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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问题反映的日本心态与逻辑

作者:张绪山 | AT 2014/03/04 04:44 |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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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建立于1869年(明治二年)。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后两次国内战争中的战亡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定神道为国教。靖国神社以神道教鼓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得力帮凶。据统计,靖国神社供奉的阵亡军人的灵位, 80%以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其中包括二战结束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加上原先已在此祭祀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2000余人。这些战犯,每一个都是血债累累,双手沾满了亚洲无辜民众的鲜血,其凶暴、残忍的罪行,在任何时候、任何心理健康的人听来都会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本来,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日本战犯的罪行都已有历史定论。战后的日本政府与日本民众应做的,是像德国那样反省历史,清算历史错误,实现本民族的精神蜕变,实现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等国的和解,但人们看到的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展现出改过自新的勇气与智慧,而是在岛国心态的支配下自作聪明地进行着一系列违背基本人类逻辑的表演。日本首相作为其政府首脑在“民意”支持下对靖国神社的多次参拜,让人们看到了日本民族集体心态的阴暗,民族群体潜意识的丑陋;而它所展现的对人类良善价值的公然蔑视,反映了近代以来这个后起爆发的岛国由于近百年对外侵略的屡屡得手而形成的扭曲心态,其极端表现是日本政客无所顾忌的傲慢与狂妄,而更常见的则是整个民族普遍持有的种族优越心态。
日本的种族优越心态曾因战败而受挫,但在根本上并未消除。由于靖国神社战犯的罪恶过于昭彰,靖国神社所表达的所谓“大和民族精神”的非正义性极为明显,以往几任首相参拜时相对低调。但从小泉纯一郎以来的情况大为不同。随着中国国势的上升,经济势力超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战争方式培养出来的居高临下、惟我独尊的所谓优等民族心态——这种心态在二战时发展到顶点——越来越难以为继,逐渐开始动摇。这种独尊心态的动摇所产生的挫败感,加上岛国狭小、资源匮乏所决定的固有危机感,使焦灼感日盛的日本政客们心绪难宁、烦躁不安,乃至气急败坏。
近一百年中,日本已经两次蓄意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894-1895年发动的甲午战争,摧毁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学习西方所取得的实际成果,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打乱并阻止了中国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当中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完成国民革命,重新启动现代化过程,于1927-1937年十年间取得民族经济的巨大发展时,日本再次露出了与邻为壑的丑恶嘴脸,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步伐。近代日本从对外侵略战争,尤其是两次侵华战争中获得了民族自信心,同时也发展出变态的施虐欲。虽然在二战中遭受失败,但因为并非由中国独立打败,日本对中国的心理优越感并未动摇;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没有对日本且实施报复性惩罚,而是以中华民族传统对日本以德报怨,在客观上更使得具有恃强凌弱传统的日本民族认为中华民族为软弱可欺、不值得尊重。加之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再次腾飞,使日本受挫的倨傲心态仍然维持不坠。
然而,中国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不仅经济势力今非昔比,民族精神也焕然一新,这使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维持百年的所谓“优等民族”的独尊心态面临危机。两千年仰视中华典章文明的历史,是日本人难以否认的事实,也是近代日本“优等民族”心态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如今中国的重新崛起更使得日本的所谓“优等民族论”面临倾覆之险,因此,如何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崛起过程——如果实在不能打断或阻止,就退而求其次,设法延缓其崛起过程——成为此刻日本统治集团盘算最多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不到正解,其内心的焦虑、烦躁,乃至做贼之人对受害者报复的恐惧,自然是可以想见的。近些年日本政客言语行为上的肆无忌惮、歇斯底里,军国主义倾向加重,外交上为围堵中国而做出的种种举动,都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这种心态。以极端骄狂的姿态“拜鬼”,念念不忘昔日侵略战争中的“辉煌”,以伤口上洒盐的形式刺激曾遭受其凌辱的亚洲各民族的情感,说到底,不过是延续或重温往日的施虐快感,从而暂时缓解独尊心态受挫给这个“优等民族”带来的思维、情感上的痛苦。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日本首相及政治团体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岛国特产的“逻辑”方面的原因。这个“逻辑”的前提是,大和民族自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肩负着领导东亚各国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使命;于是,日本的对外扩张就成了对抗西方殖民者,将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正义之举。在这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之下,源于岛国资源匮乏而来的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中国资源的掠夺,被深深地隐藏起来。日本民族的整体不忏悔,是因为他们至今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其侵略行为是为亚洲人民谋福祉。
如果将“日本人的逻辑”与德意志民族的战后行为所展现的逻辑对照,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逻辑”的怪异特色。我们知道,战后德国在经过短暂的彷徨之后,很快就意识到“种族优越论”的错误及其导致的罪行,由此开始了对二战期间本民族行为的反思,其做法是,由清算希特勒及纳粹党羽的战争罪行入手,彻底清算纳粹意识形态,并以明确的法律严禁纳粹意识形态的沉渣泛起,从而实现了对历史的清算;积极地有意识地推动民族反省与忏悔,洗刷纳粹意识形态留下的污垢,告别纳粹战争罪行所带来的精神负担,使德国的民族精神在经历蜕变之后恢复正常;通过对受其伤害的各民族,尤其是对犹太人真诚道歉与物质赔偿,以具体的洗心革面的实际行动获得谅解,实现与各国的和解,德国以新生姿态为欧洲各国所接纳。
日本的“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所塑造的“日本逻辑”,使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那样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反,它使日本人沾沾自喜地在其逻辑怪圈中滑稽地、自鸣得意地起劲表演,以所谓独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为由,试图以偷梁换柱的形式,渐渐模糊日本战犯的狰狞面目,最终抹掉其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从而在不知不觉间恢复“大日本帝国”的“伟大形象”,继续充当亚洲各国乃至世界的领袖。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上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2004年他公开声称对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甲级战犯“没有抵触感”,并辩称,“别国不应干涉追悼阵亡者,搞不懂不能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2005年5月16日,他在接受国会质询时表示,“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追悼战死者的心情。以什么方式进行追悼,别国不应干涉。不明白对全体战死者表达敬意和感谢之诚为什么不对”。 2013年11月12日,这位政客再次发表演讲,厚颜无耻地大放厥词:“哪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对战争死亡者表达哀悼之意,参拜追悼设施。在外国首脑中,除中国和韩国外,没人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进行批判。总有一天,中国会为其批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不成熟的应对感到羞愧”。其观点之荒谬,一如其逻辑之怪异,令人惊诧莫名。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过了小泉的接力棒,表演如出一辙。2012年10月17日安倍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说,“对战争中为国捐躯士兵的灵魂表示尊重,我想任何国家都会对为国阵亡将士的灵魂予以抚慰。这是一种表达维护地区和平的方式。”2013年4月23日,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2013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纪念日之际,他被问到对于日本侵略历史问题的认识时,竟然文不对题地奢谈日本也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要求受到日本侵略暴行摧残的中国尊重日本。很显然,在安倍的心目中,日本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侵略暴行根本不算什么。2013年12月26日,安倍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并表示,“对于英灵表达尊崇之意,参拜理所应当”;“为在战场牺牲的英灵祈福,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的姿态”。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前后两位重要政治人物都坚持同样的逻辑。这种逻辑的错误在于:首先,小泉与安倍都狡黠地回避了一个前提:他们要表达敬意的所谓“英灵”是些什么东西?是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英雄,还是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仁人志士?全世界都知道,靖国神社里所供奉的,80%是杀人如麻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被钉在了世界历史耻辱柱上的众多战争丑类。德国人以希特勒为耻,意大利人以墨索里尼为羞,均以法律禁止对他们所代表的法西斯丑类表达任何形式的同情,唯独日本人将东条英机之流安放在靖国神社里供奉,视若民族英雄,虔诚地表达“敬意和感谢之诚”。于此可见“日本逻辑”是何等怪异!古谚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如此丑恶不堪、罪孽深重的恶魔表示敬意、引为骄傲的人物,该是何样的丑类?
其次,小泉、安倍坚持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争中为国捐躯士兵的灵魂表示尊重,表示追悼,别国不应干涉。在这里,这两位日本政客又是在以“日本逻辑”瞒天过海。全世界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由于二战战犯的入祀,靖国神社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单纯的日本人的信仰符号,而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及其罪行融为一体,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痛苦历史记忆密不可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绝不是日本人所谓的内政,对供奉的那些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二战战犯表达敬意,将他们视为英雄,不仅是处心积虑的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否定,更是对遭受日本残暴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公然侮辱,是对人类良知与情感的傲慢践踏。其情形恰如一个好逸恶劳的强盗闯到别人家中,奸杀别人家的妻女子弟,抢走了人家的财物,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了死刑;这个强盗的家人不仅拒绝反思与忏悔,反而气焰嚣张地将强盗视为英雄,示威性地大肆祭祀,蛮横无礼地拒绝受害人家属的任何批评,理由是自家的所谓宗教观与众不同。也好比德国人将希特勒的所谓“英灵”安放到万圣殿里顶礼膜拜,向欧洲人民公开示威。做过首相的小泉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为其批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不成熟的应对感到羞愧”,而现任首相安倍居然声称,对战犯表达敬意“是一种表达维护地区和平的方式”,不能不让整个人类惊叹于日本“精英人物”的心智乖谬。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小泉居然引用孔子的话“恶其意,不恶其人”,来说明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孔子所说“古之听讼者,恶其意,不恶其人,求所以生之”,乃是从“听讼”(即审案)角度主张慎刑的,并非一概而论;在“听讼”状态中,不先入为主地对当事人怀有恶意,是“听讼者”应秉持的原则。靖国神社供奉的这些战犯,其罪行早有定论。日本政客此时对他们的祭祀,只能是针对其在历史上的作为,换言之,对这些战犯灵位的参拜,只能是缅怀他们屠杀亚洲各国民众的滔天罪行——日本人眼中的所谓“丰功伟绩”——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小泉歪曲孔子语的意思,自作聪明,可谓苦心孤诣、费尽心机。如果孔子语的本意真如他所说,假如将来有一个歹徒奸杀了小泉家的所有女人,这位小泉是否也要“恶其意,不恶其人”,不仅“不恶其人”,而且还要为其树碑立传,缅怀其“功德”?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日本兽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可曾对亚洲各国人民实行过丝毫的“仁爱”?儒家主张宽恕之道,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而言,何曾主张加害者不思悔改,自我宽恕?如果战争罪犯也可以成为英雄,像安倍所说的那样,对他们“表达尊崇之意,参拜理所应当”,那么德国人早就可以将希特勒视为民族英雄而崇敬了。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
 
安倍与小泉所展现的“日本逻辑”符合人类共同接受的道德伦理吗? 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在全世界人民的注目下,双膝跪下表达道歉和忏悔,向全世界展示了德意志民族铲除纳粹罪恶、追求正义与善的决心。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于其在亚洲犯下的侵略暴行,是在中、韩等国政府与人民不断的抗议、批评之下,才扭扭捏捏地勉强承认的,更不用说日本首相到中国来用勃兰特那样的方式向死于日军屠刀下的中国民众祈祷与谢罪了,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即使有邻国的强烈抗议与谴责,日本的首相们还是跑到靖国社神里,对那些生前犯下擢发难数罪行的战犯顶礼膜拜,表达敬意。与德国政治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尊重,小泉、安倍之流的参拜行为显然是在践踏人类的情感,而其厚颜无耻的狡辩实际上是在嘲笑受害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智力。

“日本逻辑”集中到一点,就是:这些日本战犯对其他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日本人看来,都是可以一笔勾销的,不仅如此,还值得日本民众尊敬与崇拜,因为他们的作为是为日本的利益。正是因为这样的逻辑,2005年在5月间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和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才敢气壮如牛地相继发表谈话,宣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实际上,在日本人的灵魂里,那些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亚洲各国无辜民众鲜血的日本兽军从来就不是战犯,因为他们是为日本民族的利益而死。毫无疑问,正是死死抱定了这样的“逻辑”,当今的安倍才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我行我素地一再拜鬼。(2014年2月12日)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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