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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

作者:Geoffrey Parker | AT 2014/03/23 09:48 | 来源:『Sovereign City: The City-Sta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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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伦德写道:「这简直不可思议,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在欧洲郇窄的一隅,生活着近五百万陆地和海岛居民,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却创造出了最原创、最绚丽的文化、商业、社会秩序和政治……闻名遐迩。」这是说的是那些给城邦打上自己的印记,并且赋予其一致概念的希腊人。

像许多在地中海沿岸定居的其他人一样,希腊人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一波又一波的迁徙浪潮中,从东欧向南发展。这些浪潮是亚该亚人、多里安人和爱奥尼亚人推动的,这些独特的人定居在爱琴海北部这一克里特文明影响的范围内。这一地区变成了希腊人的土地,而罗马人称之为格拉西亚。亚该亚希腊人最重要的城市是在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迈锡尼,他们受到了克里特文明的强烈影响。多里安希腊人已经进入了伯罗奔尼撒,并且从此越过爱琴海向阿纳托利亚西海岸移民,这里是公认的希腊文明首次进入的地区。爱奥尼亚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迈勒图斯、以弗所和哈利卡纳苏斯。

尽管他们的地理来源很不相同,但希腊人最终进入到一个同样的空间环境,就像腓尼基人已经拥有的那样,他们对环境的反应也惊人地相似。如同那些具有地中海气候和地形的海岛一样,这里的农业潜力和自然资源都十分有限。希罗多德说:「希腊与贫穷总是一对同胞姐妹。」像腓尼基人一样,希腊人打算转向海上贸易。他们用这种办法很快从广大世界的多样产品中获益。当希腊人在地中海东北边缘一带定居时,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帝国主义活动的主要中心——东海岸——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的家园。这个地方很容易受到内陆的攻击。不过,像后来的人一样,从他们的历史早期开始,他们的政治体系就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

希腊人挑战腓尼基人
环绕爱琴海岸的岛屿与半岛为初出茅庐的希腊城邦提供了很好的保护,而爱奥尼亚城市的建立也给他们预备了去向阿纳托利亚人那里的通道。两者接触的结果,海岸与内陆的文明越来越互相交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他们与自己西边的爱奥尼亚希腊城市发展了亲密的共生关系。吕底亚首府萨迪斯坐落在赫姆斯河畔,距迈勒图斯不过50公里之遥,两者之间的接触是富有成效的。这里的情境比起东地中海的海岸与内陆的关系要积极得多——那里的冲突司空见惯。吕底亚人是当时先进的民族,爱奥尼亚人通过他们掌握了金属制造、陶器和绘画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造币的知识与运用,这对他们的商业扩张具有关键作用。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由吕底亚最后一个国王克罗伊苏斯做了证明——他试图掌控爱奥尼亚城市。由于希腊文明的强烈影响,克罗伊苏斯运用他传奇般的财富来馈赠希腊神庙,特别是德尔斐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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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爱琴海城市

最初希腊人已经被腓尼基人排挤出东地中海,其结果是他们被迫经过海勒斯波特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向北进入黑海。在这里他们以与在地中海相似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区域并且开展贸易。最重要的贸易路线是经由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尽管『伊利亚特』有诱拐和复仇的传说,可是商业竞争是荷马史诗的潜在现实。特洛伊战争反映了爱琴海西面和东面人民之间的冲突,并且揭示了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控制海勒斯波特海峡以保证他们同黑海贸易安全的至关重要性。随着对海峡地区控制的确立,迈勒图斯、佛卡和其他爱奥尼亚城市都环黑海建立了殖民地,黑海变成了希腊商业区域之一,而且希腊继续向北扩展。这一通道的拓展使希腊人可以与东方进行贸易,还不用冒可能要冒的危险,要不然他们早就向南延伸了。

公元前547年吕底亚人被波斯人击败的后果是古代希腊中心的大转移。吕底亚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都被并入波斯帝国,在爱琴海也发生了希腊半岛自由城市与被征服的爱奥尼亚城市的分野。在被亚述人征服约三百年之后,早期的腓尼基人被迫西退1000公里,以在北非海岸重建自己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只是相应地经爱琴海作了无伤大雅的移植,爱琴海最窄的地方只有200公里宽。希腊半岛的居民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而希腊文明的首要中心向西挪移了。这些城市作为商业和产业中心十分兴旺,而且能够保持其独立的城邦体系。独立的希腊对自己在爱奥尼亚被征服亲族的支持使波斯人作出了着手征服希腊本身的决定。但这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波斯人受到了希腊人的重创,这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战役中达到了顶点,来自波斯的威胁被清除了。雅典人在考虑防御良策时,雅典女神说「木墙」,就是他们的舰船。他们证明自己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中防卫自身。希腊人的胜利保证了城邦的继续独立,保证了他们的岛屿和半岛的安全,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木墙」。

此时,希腊人已经成功地挑战了腓尼基人的商业优势,从此腓尼基人的活动被迫西移,希腊人进入了东地中海并且远离家乡在埃及海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如在瑙克拉提斯建立城市,又在昔兰尼加建立了五个五角城邦。所有这些拓展也向西进入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他们建立了一些很有名的殖民地,包括锡拉库扎、迈加拉、克罗同、锡巴里斯和塔任通。所有这些地区就是后来为罗马人所知的「大希腊」,它们作为希腊文明的最重要中心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

雅典城邦
被卡伦德描述为「原创与壮丽」的希腊文明通过艺术、建筑和哲学表达出来,它为海上贸易所支撑,又被强大的海军力量所护卫。其政治组织的基础是polis,即城邦(city-state)。希腊世界城邦中有众多的认可,它们采取不同的政府形式。它们的作用因时而异,其政府形式也随着更改。不过,总有一个或另一个城邦保存下来,希腊人也从不真正地怀疑这种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合用的,并且是惟一值得他们严肃考虑的。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已经采取了这种政治形式,事实也是如此,它已经扩散到整个地中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继续完善之,以使之成为他们文明最持久的特征之一。Polis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也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但雅典的版本是最负盛名的。

希腊城邦从来就不仅仅指一个城市,一个都市地区。从一开始它就意味着城市与其周边地区的同在。它最初是通过合并乡村小社区而形成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城邦统一(synoikismos)过程。修昔底德对雅典作了如下描述:
在刻克洛普斯担任首位雅典国王的日子里……雅典还分为许多城镇,它们都有自己的议政厅和行政官。除了紧急情况,所有的人用不着在国王的召集下开会,他们各忙其事,喜欢在自己的镇区聚集……但在特修斯在位时期,他是一个强有力而睿智的领导者,他提高了国家的行政能力……把阿提卡的现有居民都联合起来。他们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特修斯迫使他们承认雅典为首都……这个伟大的城市就这样被特修斯与其后嗣使其兴旺起来,从他的时代起,雅典人就定期地庆祝雅典统一节(Synoikia),或城镇的统一,并且将荣耀归于雅典女神。

所有这些努力在居民中形成了统一感和目标感。Polis的初始义是要塞,是用于防卫的。雅典卫城或高地城镇就建立在要塞周围,与周围乡村的和睦相处使之从防卫山丘向外扩展。在雅典卫城的基础上兴起了商业与产业的大城镇,最终政府的中心也迁移到此处。因此,在早期舞台上,雅典卫城还与城邦的宗教权利相联。它被当作圣地,神殿就建在这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成为神殿和女神殿的资助者。

因此城邦同时关涉城国与其周边领地,其平均规模大致相当于英国的郡,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领土有2500平方公里,这大体是肯特郡的规模。近邻阿提卡北面的底比斯城邦的领地皮奥夏的规模也相仿佛。阿格里斯,北伯罗奔尼撒群岛上科林斯的领土,面积是阿提卡的三分之一,而坐落于地峡的麦加拉城邦的面积连阿提卡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基克拉迪群岛上的岛国一直很小,有的面积不超过20到30平方公里。城邦的都市部分是城区(asty),而其周边领土是城郊(chora),它们组成都市-乡村系统的整体,其中,城市是商业与产业的中心,而周边的乡村为它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从早期开始,希腊人就已经能够从黑海进口谷物,他们留下这片环绕城市的农业区是为了获得像葡萄树和橄榄树这样高价值的农作物。水果、蔬菜和供食用与产奶的畜牧都应有尽有,城郊通常能够供给城区大部分基本需要。多余的产品用于出口,这也刺激了制造业,像酿葡萄酒和榨橄榄油,还有造船以运输这些产品。这也使他们能够进口阿提卡所没有的产品和原材料,随着城市的壮大,对谷物的依赖程度也大大增加。

城邦是完全掌控自己内部和外部事务的主权实体。在最初的城邦统一过程完成后,城区和城邦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功能,这样形成的实体被认为是最适宜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说:城邦(polis)是为好生活而存在的。在其它国家形式中,人民是为了国家的好处而存在,可在希腊,国家是为了人民的好处而存在。在公民头脑中的一个疑问是,什么样的国家规模才能使之最有效地发挥政治与经济功能。亚里士多德说,城邦较别的地缘政治实体更加「自然」,在他心目中,帝国尤其是一种「不自然」的创造。最为重要的,从发挥政府职能的角度看,城邦的规模被认为最适合于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这使他们对自己的城邦有忠诚感,而这大概是大国所缺乏的。

以雅典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的进步相应产生,其目的是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并增强每一个公民对他们所居住国家的认同感。这些公民(Polites)只是由整个人口的一小部分组成的,而且最初形成了一种城市贵族政府的形式。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的数量增加了,一些下层阶级也被赋予了公民权利。不过,公民阶层始终限于上了一定岁数的男性,他们必须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

最初,城邦是由君王——巴赛列斯所统治。尽管开始时是至高无上,可君王的权力随着岁月的冲刷而逐渐地减弱直到变得徒有虚名。雅典的君主制最终在公元前683年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贵族政府(aristocratia),贵族即主要由地主组成的重要家族。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执政官是从这一阶层中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的头衔是执政官(arcbon basileus)。咨议会是最高法院(areopagus),它是会议召开所在地的小山(雅典石山)而命名的,它也是由贵族阶级成员组成。随着商业重要性的增强,商人也最终进入了政府。梭伦(前640-560)在公元前594年被任命为执政官,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包括建立公民议会(ecclesia),一种新的集会,其成员是从整个城市的公民中选拔的。不大的元老院是为管理城市的日常生活而建立的。梭伦所完成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良好秩序(eunomia),在社会的各种阶级之中保持了平衡;他的继承人克雷斯蒂恩则以扩大参与政治的人数使这一平衡的水平全面提升;培瑞克勒斯(前485-429)在整个进程中走得最远,公元前461年,他的「民(和谐)主革命」把选举议会置于政府的最中心,并且限制了元老院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贵族最高法院降低为一个纯粹象征性的角色。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讨论了城邦的主权权力应该在哪里的问题并且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地方是在人民之中。「大多数应该掌握主权……好些人,而非一个人单独占有权力的人是好的,这也是可能的,也许所有人共同掌握权力比少数人掌握好,权力不应该是个人而应该是集体掌握。」

城邦一开始就受到要塞的保护,城邦统一也围绕要塞而进行,随后这一区域进行的通常是在城邦控制之下的领土扩展。其规模最初由自然区域来决定,如城邦所坐落的山谷或平原、其疆界也是以诸如山脉、河流和海岸线为天然屏障。阿提卡是由多石的半岛组成,其面向陆地的一面由海拔1400米的西塞隆山-帕那山所护卫,皮奥夏向北以阿索帕斯河谷为中心,它野靠高山来划界。阿格里斯以狭长的海岸线而与众不同,此海岸线与科林斯地峡构成其四分之三的疆界。因此,这些城邦大多被明确定义为可以被防卫的地理单位,并且防卫是海陆两军的工作。他们的军队以重装备步兵为主,这支军队是由公民组成,其厚重的盔甲就像是移动的保护墙。海军则防卫来自海上的攻击,保护扩展的海上贸易的进行——这是城邦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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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卫城复原图与平面图

雅典城邦最繁荣的时期是在击败波斯人的时期,伯里克利这时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政治领导者。尽管德尔菲和阿波罗神殿被视为世界的中心(omphalos),但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通过多种发发才使之成为真正的世界中心。此外,它还具有知识上和艺术上的成就、物质的繁荣和海上的优势。这一时代,雅典是最民(和谐)主的,公民也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这个时代,雅典的艺术与哲学最为繁荣,并进行了波斯战争破坏城市后的最伟大的重建。其中公元前447年至432年间修建于雅典卫城最高点的帕特农神殿达到了顶峰,神殿上以众多的雕像和描绘有众神的中楣为装饰。围绕帕特农神殿还有其它神圣的建筑,包括厄瑞克修姆庙、普雷布里亚长廊和胜利女神庙。休特里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建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程度并且可能迄今都无法超越;在此光荣的基础上,这个城市的作家和思想家创造了他们的杰作,它们成为以后时代灵感的来源。」对于伯里克利,这位深深第参与雅典建设的人来说,雅典的伟大建筑「每天都赏心悦目,令人愉快」。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他对这个城市的作用作了总结,他断言:「我们的城市是整个希腊的学校,它的成员从未向任何人屈服……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多方面的成就、对身体和头脑的充分自信。」

雅典与斯巴达
希腊世界的城邦形式还是有选择余地的,以斯巴达为例,这座城市与伯里克利的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十年一同参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最初具有像雅典和其他城邦一样的特征。与雅典相似,它也是由城邦统一形成的,伯罗奔尼撒犹罗塔斯山谷中的许多村落环绕着要塞,就像雅典卫城的情形一样。它变成了独立的城邦,以多利安人遗产和赫拉克勒斯的血统而自傲,它被公认为是由阿尔戈斯王手下具有传奇色彩的迈锡尼首领建立的。它一直延伸到东西两面都受到高山很好保护的拉哥尼亚平原。像雅典一样,它最初实行君主制,但在公元前8世纪初大规模的殖民中,『大瑞特拉』(Great Rhetra)彻底地废除了君王的权力,扩大了政府的基础,把它交给了贵族和下等阶级。公民具有权利和义务,而最重要的义务就是为保卫城市而服兵役。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类似之处就在于此了。尽管拉哥尼亚平原上的斯巴达城邦的规模只比阿格里斯略微大一点,但它还是稳定地扩展。其最大的扩张是公元前735年对麦西尼亚湾(Messenia)邻近城邦的征服,随后其最终的影响范围扩及到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城邦的规模已经扩展到像英语区域的西部内陆或像荷兰这样的欧洲小民族国家的水平,比阿提卡这样的郡要大。迈锡尼人被斯巴达人成功地奴役了。他们变成了奴隶,他们的作用就是干所有仆人的活,自由是斯巴达人的,让他们从事防卫和政治。斯巴达公民成为了贵族,管理着大片的土地和人口。

『大瑞特拉』颁布法令,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分给公民议会(apella)、长老议事会(gerousia)和君王。尽管公民议会由公民选举的,而长老议事会由贵族组成,而国家元首是两个国王,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长老议事会手中,因此斯巴达成了寡头政治。当雅典在政府管理方面进行着从君主制到民(和谐)主制的许多试验时,『大瑞特拉』之后的斯巴达却没有进一步的改变,它为了维持其作为独立城邦的存在而仍然沿用寡头政治。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特征也反映在斯巴达整个社会中。它严格地控制公民,要求他们对国家保持绝对忠诚。其自由程度与受到限制的小市民相似,而大多数人只拥有可怜的一点点自由。斯巴达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应征入伍,而且要在兵营里度过漫长的时光。这样一个军事化与军国主义的社会把穷兵黩武当成了最大的事业。与其他所有的希腊城市不一样的是,斯巴达没有城墙。它的军队就是城墙,它的领土扩张到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伯罗奔尼撒实质上是一个岛屿,它只有在科林斯有狭长的地峡与大陆相连,这保证了它的安全。这个半岛上的最大区域也是食品与自然资源供应的重要中心。其结果是,斯巴达在贸易上的投入远远不及其他大部分城邦。它被大片易守难攻的土地所环绕,在经济上变得自给自足。这些加上其独特位置都加深了它与外界的隔绝,它对希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生活只参与了一小部分。

雅典和斯巴达代表了古代希腊世界两种类型的城邦,也都反映了其所处的地理条件。雅典是海上国家,尽管它的城区实际位置偏于内陆,在离比雷埃夫斯15公里处,它通过这个港口与大海紧密相连。从一开始,贸易就是其生命线,并受到爱琴海上的庞大舰队和坚固长城的双重保护。这段长城是在西蒙执政时修建的,把雅典与比雷埃夫斯连接了起来,以保证这个城市不被摧毁。通过比雷埃夫斯,世界的货物与商船川流不息,也使雅典人接受到来自广阔地区的影响。其生活基调就是自由与多样性以及公民对政府的广泛参与。而斯巴达则是一个陆地国家,它坐落在拉哥尼亚的内部,距离最近的港口大约30公里。它关注自己,并依靠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统治地位来寻求经济利益和实施防务。这种控制靠庞大而有效的军队来保证,军队既是维护国家的工具,也使镇压在斯巴达统治下的人民的手段。就像狄金森所描述的,斯巴达是一个处在充满敌意的人民之中的军营,这种境况下的国家总是处在军事戒备状态之中。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地理差异也导致了两者之间深刻的政治差异。尽管它们都完全符合城邦(polis)的称谓,但它们却是城邦(city-states)世界的部分,两者真的是很不相同的政治创举。亚里士多德对此发出了挑战:polis一词是否能够普遍地用来描述city-states,来思考城邦的存在,而民(和谐)主制度是否为其存在最重要的标准。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在许多方面被视为基于海上力量和大陆力量的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原型。这两种类型在希腊半岛这个微观世界曾经存在,像后来历史上出现的其它不同国家一样,它们被证明是矛盾的并且彼此冲突。二者都试图将自己政治生活中的模式强加于整个希腊世界,都想获得超越其它国家的统治地位。而它们在这方面的失败却成为城邦(polis)没有成为以后历史上国家形式的范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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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腊与伯罗奔尼撒的城邦

希腊城邦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怎样和平共处。一开始它们之间就存在着竞争与冲突,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包揽一切的领导阶层。希腊人的这种独立态度在荷马『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他们勉强地接受了阿伽门农的权威,这位迈锡尼国王成为了远征特洛伊的统帅。以阿基里斯为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塞萨利国王珀琉斯之子阿基里斯勇敢地与特洛伊人作战,但他在觉得遭受了阿伽门农的侮辱之后,「在他的帐篷之中大为愤怒」,拒绝再次作战。他的朋友普特洛克勒斯之死才促使他同意继续战斗。古代希腊世界拥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多元化,而在政治上却远非同一,每个城邦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独立。人们共同的行为受个人的忠诚和血缘情感的驱动远远超过受正式的组织机构的约束。

希腊城邦大部分时间存在于「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冲突超越了边界,贸易和王朝危机也经常发生。不过,来自不同城邦的希腊人在希腊世界及更多地方的旅行中常常相遇。此外,他们还在泛希腊的大神殿中常常聚首,这里是他们朝圣和互相交流的场所。神殿中最重要的是德尔菲神殿,辛普尔(Semple)把它看作「地中海地理情报交换所,原因是那里拥有众多的访问者」。这里肯定是消息与闲谈的中心,很多观点在这里交汇,各国事务也在这里讨论。和平追求对战争的取代还是以另一个泛希腊的节日为基础,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传统始自公元前776年。运动会每四年一次在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召开,其意图是在这些相关城市中以和平竞赛取代战争。类似的竞赛还在希腊世界的其它地方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德尔菲神殿进行的德尔菲竞赛。

只有在希腊人遇到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在国家意识到对它们独立的最大威胁是波斯帝国的时候,缺乏政治统一才变成主要问题。在公元前490年开始的波斯战争期间,一支专门的陆军与海军被召集起来以保护希腊,临时的指挥机构也已经设立。波斯战争结束了,这场危险的结果暴露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和,他们的封闭被打破,雅典人着手建立爱琴海各城邦之间永久的防务联盟。这就是公元前477年产生的提洛同盟,其总部设立在爱琴海的提洛岛上。这里是阿波罗的诞生地,同盟的金库也设在这里。对同盟最具热情的是爱奥尼亚城市,它们刚刚从波斯人的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它们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共同防卫外来的威胁,它们热切希望得到雅典人的保护。作为同盟最大与最富有的成员,雅典的最重要贡献是他们强大的舰队。雅典人鼓励小国家奉献金钱以取代人力,让他们去从事防务。在这一安排上缺席的是声明赫赫的斯巴达,它拒绝加入同盟并执意单干,它对自己强大的军队担任防务有完全的信心。它认为没有多少必要去与其它希腊世界一同去参与全面部署。希腊世界的不安全感部分是由斯巴达的态度和波斯的继续威胁所共同造成的。这样,雅典就逐渐扮演了同盟统治者的角色。当雅典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并显示出明显的帝国倾向时,同盟的性质就改变了。与斯巴达的战争加速了整个进程,这场战争是因公元前465年奴隶起义和雅典介入这个城邦内部事务而引起的。结果是,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雅典人的借口是为了安全,但十分清楚,雅典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在地中海,它有在政治上的霸权,加上还有占优势的经济和强大的海军。斯巴达看到这越来越是对其自身安全的一个威胁,于是两者之间冲突与战争随后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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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希腊

公元前432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爱琴海海上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用地缘政治的术语来说是海上力量与大陆力量之间的战争。在希腊世界这个微观世界中曾经发生过大陆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冲突,那就是这个世纪初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尽管在波斯战争中是海上力量取得了胜利,但在这场内战中却是大陆力量最终击败了海上力量。斯巴达这一大陆力量从最初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且适应了海洋,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和在陆地用自己的方式战胜了雅典人。「木墙」在保卫雅典中失败了,雅典被迫于公元前404年投降。雅典对希腊世界的统治就这样走向了终结。

胜利的斯巴达人要求雅典舰队投降,拆毁了连接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长城,放弃了雅典的大部分殖民地。而斯巴达也被战争大大地削弱,再也没有能力重新获得对希腊世界的统治。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底比斯、还有雅典,又挑战斯巴达权力,公元前37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凯利亚和平标志着他们致力于永远的休战。当雅典人承认斯巴达人的陆地优势时,斯巴达人也承认雅典人的海军无敌。在希腊这个地缘政治的微观世界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帝国主义与城邦自治的争斗双双上演。在这一战争之后,城邦之间关系这一中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要等待外来的介入才有答案。

希腊城邦如此成功地保持了它们的独立,而在设计和平共处方式上却异乎寻常地失败了。像德尔菲这样的大神殿以及它给人们活动所提供的忠告、希腊人共同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还有在奥林匹亚和其它地方举行的泛希腊运动会都肯定地促进了希腊人强烈的共同感,但向希腊国家的转化却遭到了坚决的抵制。波斯人企图把希腊城邦纳入他们的世界帝国,但完全失败了。雅典人曾经想把各城邦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也遭到了具有对希腊世界本性怀有不同理念的强大对手国家的反对。

对古希腊人创造与珍爱的城邦的全面性很难加以概括。它的最明显的地理特征是规模比较小。对于希腊人来说,小是美,任何东西都要适合于人的规模,城邦也像其它东西一样要适合于人的需要。城邦是这样一个单位,在其中既可以容纳他们的文明,同时其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也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来。狄金森评述到:「现在的希腊王国是欧洲诸国中最小的,但对于希腊人来说,它作为国家出现还是太大了。」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被他们看作是最基本的。雅典人是这样设想的:公民应该能够在普努赫山或最高法院或在集市的空旷地聚集以作出决定。集市,聚集的地方,就是全体公民希望聚集来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当民(和谐)主当道时,人们希望参与所有的政治事务,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那些喜欢私人享乐更甚于公共服务的人被视为白痴。这样的人也总是遭人鄙视。

尽管管理特殊城邦的公民是很小的一群,且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外,但无论如何,君主制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失去了权力,政府的基础已经被拓宽了。取代绝对君主制的政府方式改变着城邦内部和城邦之间的状况。许多城邦长时期处于政治变迁的状况下甚至初期还发生内战。那些支配权力的人不断地受到那些没有权力之人的挑战。尽管不是以形式化的方式存在,但这里确实有政府和反对派的并存。在更民(和谐)主的国家,二者的地位可以通过宪法的手段来改变,但在大部分独裁国家却会引起无休无止的内战。

尽管它们之间有极大的差别,但城邦仍然体现出了人类历史上极大的进步。狄金森指出:「在这个最好国家的最佳年代」,城邦成为了为人民谋福利之政府的榜样,人性以其本来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并保持着与东方帝国之间的迥然不同。但麻烦的是,也存在许多糟糕的时段,在城邦的关系上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一古典城邦的最终衰落可以归结为这一创造性的组织缺乏新的进展,尽管这一组织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国家,但它可以作为这些主权城市之间的和谐的媒介。

进一步的尝试是在希腊世界外围国家领导下形成的,这发生在随之而来的世纪。如此一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所想象的城邦就走向了终点,并被一种非常不同的国家类型所取代。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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