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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与贤人政制思想的兴起

作者:陈诚 | AT 2014/01/21 03:09 | 来源:柳林风声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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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城邦史上的重大转折,它暴露了各邦传统政制的种种缺陷,进而引发社会政治改良思潮泛起。贤人政制思想就是当时的一批知识精英分子和城邦上层人士针对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提出的拯救方案。德性和理性是贤人政制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伯罗奔尼撒战争、贤人政制、柏拉图、修昔底德、城邦精神
 
     前431年至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世界陷入了一场令人怵目的大混乱。城邦文明由此急转直下。[1]但战争对于人类历史的前进和宏观社会的发展不可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动力。尽管在实体生命和短时经济那里,它可能还是更多地意味着血腥和破坏,但这并不支持我们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显而易见的线索。[2]作为古典史上的重大转折,伯罗奔尼撒战争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旧有政制,尤其是雅典民主制的弊端,从而孕育了许多新的改良因素。长期战争也造成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公民精神沦丧,激起人们对“德性”、“理性”的强烈呼唤。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贤人政制”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渐渐形成的。
    许多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和“贤人政制”的研究是分开进行的,或者仅把“贤人政制”视为古典哲人提出的一种新型政治构想,单纯地从政治思想史或哲学思想史角度进行分析[3],而缺乏对“伯战”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与新兴 “贤人政制”之间关系的探究。本文拟就此一作尝试。
                    一、破旧与立新:政制观念的变革
    “政制”意即“政治体制”,在狭义上是指具体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的组织运作方式[4],在广义上可引申为特定人群的普遍生活方式[5]。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启了政制研究的先河,他将各邦流行的政制分为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三大类,将建立在人民意志和国家法律基础上的政权称为君主制,把违反民意的、仅以统治者意志为基石的政权称为暴君制。[6]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将城邦政制分为理想和现实两大类(柏氏分别称之为“完善的”与“不完善的”),理想政制即贤人政制,现实政制则包括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他还从历史悲观主义出发,认为现实中的这四大政制是一个渐次堕落的过程。[7]修昔底德也在他的作品里认为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国家大致经历了“世袭君主制”、“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等政体变迁。[8]亚里士多德对政制问题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他在承袭前人说法的基础上,首先以统治者是为城邦的公共利益服务抑或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标准,将政体形式划分为“正宗”与“变种”两个方面;又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寡,认为“正宗政体”包括一人掌权的“君主制”、少数人掌权的“贵族制”和多数人掌权的“共和制”,并分别对应“变种政体”里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9]前5世纪末以来,城邦逐渐陷入普遍危机之中,旧政制的缺陷日益显现,人们开始质疑它们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惨状更为猛烈地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担忧,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柏拉图就这样感叹:“我观察愈深,年纪愈大,愈觉政治清明,千难万难,雅典风俗习尚,远不如前,我心中惶惑,莫知所措。我一再考虑,政治社会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挽救。最后觉得各邦政治,都有问题.......”[10]
     具体地说,对于经历了民主制辉煌时期的人而言, “自由”、“明智”、“和平”是使他们自愿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因此,君主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柏拉图曾言之凿凿地表示:“立法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着眼于此,所以建立一个过分强大的,或纯粹的王权肯定是错误的。”[11]僭主制也是招人厌烦的,就连一向富有修养、最具客观主义和冷静情绪的修昔底德也认为:“僭主们的习惯是考虑他们自己,单单关注他们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他们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安全,因而难以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他将希腊诸邦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始终无法团结一致的原因归咎于僭主们急切地寻求安稳、保持私利而丧失了进取心。[12]柏拉图则更加直率地批评这种体制,甚至声色严厉地“敦促那些想要建立僭主制的人悬崖勒马,不要再过那种所谓的幸福生活,只有永不满足的、贪婪的、掠夺成性的人才把这种生活称作幸福。”[13]寡头制同样不受民主主义者们欢迎。叙拉古的阿特纳哥拉斯说:“民主政治中的‘德莫’或‘人民’一词包括全体国民,而寡头政治仅代表部分国民…….寡头政治会使人民大众分担苦难,而寡头党人则不仅不满足于拥有最大的权益,甚至想独占全部。这就是你们当中的有权势者和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但在一个伟大的城邦,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14]不过相对而言,寡头制的认同度比君主制和僭主制要大,特别是在知识精英阶层中。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的胜利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效率强大的寡头制也许比腐朽败坏的民主制更有意义。所以,色诺芬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里对斯巴达特有的国家制度大为赞赏。他认为:“来库古是斯巴达人所遵从的法律的制定者,正是遵从了这些法律,斯巴达人才迎来了国家的繁荣。”[15]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对民主制充满蔑视,对寡头制却推崇备至。[16]柏拉图也认为斯巴达的政制具有一种结构上的混合性与稳衡性,它“把斯巴达人的固执和气魄同老年人的谨慎小心结合起来,并给28个长老在作出重要决定时以与国王同等的权威。你们的‘第三位救世主’看到,你们的政府仍受到腐蚀并为无休止的活力所扰乱,就用‘五长官’的权力形式来加以约束。‘五长官’权力形式十分接近于采用抽签办法。这种方式使你们的王权变成了一种正确要素的混合物,于是它自身的稳定性保证了国家其余部分的稳定。”[17]然而,尽管民主制城邦里的僭主、寡头统治和他们的政变屡见不鲜,甚至有时人民迫于无奈而不得不主动接受,但无论如何,僭主制、寡头制从不被认为是可以长久推行的理想政体。比如,据修昔底德记载,皮山大等人之所以能够成功鼓动雅典民众改变他们的政体,建立“四百人僭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因为恐惧且得到承诺今后还可以再改变政体”。[18]
     从感情上讲,雅典人民中的大多数还是倾向于民主政治的,只是在战争面前,“民主”的迅速败坏实在使他们痛心失望,他们无法说服自己继续自欺欺人地、一成不变地坚守那种制度。在抛开所有迷恋之后,清醒者如修昔底德即指出:“雅典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他看到,当城邦遇到伯里克利这样有足够威望、才能和品德的首领,他能够“独立控制”民众而不是迎合民众,城邦就欣欣向荣[19];可当领袖“为争夺权力与财富,为个人利益与野心,不惜放弃原则,放弃领导,把城邦的领导权交给民众以哗众取宠”[20],那么,“在一个伟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中,必然会导致许多错误。”[21]这是因为,直接民主失去了有效的引导,就变成了涣散、轻佻、效率低下和愚昧无知的“多数人暴政”。于是,本来谦卑的人日渐骄纵、狂妄,社会陷入一种颠覆性的变化:“父亲尽量让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孩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同起同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么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老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而学生则漠视教师”;“狗也如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的在大街上到处撞人。他们习惯于趾高气扬,招摇过市遇到人类,要是不给他们让路,便一头撞过去,你假如遇上他们而不让路的话。一切都弥漫着这种自由精神”。[22]柏拉图这样评价此时的雅典民主——“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23]。在柏氏看来,民主制度轻薄浮躁地践踏了关于庄严的、良好的教养的理想。它不仅是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的根源,而且使德行高尚、智慧超凡、才能卓越之士落得与农民、工匠、贩夫走卒乃至流氓无赖别无两样。每个人都被强行安放到同等位置,以期向人们展示所谓合理的公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24]柏拉图对此忧心忡忡。他一贯坚持任何事必须符合比例和规则,万物的搭配要彼此适合。如若不然,“把过分大的帆装到小船上,给一个小个子吃太多的食物,把太大的权威交给一个够不上这一权威的人,那么后果是灾难性的。”[25] 当民主超越极限,赋予人民没有约束且难以驾驭的大权,理性就崩溃了。这时,“人民的专制是一股疯狂和盲目的力量,它回过头来反对它自己,变成专制独裁并凌驾于法律之上,最终只能导致自我毁灭。”[26]
     也许人们预感到了这种“毁灭”的临近,他们因而不安,变得有些敏感和谨小慎微。城邦的舆论监督和思想禁忌便日益严苛,以致出现了好几例重大的审判、迫害“异端”知识分子的案件,大名鼎鼎的阿那克萨戈拉、普罗塔戈拉都受到打击。此外,直接民主制下做出决策的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义务是相互割离的,伪色诺芬对此直言不讳:“受少数人统治的城邦不得不受到盟约的约束,如果他们不遵守盟约,或者做出不公正的事情,这些签定盟约的少数人的名字总能被指出来。但是民众对签定的任何条约,就有可能把责任推给那个提出议案、将议案交付表决的人,其余的人可以说:‘我当时不在场,我也不喜欢这个条约’,虽然他们知道这个条约已经全体公民同意。”[27]因此,公民们经常凭着自己的一时兴起而作出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决策,却没有人在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出来承担风险和过错,最终,那只能落到城邦领袖的身上。就像雅典人集体决议对斯巴达人开战,但后者两次侵入阿提卡后,他们却因承受不住战争和瘟疫的双重压力而改变了主意。悔恨的情绪和现实的困境使他们迁怒于伯里克利。他们谴责他是战争的发动者,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此。[28]有绝对的权力,也不必害怕决策失误造成的恶果——这使本已洋洋得意的民众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妄为、朝令夕改就成为常有的事,掌握权柄的人“随意的将人们置于死地,如果可能的话,又不假思索的使他们复活。”[29]这在修昔底德的笔下也有多处体现,最典型的是关于是否处死密提林降众的争论。雅典人本已听从克里昂的建议决定处死降敌,但很快就又将自己先前的决议推翻,其中的改变仅仅源于狄奥多图斯那更加打动人心的话语。在这场公民大会上,克里昂表现得愤懑而无奈。他提到:“过去我常常认为民主制是无法管理帝国的,现在我看到你们对米提列涅问题想法的改变,使我更加坚信这一点了。”他指斥民众缺乏坚定主见和切实参与,“你们常常是演说词的欣赏者,你们是根据道听途说来确认事实的;你们判断一项计划的可行性是以鼓吹者的花言巧语为依据的。……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更像是雄辩家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城邦的议事会。”[30]直接民主还导致了雅典政治的庞大规模和巨额开支。为了维持这些消耗,“民主”就像一只贪婪的水蛭吸食着盟邦的财富和奴隶的劳动,从而沦为一件冠冕堂皇而又穷凶极恶的帝国统治工具。至此,民主制度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即使曾经和它最亲近的人也未必能够辨识得出。亚西比德叛逃后对斯巴达人说:“我所热爱的雅典不是迫害我的雅典,而是保障我安享公民权的雅典。事实上,我不认为我现在攻击的国家仍然是我的国家,我要努力去恢复如今已不再属于我的国家。”[31]对他而言,那个把每个公民真正当作孩子来疼爱和保护的祖国早就消失了,雅典已经不再是雅典。
     旧政制的每况愈下促使人们迫切寻求新的出路。于是,5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上半叶,希腊各地出现了一次事实上的社会政治改良思潮。从平民大众、知识分子,到掌握实权的政治家,从阿提卡,到西西里,乃至北部诸邦,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革故鼎新的愿望和行动[32]。这次思潮的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究竟何种政制为最优政制的争论;二是针对传统政制的弊病进行改良;三是勾勒城邦发展的新规划与新航向。譬如,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统治者不该是那些“带有王笏的人,从显贵中选拔出的人,凭抽签登上王位的人,或是靠强力欺骗获得统治的人”,而该是那些“善于统治的人”。[33]“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比方,一条船,应由熟悉航海的人驾驶;纺羊毛时,妇女应管理男子,因为她们精于此道,而男子则不懂。”[34]显然,他的这种想法除了带有浓重的专家治国色彩,还表现出贤人政制的雏形。柏拉图则致力于“理念论”的宣扬。在他看来,世界是二分为可感的物质世界和超验的理念世界;物质世界是虚幻与变化无常,惟理念世界是永恒的真实所在。柏拉图以此为理论依据,提出“理想国”构想。理想国是理念世界在现实中的最大体现,这个国度实行贤人政制,其特点是:以智慧超群、才德兼备的哲学家为王,以自然且稳定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区别为组织方式,实施各种明智的经济、社会制度,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整体幸福。柏氏的设想奠立了西方政治的乌托邦主义情结,堪称走在古典世界的最前沿。值得注意的是,柏氏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他一生依次完成的三部重要著作“《国家篇》—《政治家篇》—《法篇》”来看,人至晚年的柏拉图,其原本厚重的“德治”思想已悄然浸染上鲜明的“法治”色彩。[35]对此,人们似乎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这表明了柏氏对“贤人政制”在做积极地、主动地改良,只是治国手段的变化,而不脱离“人治”这一根本框架;第二种看法截然相反,是认为柏氏的“贤人政制”对现实作了被动地、消极地妥协,是眼见“德治”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无奈之举,同时更是对“人治”理念的放弃。亚里士多德同样倡导贤人政制,但他反对柏氏那种激进的哲王个人集权模式。他相信“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36] 、“凡离中庸之道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37] 在此基础上,亚氏主张建立一种法治的、突出中产阶级地位的、融民主政制与寡头政制于一体的政体形式。[38]
     综上所述,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暴露了诸邦传统政制的种种缺陷,进而催生改良思潮,“贤人政制”才作为一种拯救方案应运而生。可以说,战争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破”,是新的“贤人政制”的“立”的必要前提。
                      二、挑战与应战:战争遗祸的解决
     众所周知,希腊城邦的根本特征即公民团体,而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的灾难在本质上正是公民团体的分崩离析。因此,这场战争无疑是对城邦文明的致命一击。尽管如此,贤人政制的许多重要内容仍直接针对战争造成的具体问题设计和提出,力图予之以理论上的解决,二者存在一种“挑战”与“应战”的关系。
    首先,正是由于战争期间及之后各邦掌权者的频频更换,而这些人又偏偏或是卑鄙狡黠的阴谋家,或是凶暴蛮横的野心家和独裁者,或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才使人们越发焦躁,越发感到领袖的重要,越发渴望有一位或一群真正才德兼备的人来引领复兴。而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家能负起这项重任。因为哲学家是智慧的研究者,他们对“理念”认识最多,也就最接近世界的本原,掌握了最多的美德和知识。“我们可以向人们指出,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39]可以说,“哲学王”的统治是贤人政制的首要标志。
    其次,柏拉图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城邦是由有着多种物质文化需要的人聚集而成的共同体。“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做城邦。”[40] 因此,柏氏认为只有城邦公民分工合作、恪尽本分、众志成城,国家才能和谐和进步。为落实这种理想,他在自己的贤人国度里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的办法,即将全体社会成员按其职能分为三类——护国者,指具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并且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执政者,由贤人或哲王们出任;卫国者,指受过专门训练、并以保卫城邦为己任的军人和士官;供养者,指为城邦提供日常物需的广大劳动群众,遍及农工商等各行各业和生产部门。这个分工办法也构成了贤人政制等级结构的基本内容:护国者处于社会顶层,与地位稍逊的卫国者共同组成城邦的统治阶级;供养者则是被统治阶级,必须服从统治集团并为之从事生产。他们享有公民权和人身自由,却没有与政权利;在这三类等级划分中,奴隶虽然无影无踪,却并不表示贤人政制超越了奴隶制范畴。恰恰相反,那只是因为柏氏认为奴隶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种生产手段,并无人权可言,故无资格在“公民”等级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柏拉图这种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公民等级划分正是贤人政制的组织方式,它同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因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彼此干涉不绝如缕,使城邦生活混乱无序。柏氏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分工维稳政治上的分工,使各种界线与区别重新清晰,秩序和纪律又再为人接受和遵循。
     最后,贤人政制之下的经济制度和财税政策也取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经济问题。例如,战争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劳动力数量锐减。同时,小农经济纷纷破产,而土地兼并及私有化程度则与日俱增[41]。传统工商业停滞凋敝,投机者和高利贷却趁势而起。无论是贫富分化的深度,还是贫富涨落的速度,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42] ,以致“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许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43]。农民们失去土地后不可避免地沦为游民阶级。这类人口的激长不仅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更重要的是,为了供养他们,城邦不得不背负起沉重的资金负累。财政压力的加大迫使统治者致力于征收各种苛捐杂税[44];而他们贪婪的本性又令他们千方百计地将这些新得来的不义之财敛入私人口袋。对此,不堪重负的民众又恨又气。逐渐地,一股财富平均主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毫无疑问,这代表了底层民众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心声。在贫困生活里苦苦挣扎的穷人们希望借此摆脱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待遇。从最初的窃窃私语,到街头巷议,再到知名戏剧家的公开演出,“平均财富”成为人们颇为关心的话题。但人们对这种思想的态度很有差异:有的人既承认贫富不均现象的不合理,但又害怕富裕使人懒惰,将城邦推入生产动力不足的险地,因此对“平均主义”颇感犹疑[45];有的人则对这种思想表示理解和赞同,如柏拉图,他认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46]因此,他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甚至公妻制)——“妇人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公有,没有什么是私人的”[47]。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描述道:“一个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如果一个人的境遇好,大家就都说‘我的境遇好’,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的境遇不好,大家就都说‘我的境遇不好’”。[48] 亚里士多德同样主张财产公有制,他认为“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49]他的经济政策以扶贫抑富、强化中产阶级为基本信条,他相信这样做“可以遏止由那个特别兴盛的不平衡部分发动变革的危机。”[50]
                        三、德性与理性:城邦精神的调节
    上文提到,公民团体是城邦的根本特征,那么,“城邦精神”就是指公民团体共同的道德品质、信仰、追求、风俗习惯和生活理念。城邦精神是城邦文明的“生命源泉”。内战的确对城邦精神造成了巨大破坏,却也可以被视为促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调节。这种“调节”塑造了“贤人政制”独特的思想内涵。具体讲,此种 “调节”是双线进行的:一则,战争摧毁了原有的道德约束机制,“贤人政制”的提倡者们要求予以重建;二则,战争放大了古希腊文明传统里的某些因素,如个人主义、自由精神、享乐主义等,但这些因素一旦放大就恰恰造成人性放纵和社会动荡,所以“贤人政制”的另一个主题词就是“理性”。
(一)   德性的重建
     战争及与之俱来的瘟疫、饥馑等灾难,使原有的道德约束机制(主要是宗教和法律)被打破——“对诸神的敬畏和人为的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了。就前一点而言,他们断定敬神不敬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到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死去;就后一点而言,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因违法而被推上被告席的时候。”[51]
     道德滑坡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昔日高风亮节、受人爱戴的医生也变成了贪财好利的流氓恶棍。他们经常趁着给病人诊治的机会勒索钱财,甚至诱奸女病人。只要顾客愿意支付费用,他们便随意地替孕妇堕胎、替图谋不轨者配制害人的毒药;前415年上演的欧里庇德斯名剧《特洛耶妇女》借古讽今,浓墨重彩描绘了雅典人攻陷米洛斯之后在惨绝人寰的暴行:男人一概被杀死,尸首横七竖八地倒在树林里或祭坛下,年轻的女子被强暴,年老的也被劫掠为奴,婴儿被士兵从城楼上抛下摔死,黄金和兵甲被强运上船舱,神庙坍塌,城市被烧毁,鲜血淹没大地,哀鸿遍野。[52]类似的事情也被记录在修昔底德的笔下。譬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七卷记述了色雷斯人对米卡列苏斯城的洗劫和屠杀,其文写道:“色雷斯人冲入米卡列苏斯城内,洗劫居民房屋和神庙,屠杀居民,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者都未能幸免。他们逢人便杀,一个都不放过,儿童和妇女也一样,甚至连那些役畜和所有活着的动物,也统统杀掉;色雷斯种族,像那些最嗜杀的野蛮人一样,当他们无所畏惧的时候,嗜杀尤甚。米卡列苏斯城内一片狼藉,惨状难以描述,特别是他们冲入当地一所最大的学校,把刚刚去上学的学生全部杀死。总之,降临到全体居民头上的灾难是如此的突然和可怕,其悲惨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也是史无前例的。”[53]如此悲惨的画面无疑揭示了城邦公民善良禀性的沦丧;古典作家们无不对这样的无情、恐怖和罪孽大加鞭挞,期翼美好道德早日重临。
     于是,苏格拉底行动了起来,他一生致力于探讨、寻访“美德”,像一个传播福音的布道者那样与人倾谈,导人向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行动了起来,当大瘟疫来袭,他从马其顿赶到雅典救死扶伤。他还立下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54]在西方,希波克拉底被誉为“医学之父”,因为,他在一个濒于绝望的时代始终坚守正直、纯洁和对生命的尊重、敬爱,为人类的良知、生命的尊严奔走呼号;柏拉图也行动了起来,他提出把“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作为贤人制城邦的四大德性——“正义”实现于“欲望”、“激情”和“理智”的协调一致;“智慧”来源于合理的教育和不懈的追逐真理;“勇敢”意味着能够捍卫家园和承受生活挫败;“节制”是指不偏离平衡、和谐,杜绝盲目与激进。“四德”融洽的国度就是臻于成熟的理想乐土。可以讲,通过柏氏的“四德说”,一种新的德性理论已经在古希腊人的心海水面上呼之欲出。
(二)   理性的提升
     修昔底德说:“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心态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55]的确,战争常常使人陷入迷狂,即便是一向热爱和平、文化和富有艺术修养的古希腊人也不能避免。
     理性缺位使人变得极端,要么自甘沉沦、行尸走肉,要么胡作非为,荒唐度日。大瘟疫期间,人们“像羊群一样死去”[56]。由于人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便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他们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渺小,便开始自暴自弃。“人们对世间万事都漠不关心,不管它们是神圣之事还是世俗之事。”[57] 同时,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流行了起来。违法乱纪行为直线上升。“现在,他们明目张胆地冒险做一些事,这些行为在此前是不敢公开的,而且恰恰是他们不愿意做的。”[58]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死去了,这些原来“高尚品性的标志”,现在却“遭人耻笑”[59]。再没人信奉国家利益至上,虽然各怀鬼胎的政客们口上还是这样叫嚷。真实的情形是,各人、各党无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互相倾轧、秋毫不让。这直接表现为频繁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一个比一个残暴的党争政变。比如,修昔底德以激动的笔调这样评述科基拉的党派革命:“科基拉人不断屠杀他们公民中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虽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制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人是因为私人仇怨而被杀死的,其他人是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因此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死法。这正如通常在这种形势下所发生的那样,革命使人们采取各种极端残忍的措施。有父亲杀死儿子的;有的人是被从神庙里拖出来杀死,或者就在神坛上被屠杀的;有的甚是被围墙封堵在狄奥尼苏斯神庙中,因而死在里面的。”[60]修氏基于一种人本主义史观,将这种党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将来永远都会发生”[61]此外,勤俭之风和原先质朴无华的生活方式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哲学。“因为他们看到,命运变化是如此迅速,有些富人突然死亡,那些此前一无所有的人却继承了他们的财产。因此,他们决定迅速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享乐。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财富都如同过眼烟云。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但是一般人都承认,既光荣又有用的东西就是那些现时的享乐,以及所有使人能够得到这种享乐的东西。”[62]许多人,特别是城邦里的贵族分子,他们过起骄奢淫逸的日子,并大肆炫耀、四处招摇。亚西比德就曾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干过这样的事情。他夸耀自己豢养了一支戏剧合唱队,还夸耀自己在奥林匹亚赛会上表现得的“高贵、豪华”,“当时我有7辆双轮马车入选参赛者名单,过去从未有过私人用这么多马车参赛。” [63] 上行下效,雅典社会的奢侈浮华之风日盛一日。
     面对这样的情况,提升理性自然成为贤人政制的设计者不可回避的当务之急。对此,柏拉图显得相当认真和严肃。一个最简单的证据是,在理想国的文化生活里,他竟然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诗歌。柏氏认为,人性中最好的部分是理性,最低劣的部分是无理性。而由于诗歌只是一种娱人的手段,诗人想要扬名就必须“逢迎人心的无理性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64]。因此,在柏氏看来,诗人对物质本原的认识往往是虚假的、可疑的,他们的意见是危险的;诗人是亵渎神灵、诋毁英雄的撒谎者,也是抑制理性、滋养欲念的罪之源。
    如果我们反过来再看,柏拉图拒绝诗歌真的是很令人惊讶的。原因在于,第一,柏拉图本人就是个极富诗人气质的哲学家;第二,诗性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传统和基本特征,在那里,“诗是代表永恒的,甚至高于代表变化的历史学”[65]。柏氏以行政强制的方式禁止诗歌进入理想国,这实在既不符合他的个人禀性,又不符合古希腊文明的诗性基因,还不符合古希腊政治的自由主义传统。可正是这样三个“不符合”,才更加突显出柏拉图贤人政制的理性光辉。它向世人宣告,理想的政制总是不能依循某人意志、某种情绪或墨守某种不适时宜的传统,而要求面向现实、克制己欲。
 
【注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是空前的;日食发生的频繁程度超过历史记载;各地普遍发生过严重的旱灾,继而是饥馑;惨绝人寰的瘟疫发生了,它所伤害的生命最多。所有这一切灾难都和战争一起降临到希腊。” 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73],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例如,政权的更迭、文明的演化、制度的调整与创新、人口流动、边地开发、民族融合、资源的再分配、异元文化的加速传播、地区共同体的分裂与结合等。
[3]例如,C.罗文和M.D刘易斯:《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列奥.斯特劳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姚介厚:《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夏可君:《柏拉图<理想国>中对城邦的多重书写》。
[4] “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 “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 、“一个政体就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依据城邦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区别和各个优异要素间的区别而定的公职分配方式有多少种,政体也就有多少种。”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P109、P181、P185
[5]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是比政治制度更为广泛的范畴。可参见古纯玉:《斯巴达的兴衰与色诺芬的政治思想》,西南大学,2006年;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视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P25—26
[6]参见蔡拓:《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政体学说》,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P27—31
[7]柏拉图:《理想国》卷八,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P312
[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3]、[18]
[9]参见《政治学》, P135—148
[10]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P22
[11]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P93
[1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7]
[13]柏拉图:《书信》第8封,《柏拉图全集》卷四,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39]
[15]语出古希腊史家色诺芬著《拉栖代梦人的政制》;转引自古纯玉:《斯巴达的兴衰与色诺芬的政治思想》,西南大学,2006年
[16]“关于雅典政制,一方面,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政体,我不赞赏,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形式,就选择了坏人而不是好人取得优势地位,因为这点,我不赞赏。”、“假如你想建立一个好政府,首先你就会看到那些最聪明的人为他们自己制定法律,然后贵族就会惩罚下层民众;贵族决定城邦事务,就不会让没有理智的人们参加议事,发表意见,参加公民大会。”  引自 伪色诺芬著:《雅典政制》,蔡连增译(部分)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014406.html
[17]《法律篇》,P92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Ⅷ.[53]、[54]
[19]《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65]
[20]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21]同[19]
[22]《理想国》卷八,562 E、563 A 、563 C,P340。
[23]《理想国》卷八,558C,P333
[24]《理想国》卷八,558B,P332
[25]《法律篇》,P91
[26][法]费讷隆:《亡灵对话录》之《苏格拉底与亚西比德》,周国强译,西安出版社,1998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63d460100befr.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63d460100beft.html
[27]引自 伪色诺芬著:《雅典政制》,蔡连增译(部分)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014406.html
[2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59]
[29] 柏拉图:《克里托》48C,《柏拉图全集》卷一,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
[3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37]、[38]
[3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92]
[32]具有强烈改良倾向的社会人士,如苏格拉底、安提斯提尼、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提尼等;当时许多城邦都有推行改革(尽管他们中有积极的、主动的,也有消极的、被动的),其代表在阿提卡地区首推雅典,西西里地区是叙拉古,北部地区如马其顿。这些改革涉及政体变换(有的是通过党争政变实现的,也有经公民大会批准,以合法形式完成过渡的)、财政税收(如调节贫富、公益捐税固定化)、军事制度(如雇佣兵制取代公民兵制、马其顿的兵团改革)等各方面。
[33]语出苏格拉底;转引自蔡拓:《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政体学说》,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P28
[34]百度百科:“苏格拉底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1.htm
[35]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突出了法治、立法、法律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P24—25
[36]、[37]《政治学》,P204、P209
[38]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一个混合得良好的政体看来应该是两备平民和寡头因素的,又好像是两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
见《政治学》,P167—168、P199;P206—207;P219、P211。
[39]《理想国》卷五,473D, P237。
[40]《理想国》卷二,15B,P58。
[41] 部分学者认为,前4世纪的雅典虽然存在土地集中化趋势,但这种情况只是相对的,并不严重。其实,当时雅典土地制的最显著变化是土地私有化的加深,表现为土地转让、买卖、抵押、出租等情况的增多。
见徐松岩:《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邦危机及其特点》,《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03期
[42] “绝大部分公民的财产为2000德拉克马以下。财产价值达2000德拉克马以上的公民约9000人,占公民总人数的35%。其中,约300人为雅典最富有的公民,拥有财产价值均超过21000德拉克马。贫穷的公民约5000人,占公民总人口的20%。由此可见,这时雅典公民中的穷人和富人间的财产之差至少为1900德拉克马,富人的财产价值大约是穷人的10倍以上。”
见 解光云:《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安徽史学》,2006年04期
[43]《理想国》卷四,423A,P156
[44] 雅典政府在前5世纪末开始征收战争税;前4世纪以后,又把许多自愿性公益捐税变为强制性捐税。见徐松岩:《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邦危机及其特点》;解光云:《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
[45]如阿里斯托芬,其戏剧《马蜂》、《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等都流露出此类思想。
[46]《理想国》卷四,419C,P147
[47]《理想国》卷七,503B,P312 
[48]《理想国》卷五,091A、291B—C,P197 、P199—200
[49]《政治学》,P221
[50]《政治学》,P266
[5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53]
[52] 见 欧里庇德斯:《特洛亚妇女》,载《罗念生全集.第3卷: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5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29]
[54]《希波克拉底誓言》http://www.nmec.org.cn/ysyd/07030906.htm
[5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82]
[5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51]
[57]《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52]
[5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53]
[59]同[56]
[6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81]
[61]同[56]
[62]同[59]
[6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16]
[64]转引自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P84
[65]朱孝远:《古希腊人的诗性生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8/13/4824369_73108779.shtml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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