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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斯巴达的几个历史问题的认识

作者:直立人 | AT 2014/05/23 11:12 | 来源: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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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斯巴达的几个历史问题的认识
         在学习了徐松岩教授的一篇关于探讨斯巴达衰微的原因的史学论文——《黑劳士制度、土地制度与“平等者公社”的兴衰》后,令我受益匪浅。
       斯巴达与雅典,是史家研究古希腊史的两个不可忽视的领域。与雅典相较,关于斯巴达的一些历史问题,除了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会比较关注外,我们非专业人士,包括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是不会去注意它的。主要一个原因也许是,在许多介绍古希腊历史常识的文章中,斯巴达总是被贴上了浓重的军事标签的缘故吧。殊不知,在斯巴达的历史中,有许多除了军事以外的历史问题,因为其独特性与特殊性,而倍受史家们的关注与探讨。雅典是希腊民主城邦的典范,而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的希腊,被认为不具有普遍代表性,有点另类的味道。其实除了雅典以外,我们对其他民主城邦的历史情况,由于史料的匮乏,几乎一无所知,雅典是民主城邦的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人的一种推论,虽然这种推论是可以被接受的。
       在论文前半部分中,作者概括总结了国内外学者们,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并据此得出结论:剧烈的土地兼并与集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斯巴达公民数量锐减,最终造成斯巴达势力的衰微,这一在史学界,已为大多数学者所基本认同的观点。
       接着在论文后半部分中,作者就上述观点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及论证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之后,通过利用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所忽视了的一些重要史料,在对这些历史材料作出了深入解读并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有价值的信息后,以此作为自己论证的基点,最终得出了令人比较信服的独到见解,成为一家之言。
     
       斯巴达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美塞尼亚的独立 ,领地的大幅度缩减,从而致使黑劳士制度的崩溃,而黑劳士制度的存在,是斯巴达社会赖以存在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保障。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是斯巴达人的先祖多利安人(印欧语族的一支,可能来自多瑙河流域),在南下希腊半岛,进行军事移民征服后的最初居留地,一般被认为是斯巴达的本土。之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可分配土地,缓和斯巴达社会内部,贵族与平民的阶级矛盾(拉哥尼亚的土地绝大部分为贵族占有,广大下层民众没有或者只占有很少的土地)。
       斯巴达人对邻邦美塞尼亚人展开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经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后,美塞尼亚全境被征服,按照古代奴隶制时代的惯例,被征服民族全部沦为征服者的奴隶,任凭战胜方处置。就这样,美塞尼亚人,全部沦为斯巴达的奴隶——称为”黑劳士“(又译希洛特,属于斯巴达城邦所有,而非斯巴达公民个人所有的国有奴隶,以便与古代奴隶社会中的私有家有奴隶相区分)。
       美塞尼亚地区与多山的拉哥尼亚相较而言,农业生产条件优越,面积广大,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斯巴达之所以能成为古希腊时期,面积最大的城邦,与从这次成功的对外征服中夺得的这片广阔的土地,是分不开的。
       传说中的斯巴达法律创制者——莱库古,将这些征服得来的土地,平均分成9000份,并在斯巴达公民之间,实施平等分配。那些以美塞尼亚人为主体的黑劳士们,也被平均分配在这些由斯巴达公民使用的份地上(每块份地上配备的黑劳士数目由国家统一规定),从事农耕生产活动。
       黑劳士们的一部分农业收获品交给使用这块份地的斯巴达公民全家享用,黑劳士的劳作是斯巴达公民家庭得以维持生计的最主要来源。黑劳士们所交缴的份额,则由国家统一规定,以防造成斯巴达公民之间的贫富不均。这些国有份地与附属于土地之上的一定数量的黑劳士都属于国有,不得在斯巴达人之间进行买卖转让赠与,但可以由斯巴达公民世代继承占有使用。公餐制,也可理解为“公共食堂”,这种在斯巴达人生活中广为推行的集体生活方式,即是一种与该城邦所独有的国有制下的土地奴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集体分配制度。 
       正是因为,土地与奴隶,这两种在古代奴隶制社会中的基本生产资料,在斯巴达实行了国有制,并得以在广大斯巴达公民之间实现均等分配,所以,斯巴达人把自己生活的城邦社会自诩为,“平等者公社”。
       这种在公民之间进行均分土地的举措,实质上是一种贵族们的统治策略,通过将被征服领地在下层民众之间的平均瓜分,使得大部分平民,也能获得土地与奴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或者抑制了,因为土地资源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均等占有,而引发的阶级矛盾甚或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另外,这种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奴隶均等分配的做法,可以有效地维持一个数目稳定的斯巴达公民群体的存在。

       在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公民是城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城邦并非指一座城池,而是指一个稳定的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公民共同体,城市只不过是一个公民共同体进行政治经济日常事务活动的驻地而已,驻地是可以经常变化的,但公民团体是相对稳定的。只要这个公民共同体的存在,城邦就永远存在,城邦被攻破占领,并不一定导致该城邦的灭亡,这和东方人对古代世界理解中的“城破国亡”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另外也可以从希腊人热衷向海外移民这一点,来理解古希腊人的这种思想认识。一个来自某个母邦的公民团体迁移出去后,建立一个新的城邦,地点变换了,但在新建的殖民城邦内实行的是效仿自原母邦的各项制度,宗教,习俗及其生活方式。有时连新建城邦的名称还是沿用母邦的。
       相较之下,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信奉叶落归根,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中国人迁居南洋,但并未听说在当地建立过什么中国人的城邦或自治团体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实体,因为在这些客居他乡的中国移民的传统思维中,家园永远都只有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终究是要回归故土的。
       海外拓殖——这种生存发展模式,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行为 ,这背后肯定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因子。属于大海文明的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早期源头。当然文化类型的形成,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本土拉哥尼亚的绝大部分土地,还是照旧由贵族们掌控,即在拉哥尼亚地区,斯巴达人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制,而在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地区,土地是实行国有制的,这是我们在考察斯巴达的土地制度问题时,应该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情况也可以说,是斯巴达土地制度中的一个独特之处。
       
        一般来说,影响一个公民团体发展状况的诸多因素,也将会是影响一个城邦兴衰存亡的主要内因,而古代社会(主要指古希腊与古罗马)中公民身份的取得保有维持都是建基于一定的财产所有制上的,土地所有制是其中的一个最主要部分,所以,古代政府大多致力于从经济措施上,尤其是土地制度方面维护公民队伍的稳定发展壮大,以此促使城邦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古代城邦危机则集中表现为土地危机,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土地私有化迅速,土地兼并剧烈,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尖锐,冲突动荡不断等)。一些著名的旨在摆脱社会危机的改革,也是从土地改革入手的,如: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斯巴达衰微时期的阿基斯改革与克里奥墨尼改革。
       
       众所周知,斯巴达是以其强大的陆军力量,称雄于希腊世界的,尤其是举世闻名的由重装步兵构成的斯巴达方阵,曾经打遍希腊世界无敌手(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期的温泉关战役中,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的斯巴达三百勇士,扼守关隘,力敌千军万马,全体壮烈成仁的英勇事迹,传诵千古)。
       古代军队中的作战主力是由城邦公民组建的重装步兵方阵,那时出征作战是履行公民义务,装备与给养,一律有自己解决。公民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组建军队出征,城邦不设常备军,战士与将领都是业余军人。城邦通过将战利品在公民之间的分配等方式,作为对公民出征作战的物质报酬。
      由于黑劳士制度的存在,使得斯巴达公民成为了一个依靠剥削压迫黑劳士而生活的寄生阶层,这些脱离生产的斯巴达公民,出于镇压在人数上占据压倒优势的黑劳士的需要,专注于军事训练而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首批职业军人,第一支常备军。黑劳士制度为独特的斯巴达职业化军事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障。
      当黑劳士制度,因美塞尼亚人的独立,而土崩瓦解之时,整个斯巴达城邦社会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土地的大幅度缩减,这个状况成为斯巴达公民群体日益萎缩的主要原因。失去土地的公民由于不能向公共食堂提供食物,按照斯巴达法令,丧失了公民权。 
       公民的减少首先意味着兵源的减少,在标志着斯巴达势力走向衰落的两场重要战役中,曼丁尼亚战役和留克特拉战役中,斯巴达公民兵的数量,已经大不如前(鼎盛时期的斯巴达公民人数约有一万人,此时只有两三千人,留克特拉战役中仅有700名斯巴达公民兵出征,按照斯巴达的军制,另有一半人留守城邦,照此推断,此时的斯巴达男性成年公民数目,指当时在斯巴达国内居住的,差不多只有1500人左右),这也是造成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典时代的斯巴达人作为一个寄生的军事奴隶主阶级,一旦失去了得以寄生的来源,除了作战打仗以外,已经别无谋生技能,所以,许多斯巴达男性公民迫于生计,远走他乡,成为地中海地区雇佣兵市场的优质货源。色诺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就的《长征记》中,就有一万希腊雇佣军,受雇于居鲁士,参与波斯帝国的王位争夺战,这一史实。亚历山大东征时,与大流士三世的第一次直面交锋中,波斯军队方面以精锐的数万希腊雇佣军打头阵。亚历山大东征前,派人去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招募雇佣兵,毫无疑问,斯巴达作为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大邦,自然是希腊雇佣兵的主要供应地之一。到海外充当雇佣兵,也是造成斯巴达公民大量减少的一个原因之一,当然,这个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土地的大幅度缩减以及附着于上的黑劳士制度的崩溃,而造成的。
       另外,在这个时期中,斯巴达所遭受的接踵而至的天灾与人祸,也是造成这一时期斯巴达公民数锐减的原因之一。 大地震几乎毁灭了整个拉哥尼亚地区,死伤者甚众,有文献记载说造成2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对于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其中不乏妇女与儿童,这次地震所造成的人口损失,肯定会对之后一段时间内,斯巴达城邦的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几次战争中,斯巴达公民伤亡惨重,而且作战阵亡的都是男性成年公民。大量斯巴达男性公民的阵亡,外出,导致斯巴达女性公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而女性继承人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为通过婚姻,嗣女制度兼并土地提供了一种制度可能。另外,土地制度方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赠与遗赠等转让规定,也为土地的兼并与集中大开了方便之门。
       按照徐教授的观点,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继承人的增加、土地的自由转让、嗣女制度的实行等等这些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4世纪后半期至5世纪)的斯巴达社会的巨变,并不是造成这一时期斯巴达城邦发生土地危机,进而造成公民数目锐减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但认同这一观点的史学家们却总是苦于缺乏这个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的相关史料。在历史研究中,要想得出一个较为可靠的史学结论,如果缺乏有力证据(史料)的支撑,这在讲求论从史出的史学界中,不啻为一种硬伤。这方面史料缺乏的原因,也许并不是史料的散佚或者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也许在那个时期的斯巴达,并没有发生像后来史学家们所推断出来那样的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因此造成这方面的史料付之阙如了。 
      土地兼并在那个时期的斯巴达确有发生,但它不是造成斯巴达公民数锐减的主要原因。土地兼并,可以是造成公民数目锐减的一个因素,有时候还是主要原因,但并不能由此机械地认定,在古代社会的任何时期,任何地区,土地兼并与公民数目减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即前者并非是后者的充要条件。
       之所以,许多史学家们会采用,私有制——土地兼并——公民锐减——社会危机——城邦衰微,这么以条分析路径来解释,斯巴达衰微的原因?这个历史问题。主要还是受了一些古典著作的影响,比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但普鲁塔克是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并不是斯巴达衰微时期的见证人,他比较熟悉罗马共和国晚期发生的土地兼并情况,所以,我们不能排除普氏在撰写这部作品时,先入为主地认为,之前斯巴达社会也发生了类似于罗马共和晚期的土地危机状况。他把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土地改革家——格拉古兄弟与斯巴达衰微时期的两位改革者——阿基斯与克里奥墨尼,并列作传,可以说明普氏的这一思路。
       徐教授则从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这些曾经长期居住在斯巴达或者游历过斯巴达,几乎见证了斯巴达在这一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作者们的相关著作中,选取有价值的史料,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入手,再得出相关结论,这样,其立论的根基就显得相对坚实了。
       这篇文章不仅可以看做是徐教授的一篇代表性的史学论文,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徐教授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态度。虽然初中历史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历史专业人员,但是以实事求是的严谨教风学风,研究学习历史学科,无论是在历史教育方法的使用,还是在历史学科知识的学习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诚如,徐教授在本文结尾中所述的那样: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对于某一种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必须实事求是地逐一加以辨析,绝不可以某种现成的思维定式去简单地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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