其形成与经院哲学有着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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