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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述帝国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作者:霍文勇 | AT 2013/12/28 09:59 | 来源:学灯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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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兴起的新亚述帝国是亚述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历一百三十余年,帝国凭依浓厚的战争传统、完善的征战方略、优良的作战武器征服了近东地区众多民族,构筑出一个横跨亚、非洲的军事强国和多民族混居的大国。其间,帝国在不同时期、不同辖区灵活运用相异的民族政策,在维持帝国政权正常运转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近东地区历史的发展。
 

[  ] 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兴起的新亚述帝国是亚述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历一百三十余年,帝国凭依浓厚的战争传统、完善的征战方略、优良的作战武器征服了近东地区众多民族,构筑出一个横跨亚、非洲的军事强国和多民族混居的大国。其间,帝国在不同时期、不同辖区灵活运用相异的民族政策,在维持帝国政权正常运转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近东地区历史的发展。

[关键词] 新亚述;民族;政策

 

 

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亚述的历史开始从两河流域北部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的阿淑尔城(Ashur)展开,[①]居民多为塞姆语系的亚述人,早期语言为东北塞姆语支的阿卡德语(Akkadian),晚期采用简单、明确的西北塞姆语支的阿拉美亚语(Aramaic)。全部亚述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②]历时两千余年,到前七世纪末灭亡。在其发展的前两个时期明显受制于周边各民族力量的消长,实力时强时弱,时分时合。前十世纪末,亚述在蜩螗沸羹的纷扰形式下重新崛起,开始进入新亚述时期。如果把整个新亚述时期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亚述前期(前934-746年)和新亚述后期(前745-609年)。学术界一般又把新亚述后期称为新亚述帝国时期。[③]在新亚述帝国时期,“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④]经过几代统治者不断的征服和兼并,[⑤]帝国版图达到空前规模:北起乌腊尔图(Urartu),[⑥]东南兼及埃兰(Elam),[⑦]西抵地中海沿岸(叙利亚、以色列),西南至埃及。亚述文明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前八至七世纪成为近东历史上“亚述的世纪”。 虽然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⑧]可是“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⑨]作为横跨亚、非洲的大帝国,亚述就这样进入了“历史”视野之中。

新亚述帝国的辉煌是建立在不断的军事胜利和吞并的基础上的,每一位国王都面临着繁多的敌对民族和内部起义,均在反复无休止的征服与被征服中演绎着历史的残酷与轮回。“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成员可以有共同的利益,但它却时常和别的阶级或别的民族的利益相冲突”,[⑩]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与冲突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规则。同时,在古代“狭小疆域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这些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其邻国或遭邻国攻击。这样,被彼此对抗的必要性所驱动,它们无休止地混战或彼此威胁”。[11]在这种关乎存亡的局势中,亚述成功地征服了周边的众多民族,成为进入铁器时代之后近东地区的第一个大帝国。总体来说,“征服国对待被征服国有下列四种方式:(一)按照被征服国原有的法律继续治理其国家,而征服国则仅仅行使政治及民事方面的统治权;(二)在被征服国建立崭新的政治和民事的治理机构;(三)毁灭这个社会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他的社会里去;(四)把它的公民全体灭绝”。[12]在征服过后的治理中,新亚述帝国的统治者同样运用多种方略和措施以更好地维持政权的正常高速运转,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多种民族政策被帝国有针对性地采用。民族政策的实施是“一个在诸族体间进行价值分配的过程”,[13]这其中的得失多少、理性与否要从长时间、特定角度来进行权衡,才可得出尽量接近客观的结论。

一、民族迁移政策

在新亚述帝国时期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迁移政策。当亚述军队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就把整个民族的居民迁徙,让他们在别处重新定居。在一封书信中就提及一次从基里基亚(Cilicia)[14]放逐各类居民977人。[15]这项政策的实施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同他们的本土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相脱离,从而失去反抗的精神基础,逐渐成为亚述的臣民。亚述统治者频繁使用这一政策来处治境内各被征服民族,强迫他们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的故土,从帝国时期的浮雕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被征服居民携带包裹举家长途流徙、混合调配被遣往他乡的图景。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曾经把三万叙利亚人从哈马忒(Hamath)地区迁往东部的扎格罗斯山(Zagros)地区,把1.8万阿拉美亚人(Aramaeans)[16]从底格里斯河(Tigris)东岸迁往北叙利亚。这种集体迁徙的做法被其后的亚述各国王所承袭,成为亚述对外征服的主要民族政策。这种政策在中外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屡见不鲜:“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后,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17]19世纪最后30年,苗族的彻底平定(1872)也是通过强制性的聚居,即将苗人集体迁徙到城市中居住的办法实现的;[18]在罗马城初建之时,其中一个开拓建城的方法便是把邻近被征服民族的居民迁移到罗马城中。

“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19]亚述统治者青睐民族迁移政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征服政策在为亚述带来土地和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各地持续不断的起义和暴动,为了避免被征服民族的起义以及控制、奴役他们,把他们从故土强制移到亚述国内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农业和工商业奴隶主从民族征服政策中获利较少,对这种一次性的掠夺政策也不满足。再加上当时铁器已经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业和工商业集团宁愿实行一种长期最大限度剥削被征服民的政策。“最迟从公元前九世纪开始,他们就认识到除了每年派遣大规模军队进驻被征服地区外,应该还有着一种更为妥善的治理方式”。[20]亚述国王最早在前十三世纪就实践过放逐迁移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这一政策,但规模不大,并且主要是迁往亚述本土从事耕种和建筑等事宜。从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统治时期才开始大规模迁徙被征服地居民,系统地频繁交叉混合被征服民。

前742年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西征地中海沿岸各民族,把俘获的30,300人迁离安置于别处,[21]把1,223人安置于乌鲁巴(Ulluba)[22]地区。[23]前738年他举兵征服图什哈(Tushkha)[24],把其居民迁往乌鲁巴,[25]在与强劲的宿敌乌腊尔图之间建立起一条有效的缓冲带,确保帝国北部和西部边陲局势的稳定。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从即位之初就对散居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直至波斯湾的阿拉美亚人进行征服,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边境地带,并派遣帝国的官员担任管理他们的总督,在南部地区他将在巴比伦尼亚俘获的阿拉美亚人安置于西部行省叙利亚。有时,他甚至建造一座新城来安置被征服居民。对迦勒底人(Chaldaeans)[26]他实行了同样的大规模迁徙的政策。

南方的巴比伦尼亚趁沙勒马那沙尔五世(萨尔贡二世的前任)去世带来的混乱又起事端。前705年,刚即位的萨尔贡二世兵锋直指巴比伦城,击败叛乱之军,再一次粉碎了巴比伦尼亚从帝国独立出去的企图。萨尔贡二世加冕自身为巴比伦尼亚王公,“他把一些阿拉美亚人和迦勒底人放逐出巴比伦城,重新安置别的居民”。[27]前720年萨尔贡二世击败叙利亚各部组成的反亚述联盟,把大量的居民迁往亚述内地,同时把其他地区的被征服民迁居于叙利亚。[28]次年萨尔贡二世遣兵击败北部乌腊尔图属国的城镇,将其人口迁往西北部的行省赫梯。在帝国西南,前715年萨尔贡二世远征沙漠地带的阿拉伯人,把他们迁至撒马利亚。[29]

前703年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美罗达巴拉丹(Merodach-Baladan)再次谋求独立,辛那赫瑞布出兵南下,洗劫了叛军的宫殿,迫使美罗达巴拉丹流亡于海上,亚述王将俘获的20.8万人迁往亚述。[30]前674年阿萨尔哈东出征埃及,顺利击败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王塔哈尔卡,在其铭文中记载了战后的情况:“我把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人都迁移出了埃及,没留下一个人来朝拜我”。[31]前668年阿淑尔巴尼帕的军队征服了东底格里斯河地区的城市基尔毕图(Kirbitu),把其境内的居民远徙至刚刚被征服的埃及,而迁入其他民族定居在基尔毕图。[32]前648年阿淑尔巴尼帕平定了其兄弟沙马什顺乌金在巴比伦的叛乱之后,把与巴比伦城结盟的阿卡德人、迦勒底人、阿腊穆人(Aramu)等民族等放逐到帝国最边远的地区,派遣总督、官吏管理他们,并对他们课以重赋。

在整个新亚述帝国时期,民族迁移政策被各王作为治理征服地区的重要方略,将A地居民迁往B地,B地居民迁至C地,这种地域置换的线性民族迁移政策适用于帝国各个时期的大多数地区,仅在巴比伦尼亚地区从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到阿淑尔巴尼帕统治期间就有近五十万人被重新安置于他处。[33]“战争和移民本身虽然不是经济的(尽管正是在早期,主要是以经济为取向的)事件,然而,在各个时代,直到当今,往往给经济带来激烈变化的结果”。[34]古老的新亚述帝国这种民族迁移政策不仅在政治上可以给帝国带来暂时的稳定,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铁器的使用,通过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协作对经济发展也有所作用。例如,在农村地区他们可以开垦新耕地、增加粮食产出、促进经济繁荣;有些人被安置于人口锐减的地区可以平衡帝国的发展。亚述统治者不是盲目随意安置这些被征服民,他们大多是经过谨慎的考虑尽量将其安置在与他们的原居住地环境相似的地区。为了顺利让这些居民到达目的地,亚述当局周密安排行程,虽然说“他们既不会对被征服者表示同情,也不会对弱者表示尊重”,[35]但我们从文献以及浮雕作品中看到他们给被放逐者提供基本的衣食,甚至给妇女和儿童提供手推车或者驴、马等交通用具。从文献和《圣经》中的记载看,一般都是整个氏族或部落一起迁徙,很少看到有部落被分割的支离破碎的现象。[36]“这一政策改变了近东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的各民族之间独立分散、聚少离多的格局,对整个近东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37]

二、民族拓殖政策

在新亚述帝国时期的王室铭文(royal inscription)、国王年代记(chronicle)以及国王与其臣下的书信中,“我围困,我征服,我掠走,我烧掉,我洗劫”等词语经常被用来表述亚述王纵横驰骋与战功卓著,同时也表露出亚述统治者对被征服民族的压制与残忍。随着冬天雨季的褪去当春天来临时亚述军队通常就要踏上征程,开赴四方去镇压起义或开辟新的疆土。“一座城市被占领之后,入侵者马上铲平它的城墙以消弭进一步的抵抗”。[38]“那些尚武的民族无不受到比真正实际的战争利益更为崇高的动因的激励。……甚至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专事掠夺和抢劫的国家,获取财富也决不是主要的目标”。[39]亚述各王的好战与残暴从《圣经》及其西方人的印象中可见一斑。他们实行的恐怖的民族征服政策贯穿帝国始终。

前714年萨尔贡二世北上征战乌腊尔图,历经多次交锋,攻克乌腊尔图全部7个行省的430余座城市,洗劫其圣城穆萨西尔(Musasir),掠走圣城的神像,迫使乌腊尔图国王自杀,大量人、畜被带走,使乌腊尔图遭到毁灭性打击。[40]

前712年萨尔贡二世进攻后赫梯(Hittite)[41]人的美里德(Melid)国,他“像击碎陶罐一样”轻松兼并这一地区,将其国王及臣民锁上铁镣押到了阿淑尔城。四年后,另外两个位于叙利亚的赫梯国家库穆勒和萨马勒(Samalla)也被征服,成为亚述的行省。[42]

在阿淑尔巴尼帕统治期间,由于埃兰支持沙马什顺乌金(Shamshi-shum-ukin,亚述王的兄弟)在巴比伦城发动的反叛,阿淑尔巴尼帕其后几次进攻埃兰。在前646年的第三次进攻中,亚述军队全面摧毁了埃兰地区的12个行省、14座王城和无数村镇,烧杀劫掠,甚至掠走了19座埃兰的神像。幸存者被带到亚述分给各城市中的贵族,苏萨城所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埃兰从此一蹶不振。阿淑尔巴尼帕炫耀自己的武略之所极:“从此以后整个埃兰大地上将听不到人的哭喊声,因为这片土地又回到了原始的蛮荒之中。”[43]

民族征服政策是新亚述帝国重要的军事目的,并以此恐吓企图独立的民族、维持帝国霸权的方式。亚述军队兵锋所至都给被征服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上演人间悲剧。由好战精神培育出来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军队不停地运转,帝国就如开启的战车无法停息狂奔的脚步。但是,帝国实行的这种大屠杀的民族征服政策“除了人力物力破坏和激起更强烈反抗之外,不能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44]

三、民族自治与和亲政策

“古代的征服者经常毁灭整个民族。可是当征服者并不毁灭这些民族时,它也不会触动人们最为依恋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律法、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神祗”。[45]征服者试图能找到一条有利于自己统治利益的途径,只要是精明的统治者都会为此付出努力,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运用相异的方式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民族政策才呈现出多样、多元、多角度的纷繁多姿。民族自治政策是在尊重或至少是不歧视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被征服地区和民族自行管理本区域的事务。“我们经常看到,俯首称臣的国家继续享有所有先前的管理形式和古老的法律”。[46]新亚述帝国的统治者有时只是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顺从,并未企图深入被征服民的家庭或当地原本存在的关系与状态,被征服民通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从祭祀活动到生活习惯,从经济交流到邻里往来都遵循着往昔的节奏与规则。

新亚述帝国实施的民族自治政策更多地在文化传统相近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得以体现。亚述王阿萨尔哈东在位时治下的巴比伦尼亚地区获得了短暂的相对和平,为了避免其去世后亚述与巴比伦尼亚再次交恶遭受兵燹之灾,他在生前立其子阿淑尔巴尼帕为亚述王太子,另一子沙马什顺乌金为巴比伦的王太子,并让全国举行效忠王太子的盟誓。先王去世后,两人分别入主亚述和巴比伦:阿淑尔巴尼帕统治亚述本土及其各行省,沙马什顺乌金管辖巴比伦尼亚,其地位在前者之下,但在他的辖区内享有尽可能大的权力。“也存在着不是暴力的强制手段,它们以相同的力量,或者在有些情况下以更强的力量,像暴力强制手段一样发挥着作用”。[47]新亚述帝国这次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巴比伦尼亚获得的自治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稳定和发展,也使帝国免于南部区域事务的烦扰,集中精力攻陷底比斯、侵占埃及,多次击败宿敌埃兰。直到阿淑尔巴尼帕统治的第17年(前652年)巴比伦城才举兵反叛。但是,与所有民族的自治一样巴比伦尼亚享有的自治权力也是不完全的,阿淑尔巴尼帕负责管辖巴比伦尼亚的防御工事和外交事务,他同时建立了独立于其兄弟的巴比伦情报系统,并任命直接向他汇报负责的巴比伦官员。[48]新亚述帝国时期近东地区民族众多,持续不断的关乎生死存亡的兼并与臣服使征服者不敢轻易给予被征服地区以自治,尤其是在好战传统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不信任感存在的情况下,民族自治政策的进一步展开与推行受到了制约。即便如此,帝国在巴比伦尼亚所进行的民族自治方案的尝试也展示了亚述统治者的勇气和魄力,丰富了和巴比伦之间传统的历史关系。

从零星的记载中也能窥到民族和亲政策的踪迹。辛那赫瑞布的妻子、阿萨尔哈东的母亲那齐亚(Naqia)是巴比伦的阿拉美亚人。那齐亚是她的阿拉美亚语名字,她的亚述语名字是扎库图(Zakutu)。另外,阿萨尔哈东的妻子、沙马什顺乌金的母亲埃沙腊哈马特(Esharra-khamat)也是来自南方的巴比伦尼亚人。[49]这些婚姻都不可避免地有政治和亲的色彩。

阿萨尔哈东统治时,他注重同阿拉伯人建修友好关系,归还先王劫掠于他们土地上的神像,还娶了一位居于尼尼微的阿拉伯女人质为妃。

同样是在阿萨尔哈东统治时期,西徐亚人(Scythian)[50]实力渐强,趁亚述危难之机提出和亲联姻的建议,要求阿萨尔哈东把其女儿嫁给西徐亚国王巴尔塔图瓦(Bartatua)。文献没有记载阿萨尔哈东是否满足了西徐亚人的要求,只是记录了他对由联姻所带来的“和平”表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怀疑。但其后双方关系发展稳定,结成了牢固的战时联盟,前653年巴尔塔图瓦之子曾率军击败米底人对亚述的进攻,成功解除了后者对尼尼微的围困。由此进行推论,当时的联姻可能最终付诸实践[51]。

四、 民族同化政策

“并不是一个国家只实行一种民族政策,而是针对不同的民族情况来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52]新亚述帝国在主要侧重实施民族征服和民族迁移政策的同时也间或灵活采用其它民族政策,其中民族同化政策就是比较明显的策略之一。由于受到帝国时期文献特征的制约,有关征战伐略、武功建树的记载较多,而对于其它主题的记载很少,但从这些点滴的相关叙述中,加以仔细的分析不难发现别的施政治理方措留下的清晰的历史过痕。

民族同化作为民族演进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方式主要是指不同民族在交往、碰撞的历史过程中,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失去很多原有的民族特征,而被吸收、合并于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同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53]从操作的方式而言,民族同化可分为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自然同化与通过暴力压迫而实现的强制同化;从内容上讲,同化又可分为文化同化与体质同化。新亚述帝国时期发生的民族同化主要是强制同化前提下的文化同化。以色列地区的撒马利亚(Samaria)居民在文化风俗与体态上与遥远的埃兰人有相似之处,就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旧约《以斯拉书》(Ezra)4:9-10提及了前640年亚述王阿淑尔巴尼帕在击败埃兰之后,将其居民放逐到巴勒斯坦北部这一史实。[54]

前八世纪开始,阿拉美亚语在亚述被广泛地使用,并在词法和句法方面对阿卡德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究其原因,这与前九世纪开始阿拉美亚人的数量在两河流域不断增加有关联,他们或主动南下或被大规模地迁移至亚述和巴比伦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加速了民族融合同化的进程。他们从事的事务很多,成为建筑业中的劳动力与手工匠人,成为军队中的士兵并且有些达到了上层行列,有的甚至出现于亚述国王的宫廷中。在亚述地区,阿拉美亚语逐步占据重要位置,至少说明了亚述人在语言文化方面有被同化的迹象。

前722年以色列人被亚述帝国征服后,被放逐到米底(Media)[55]和哈布尔河地区[56],最终他们自身的民族特性消失很多,[57]“实际上,他们被当地文化完全同化了”。[58]萨尔贡二世统治期间,帝国西部叙利亚地区的总督阿达哈提(Adda-hati)在写给国王的回信中提及了后者曾向他下达的命令:生活在山上的居民应当从山上出来,并且要建筑要塞。阿达哈提回复说,他们已经出来了。他进一步请示国王:沙漠地区的这十个要塞的居民都要出来吗?最后,他表示双方的相处有时不很顺利,他会尽职尽守。[59]这封信虽多少带有强制的色彩,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亚述统治者试图尽量采用一种非强制的手段来达到同化被征服民的目的,这似乎是介于自然同化与强制同化之间的一种中庸政策。民族同化政策或者说朝向民族同化方向所进行的努力,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近东地区文化的整合做好了准备。

五、结论

马克思依照生产方式存在内容及形式的不同把人类社会的征服分为三种类型[60],也有学者依照征服载体的不同对征服行为进行过划分[61]。征服行为及其随之而制定的政策是动态恒变的概念,因时因地而迥乎不同,其共有的特征乃是所有的征服行为及政策都体现着征服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迹,并不断整合利益追求与被征服者之间的不平衡,或以武力相胁,或以经济示诱,或以意志暗控。悲喜欢和,得失荣辱都在利益这根魔棒下变化不定。

新亚述帝国时期实行的各种民族政策同样具有上述的个性与特征。亚述统治者依情况的不同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从民族征服到民族迁移,从民族同化到民族自治,都是亚述各王在当时理性范围内做出的尝试与抉择。在对待同一民族时也往往会因时而采取相迥的政策。例如,辛那赫瑞布时期阿拉伯人已经开始卷入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纷争并定居在比迦勒底部落更北的地区;而在阿淑尔巴尼帕当政时期,由于阿拉伯人作为联军支持过巴比伦城的叛乱并不断骚扰亚述西部地区,亚述王同阿拉伯人随后进行了艰苦的战争,使他们称臣纳贡。[62]

站在长远历史的高度来看,“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63]新亚述帝国也难逃此厄运,前612年迦勒底人与米底人联合攻陷尼尼微,新亚述帝国瓦解。残存各地的亚述人力量不久后也归于消亡。判断任何“存在”的理性与否,必须站在特定的角度才能寻出勉强明确的答案,能够客观阐述清楚“存在”的存在,也许才能够触摸到理性的跃动。新亚述帝国在古代近东地区一百三十余年的辗转中,实行多种民族政策,在为帝国带来财富与荣光、为被征服民族带来屈辱与悲伤的同时,也丰富着世界历史的图景。

 

                                                

Studies on National Policy in Neo-Assyrian Empire Period

 

HUO Wen-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Neo-Assyrian empire which rose and developed in the late of 8th B.C. was the most splendid period during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Assyrian nation. After 130 years and more the empire conquered many nations in theNear East by the deep war traditions, the perfect campaigning plans, the excellent fighting weapons. At the end a powerful country which stretched over Asia andEurope was established. Meanwhile, in the different time and places the empire performed distinct national policies that maintained political power and affect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Near East.

Key words: Neo-Assyria; Nation; Policy

                                                    

 

  [作者简介] 霍文勇(1976- ),男,山东兖州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亚述学。E-mail:huowy762@163.com。

 


[①] 本文中所涉及之人名、地名等的翻译均参考自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先生编制之《亚述学专有名词的中文音节对译标准化建议表》。

[②] 关于对“早期亚述时期”、“古亚述时期”、“沙姆西阿达德王朝(埃卡拉图王朝)时期”等时间分期术语的界定与规范,请参见吴宇虹先生撰写之《国内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一文(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第4-5页)。

[③] 在分期时间的界定上学术界分歧不大,但对于分期的称谓有些微的异议。《世界上古史纲》(上册)(pp.214-215)把新亚述后期称为新亚述或新亚述帝国,而将其前的新亚述前期归入中亚述时期;Saggs教授在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一书中(p.70)把整个新亚述时期称为新亚述帝国;《古代西亚北非文明》(pp.291,300)把新亚述时期分为新亚述强国和新亚述帝国时期;《世界上古史》(p.126)简单地把新亚述时期称为亚述帝国;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I(p.239) 把前934-609年称为新亚述时期,其中前934-783年为新亚述前期,前744-609年为新亚述后期,中间近四十年时间是地方总督势力坐大,中央王权衰微。(所列各书之详细版本请见文末[参考文献]处。)

[④]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p156.

[⑤] 新亚述帝国时期诸王及在位年代如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前745-727年),沙勒马那沙尔五世(Shalmaneser V,前726-722年),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前721-705年),辛那赫瑞布(Sennacherib,前704-681年),阿萨尔哈东(Esarhaddon,前680-669年),阿淑尔巴尼帕(Ashurbanipal,前668-627年),阿淑尔埃提鲁伊里(Ashur-etillu-ili,前627-623年),辛沙尔伊什昆(Sin-shar-ishkun,前622-612年)。最后两王系阿淑尔巴尼帕之子,此时帝国已衰落。前612年尼尼微(Nineveh,首都之一)陷落。前609年亚述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失利,帝国崩溃。

[⑥] 乌腊尔图位于亚述帝国北部,今土耳其东部凡湖(Van Lake)地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前十三世纪亚述的铭文记录中。其发展深受亚述先进文明的影响,前九世纪开始越过陶鲁斯(Taurus)山脉南下,与亚述长期抗衡。前六世纪初,臣服于米底。

[⑦] 埃兰居于巴比伦尼亚地区东南方,今伊朗境内西北部。其语言可能与东方印度河流域文明有关系,不属于塞姆语系。前三千年代中期其原始公社制解体。埃兰文明的发展与推进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紧密相联。政治体制中母权制残余浓厚,王位继承采兄终弟及之制。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是苏萨(Susa)。前六世纪成为新兴的波斯人的一个行省。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p194.

[⑨]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 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p39.

[⑩]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p146.

[11]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28.

[12]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p165.

[13]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前言p4.

[14] 基里基亚位于亚述西部,小亚细亚的东南部,陶鲁斯山脉与地中海之间。

[15] Fales F M, Postgate J N. SAA(=State Archive of Assyria) Volume XI: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Records, Part II[M].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4-105.

[16] 阿拉美亚人是塞姆人的一支,擅长于经商,居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前十三世纪可能由于降水量的减少而被迫从叙利亚沙漠地带向南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1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p211.

[18]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p6.

[19]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p67.

[20] Grayson A K.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I: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world, tenth to eighth centuries B.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0.

[21] 此处目的地之名称在原始文献中残缺,只有“Ku-”的符号。依吴宇虹先生观点,此处宜复为库穆黑(Kummuhi).

[22] 乌鲁巴位于亚述首都尼尼微以北约100公里处。

[23] Luckenbill D D.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Volume I: Historical Records of Assyr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Sargon[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275.

[24] 具体位置不详。

[25] Grayson A K.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2: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Empires and other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Sixth Centuries B.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6.

[26] 迦勒底人是塞姆人的一支,居于靠近波斯湾的沿海地区。

[27] Saggs H W F. Babylonians[M].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p155.

[28] Grayson A K.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2: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Empires and other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Sixth Centuries B.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89.

[29] Luckenbill D D.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Volume II: Historical Records of Assyria from Sargon to the End[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7.

[30]刘文鹏.古代西亚北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308.

[31]刘文鹏.古代西亚北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313.

[32] Grayson A K.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2: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Empires and other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Sixth Centuries B.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5.

[33] Saggs H W F. Babylonians[M].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p161.

[3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91.

[35]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240.

[36] Saggs H W F.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M].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Limited,1984,p263.

[37] Saggs H W F.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M].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Limited,1984,p268.

[38] Postgate J N.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M].London andNew York: Routledge,1992,p252.

[39]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239.

[40] Luckenbill D D.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Volume II: Historical Records of Assyria from Sargon to the End[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p73-99.

[41] 赫梯位于小亚细亚东部卡帕多西亚地区,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与哈里斯河(Halys River)、黑海与基里基亚(Cilicia)之间。前二千年代初期印欧语人进入该地,同化原始哈梯人(Hattians)。前1595年,灭亡古巴比伦王国。前十三世纪末遭受“海上民族”入侵。前八世纪残存的赫梯小国被亚述所灭。

[42] Luckenbill D D.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Volume II: Historical Records of Assyria from Sargon to the End[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p11-12.

[43] Grayson A K.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2: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Empires and other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Sixth Centuries B.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3.

[44]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216.

[45]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262.

[46]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261.

[47]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351.

[48] Saggs H W F. Babylonians[M].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p160.

[49] Grayson A K.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 2: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Empires and other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Sixth Centuries B.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8-139.

[50] 西徐亚位于黑海北部,是亚述属国之一,长期与亚述保持友好关系。据希罗多德所述,在亚述帝国行将灭亡之际,西徐亚最终与米底结盟反对亚述。前500年左右,其势力最盛,与波斯相抗衡。

[51]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p.315)明确肯定了联姻的最终形成,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I Part2(pp.564-565)对此未置可否。本文采前者之说。(所引各书详情请见文末[参考文献]处。)

[52]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p407.

[53]列宁全集第2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p128.

[54] Saggs H W F.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M].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Limited,1984,p115.

[55] 米底位于伊朗高原西北部,埃兰以北、里海以南。属印欧语人。前九世纪中期始见于文献之中。后相继攻克亚述和吕底亚(位于小亚细亚)。前六世纪中叶为波斯所灭。

[56] 幼发拉底河上游支流。

[57] 《旧约·列王记下》17:6中也提及此事。

[58] Saggs H W F.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M].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Limited,1984,p268.

[59] Parpola S. SAA(=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Volume I: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 Part I[M].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87,p138.

[60] 一是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一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一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61] 一是由于武力的征服,使用警察权;一是精神上的激劝策励;一是经济上的协定,在分工合作条件下各人都趋利附实,即可囊括他们的私利观而为公众目的。(放宽历史的视野.黄仁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58.)

[62] Saggs H W F. Babylonians[M].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p159.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242.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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