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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与世界和平: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

作者:邢科 | AT 2014/01/11 06:11 |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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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衡哲(1890~1976年)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任教北大,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她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是民国年间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之一。截至1949年,这部教材已经连续再版9次。1943年,陈衡哲应周恩来之邀到访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周恩来对她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陈衡哲及其著作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陈衡哲的《西洋史》继续受到关注,上世纪末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西洋史》,进入21世纪后东方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岳麓书社也纷纷再版此书。这样的出版密度在同类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可见此书作为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国内学界对陈衡哲及其著作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就笔者所知,仅有何成刚、张安利的“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和黄蕾“陈衡哲史学成就论略”两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以《西洋史》为着眼点,对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做一初步考察,并希望以此为窗口,探寻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观。
  
  一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反对战争,主张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思想基础与她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陈衡哲赴美留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虽身处当时最安全、最繁荣的美国,远离战火,但她还是关注着战争。1916年8月,在东美学生会第12次年会上,陈衡哲参加了中文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二名,当时她演讲的题目就是“平和与争战”。可见,那时的陈衡哲已经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国后,国内的动荡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册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的南京。”(《原六版序》,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撰写《西洋史》上册的时候,她曾随丈夫到过四川,当时四川的贫穷、落后和闭塞使她非常震惊。1922年,她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文中历数四川的弊端,并将这种乱局归因于军阀混战:“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于是,陈衡哲夫妇联合报、学、商界的朋友,在重庆发起成立一个“裁兵促进会”。正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所以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明显带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冲突。
  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争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到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犯那土著人的田林。他们又看见土著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人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争罢了。”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繁荣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因此,陈衡哲相信,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争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争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争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争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始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执,看上去似乎也要牵入战争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改变一下,战争将不可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争,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养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使国际主义而能战胜帝国主义,那么,和平的梦想,即可实现。”由此可见,陈衡哲把国际主义看成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
  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交流成为全书的主基调。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
  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讲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表明,陈衡哲十分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原因是:“因为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处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极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减少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


        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论文联盟http://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量远远大于武力的力量。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单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繁荣——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论及古罗马文化时,陈衡哲用几乎全部的罗马历史论证了一个观点:破坏共和和葬送帝国的“乃是罗马自己的武功,和那个武功所产生的效果”。其次,陈衡哲承认武力有时也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偶然的”,实不足取。她说:“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常常能得到些意外的进步。我们须要明白,原动力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有许多进步,许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帝国主义便是一个例。但意外的结果总是意外的,总是靠不住的。”第三,武力虽然可以破坏文化,但不能彻底毁掉文化,文化要素还可以保留下来,因此文化的力量要远大于武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指出:“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这是她在《西洋史》中阐发的中心论点之一。
  (二)科学发展与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推动世界走向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理想:“一个国家个性的要素,乃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将来。具体而言,即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类,如能创造一个共同的历史,如能发生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为一个国家……而近世因列国个性发达过分,而生产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一个更为伟大的势力去扫除了。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梦想的一个希望吗?”在此,陈衡哲以国别史来推论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一国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而达到消除混乱局面,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文化走向“一国化”是否可能?陈衡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科学”这个重要因素。她论述科学的作用说:“近代的科学,直接的既已成为一切学问的基础,一切进步及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间接的又靠了工业革命的势力,成为工业、商务以及政治、社会、一切事业的原动力。他实是近代文化的中心点。不但如此,他又能不问宗教,不问民族,不问语言,不问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赐与全世界人类,所以科学又是一个可贵的国际势力。”由此可见,在陈衡哲看来,“科学”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征,是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科学”之外,陈衡哲认为,文化交流也是实现世界“一国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交流乃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在该书第一编的结论部分,陈衡哲指出,文化交流推动了上古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渗透到书中的许多章节中。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与世界和平?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此并未进行具体阐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意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而是一种原本彼此呼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因此在陈衡哲看来,文化交流不应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应是可以使文化达到和谐融汇的“化学变化”,通过这种“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即可成为“一国化”的基础。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
  陈衡哲虽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国化”的理想,但是在总结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历史变迁之后,她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在《西洋史》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亚洲国家发展的三条道路:“亚洲的人民却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其三,是凭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创造一个新道路。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第二条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这一概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亚洲现状的思考。各国的国情不同,在西方霸权面前,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因为这两条是“歧路”,中国应该“凭着自己的天才”,“去创造一个新道路”。但遗憾的是,在陈衡哲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的是中国“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而是正处于“彷徨”之中。她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非常重要,这点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有所体现。这篇文章模拟大运河(代表被人创造)与扬子江(代表自我创造)的对话,她借扬子江之口说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由此可见,她认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强强加的,是对外来势力的屈从,这样的命运“毁也由人”。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西洋史》中,陈衡哲叙述的虽然是以西洋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考的却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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