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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伟大在于其胸襟宽广暨关于罗马希腊的一些杂谈

作者:直立人 | AT 2014/05/23 11:43 | 来源: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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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的伟大在于其胸襟宽广暨关于罗马希腊的一些杂谈
        对战败者的宽大处置,对罗马公民权的开放,对奴隶的开明态度,罗马人在这三方面的做法,集中体现了罗马民族是一个心胸开放的群体,而这种宽容心态是罗马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当时国际社会(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被征服者的下场,无外乎都是土地被侵占,全员卖身为奴。(战俘是古代社会奴隶最大的来源之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就有讲),但罗马人在战胜一个对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罗马人统一意大利的过程中,打败对手后,虽也要求对手割让少部分土地(对这些割让的土地有时是并入罗马城邦的版图,特别是在它早期的对外征战中,更多的时候是建立一些由罗马人或罗马人以外的拉丁人居住的带有殖民与军事性质的据点),但不吞并其全部领地,最重要的是战败方的民众尚能保持自由之身,内部事务也完全自治。那些与罗马人同属拉丁民族的城邦国家的人民,甚至能享有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将本国公民权授予外国人,这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国家中,可以说是具有独创性,也再次证明罗马人胸襟的开阔。
相比之下,在堪称古代民主制典范的雅典,在授予外邦人公民权方面,十分吝啬,非雅典的希腊人,哪怕出生于雅典,长期居住在雅典,终其一生也不能获得公民权。原先规定父母一方是雅典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但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公民权资格规定更加严格: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才能获得公民权(伯利克里自己也将深受这条由他制定的法令之苦)。虽然从雅典民主制纵向发展来看,伯利克里当政时期,民主制发展到鼎盛,广大平民阶层,由于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而能在城邦政治事务中成为一股主流,出现了所谓的“平民主政”局面,但雅典公民群体,却变得越来越封闭,而一个日益封闭的群体是没有远大的发展前景的。
        雅典人因仅以血统主义作为规定公民权资格的条件,从而使公民群体日益闭塞,最终失去了继续发展创新的源泉。虽然雅典能将古代民主制发展到那个时代堪称完美的典范,但是他无法将奴隶制蕴含的全部正能量释放出来,很大原因就在于雅典公民权的封闭性。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一个国家民族不可能拥有各种类型的人才,引进人才,尊重人才,为各类人才创造大展身手的舞台,就显得尤其重要,要让人才为本国有效服务利用,必须得让有才能的人参与国事,而其前提就是获得该国的公民权。
         希腊城邦文明时代的另一个重要城邦斯巴达,在追求公民权的血统纯正方面,更加是无以复加。作为少数的外来征服者,斯巴达人一直严禁与被征服者,当地土著——梅萨尼亚人通婚。被征服者毫无例外全部划入“希洛特”(奴隶)阶层,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处于统治阶层的斯巴达人。为了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压迫剥削,只有通过武力镇压一途,面对十几倍于己的随时处于爆发状态的希洛特,斯巴达人只有将那么点有限的人力资源全部投入到军事建设中去,以期培养出极具军人气质,在战场上能以一当十的战士为唯一目的。一方是枕戈旦待,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的斯巴达战士,另一方是与之相对峙的随时会火山喷发般的奴隶反抗,这一对现象始终是斯巴达国内紧张敌对的阶级关系的主旋律。此种背景之下,除了 大力加强军事建设外,再也没有剩余的社会资源能投入到其他领域的建设中去了,所以,斯巴达人除了取得辉煌的军事荣耀外,与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雅典相比,在文艺创作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无怪乎,有些史家在评论斯巴达的历史地位时,认为他是一片(文明)创造的荒漠。
        城市贫民无产者,希腊语称之为“提特斯”,在“三列桨”战船上充当划桨手,雅典海军是希腊最终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中坚力量,“萨拉米斯”海战则是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转折点,之前的“色摩利阿”战役即温泉关战役,斯巴达王——利奥尼达斯和他的三百勇士,已壮烈牺牲,此后波斯大军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雅典人弃守城池,把能转移的一切人和物都搬上船,驻泊于雅典附近海域,密切监视岸上敌人的行动。“萨拉米斯”海战,就是在这么一种战局于希腊万分不利的背景下发生的,经此一役,波斯王薛西斯被迫率主力退回亚洲,之后的战局情势朝着有利于希腊一方急转直下。这场西方军事史上的重要海战的胜利,完全依仗平民水手们高超的划桨驾船技能。
萨拉米斯海战总指挥官是雅典海军的重要创建者提密斯托克利斯,希波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他在雅典政坛的如鱼得水,遭致反对派的排挤,最终被迫流亡波斯,成为薛西斯的继承人阿塔尔薛西斯的座上客,直至离世。雅典人热衷于党派争斗,以此体现对自由独立民主的追求,这是一个“有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意见的民族”。
        次年,由斯巴达国王统帅的希腊联军在希腊中部“波奥提亚”地区的城邦——“普拉提亚”附近,与留守希腊的波斯陆军展开激战,大获全胜,经此一役,希腊本土的波斯军队基本被肃清。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希腊联军的雅典军队主帅,是有着“公正者”之称的阿里斯蒂德,之前被依据陶片放逐法判处10年流放,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后,雅典处于国难当头,用人之际,国内各派暂时摒弃政治上的异见,一致对外。于是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夕,这位昔日雅典政坛著名的贵族派首领被召回,从而得以提前结束流放生活,雅典法令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此君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一直活跃在国内外政治圈,成为组建“提洛同盟”的最初倡议者,并为此积极奔走。
        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最后一个镜头,那位因患眼疾而唯一幸存下来的独眼勇士(这位人物应该是编剧基于相关历史的虚构),率领一万斯巴达战士在响彻云霄的呐喊声中,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方密密麻麻的敌军阵列,席卷而去,表现的就是这场战役。但比较遗憾,我看的几个网上下载版本,“普拉提亚”这个地名的翻译都不准确,很显然字幕翻译人员,对希波战争史的基本常识不太了解,也许是做得不够到位。
之后,希腊军队乘胜追击,经过米列卡战役后,波斯势力被彻底逐出小亚细亚西部沿岸地区,此处希腊城邦聚集,被称为“爱奥尼亚”地区,属于古希腊的地理范围。至此,爱琴海成为“希腊人的海”,因为此时的雅典海军已掌握了该海域的绝对制海权。    
        战胜波斯帝国之后,雅典成立了以他为核心的“提洛同盟”,鉴于海军在希波战争中的重要性,也为了防范波斯帝国的卷土重来,再者雅典是一个以工商业为本的城邦,海运通道是他的命脉所在,因此大力加强海军建设,依旧是重中之重,虽然此时波斯帝国已不构成威胁。同盟金库的资金(先设于“基克拉迪斯群岛”中的提洛岛阿波罗神庙,同盟名称由此而来),则为雅典提供了充裕的造船经费,至此雅典的舰队驰骋于爱琴海,成为希腊世界的海上霸主,雅典帝国得以形成。雅典与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成员国向雅典缴纳贡金,之后金库转移至雅典,资金也不再用于扩建海军以防范波斯人的卷土重来为目的。此时的金库已从联盟的公共金库转变为雅典一国的金库,伯利克里时代,雅典城内大兴土木,留下了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艺术杰作,其建设资金来源就是依靠占用或剥削各同盟国的贡金,可以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之所以能在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等诸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包括民主制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提洛同盟成员国的奴役和压榨之上的,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全面认识。由此可见,雅典人是在对外事务中较早实行双重标准的国家,本国内部实行民主制,同盟内部(对他国)实行唯我独尊的专制。
        提洛同盟成员国,除了要向雅典缴纳贡金外,其内政外交都受雅典控制,雅典曾多次运用军事手段干预成员国内政,镇压反雅典势力,在外交方面,除了雅典,成员国不得与他国缔约结盟。雅典将提洛同盟作为充实自己力量,与另一个希腊世界的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其成员国主要来自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得名)争夺霸权的工具。斯巴达对其同盟内的成员国的控制不如雅典紧密,贡金不用缴纳,不干预内政(实施民主改革除外,毕竟斯巴达城邦实行寡头政治,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内政也是仿效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制的城邦都加入雅典提洛同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要知道,罗马人虽然军事实力超群,但也并非百战百胜,更何况他的一强独大,遭致了周边国家的嫉妒与恐惧,因此罗马总是要单挑周边国家的联盟军,在“拉丁同盟战争”(罗马与同属拉丁族的位于“拉丁姆”各邦的战争,通过几次战争罗马确立了在该同盟中的盟主地位,重新结成一个以罗马为核心,其他拉丁城邦为附属的军事政治联盟)中的情况即是这样。这样双方的纸面实力,几乎是相当的。每次的胜利罗马赢得并不轻松,有时还要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取得最终胜利。如罗马在征服“萨莫奈”人——生活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山地民族,其领地连接罗马人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与意大利南部即当时所谓的“大希腊”地区。双方的战争陆续打了40年之久,期间罗马人遭遇了一次,在其征服亚平宁过程中最大的惨败——“考地乌姆”地峡一役,两位执政官统帅的四个军团,在该处受到敌军伏击,被挤在狭长地峡中的罗马人,陷入插翅难飞的绝境,最终被迫全体投降,并遭受“轭下之辱”。就是这么一个令罗马遭受奇耻大辱的民族,在被征服以后,罗马人不仅没有施以报复,反而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将其同化吸纳。在决定罗马国运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称之为“汉尼拔战争”,战争由汉尼拔挑起)中,这个曾经的罗马人的死敌,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罗马一边,出兵出力。要知道萨莫奈人提供的辅助部队中的兵力比例占据罗马同盟者中的第二位,第一位是罗马的北部强邻“伊特鲁利亚人”(罗马幼年成长期的夙敌,王政时代的七位国王有三位是伊特鲁利亚人)。萨莫奈人所具有的那种山地民族的骁勇善战,无疑是罗马军队中的一笔财富。
        罗马联盟虽以罗马为核心,但对成员国的控制相对比较松散,罗马人根据被征服者的不同情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别,并采取松紧不一的管理策略。仅限于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民族适用,对海外征服地一般采用行省制度。
1.       罗马人,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2.       拉丁同盟成员国,与罗马人同族,一律授予罗马公民权
3.       自治市,享有无投票权的罗马公民权,除了不享有政治权利以外,其他一切权利与罗马公民同等待遇。大多自治市市民最终都会同化为罗马公民,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4.       殖民地,根据居民来源可分为“罗马殖民地”与“拉丁殖民地”,居民一般享有罗马公民权。罗马人一般选取战略要地建立殖民地,出于政治军事考量,而非商贸考虑,(这一点与那些善于经商的民族如:希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不同,由此可见罗马是一个以农畜生产为主的民族。)所以这些殖民地,一般都构筑为军事化要塞,以后在承平年代,可能转变为普通城市。
5.       同盟国,居民不享有罗马公民权,内政完全自主,罗马不予干预,其社会中的上层阶级成员,一般授予罗马公民权。
        那些享有罗马公民权的非罗马人士,可保留本国的公民权,即享有双重国籍的两国政治权利。正是罗马公民权的开放性,使得全意大利的各类优秀精英人才汇聚罗马,为罗马的强大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可以说,以宽广的胸怀对其他民族的海纳百川般的吸收同化,一直是罗马的立国之本(王政时代的罗马史就已说明这一点)。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迦太基主帅,被西方军事史家誉为“战略之父”的汉尼拔,不可否认是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但他面对的是一个以各类精英组成的团队为后盾的罗马,最终的失利几乎也是不可避免,因为迦太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汉尼拔。汉尼拔的军事才能在迦太基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他一倒下,迦太基这座帝国大厦就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一根支柱,国家倾覆也就迫在眉睫。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虽没有灭国,但与罗马的媾和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大部分领地被割让,昔日地中海大国沦落为北非的一个蕞尔小国。一个将自己的兴衰存亡仅系于个别天才人物之手的民族,注定是没有持久而长远的发展前途的。反观罗马一方则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虽然就个人能力来讲均比不上汉尼拔,除了一代名将,著名的罗马氏族“科尔涅利乌斯”(这个氏族在罗马历史上产生了最多的执政官。瓦莱里乌斯氏族产生执政官人数位居第二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有着“亲民者”之称的瓦莱里乌斯,曾六次当选执政官,在战场上亲自下令处决违抗军令的亲生儿子的就是此君,这件事已成为罗马人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的象征,罗马法是罗马人留给后世的主要遗产之一,这和罗马民族的法治传统精神是分不开的。执政官当选人数位居探花的是克劳迪乌斯氏族,这是一个来自萨宾人的古老而著名的氏族,在迁入罗马时,克劳迪乌斯带来了五千之众的依附民,该氏族的男性成员在罗马政坛上一向以对平民采取强硬政策而著称。)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阿非利加的征服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第一位具有战略思想的罗马名将,是汉尼拔在战场上一手调教出来的对手。在发生于迦太基本土的最后决战——扎马战役中,这位罗马学生经受住了老师的严峻考验,从而为罗马锁定最终胜局。从这一点来讲,汉尼拔是不幸的,他在战场上亲身领略了他一手调教出来的这位高材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超指挥艺术。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两人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就不会有这一次史诗般的巅峰对决,那么布匿战争史就会因缺乏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而被锁入灰尘满布的历史档案柜。汉尼拔虽然失败了,但他以一己之力单挑整个罗马精英团队,而且是客场作战,在几乎得不到来自迦太基本土的援助(由于罗马人掌握了西西里海峡的制海权,所以来自迦太基为在意大利作战的汉尼拔军提供补给的船队,几乎每次都无法冲破罗马海军的封锁线),罗马联盟也尚未瓦解的种种不利状况下,他能与罗马抗衡十数年,并在初期还能占尽上风,不愧为当时最伟大统帅的名号,“西方战略之父”的美誉并非浪得虚名。    
        意大利的这个罗马联盟,罗马虽然是龙头大哥,但不向成员国收取任何税金,不干涉内政(不派驻行使权力的代表,不派驻军队),当成员国受到外敌入侵时,罗马有责任给予各种形式的有效援助(更多的体现为军事援助,这一点罗马做得尽心尽力,有时这种履约行为,会导致一场对外战争的爆发,像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即是西西里岛的墨西拿要求加入罗马联盟以获得罗马保护,免受西西里第一大希腊城邦锡拉库萨(又译叙拉古,阿基米德的出生地)的入侵,而逐渐演变成罗马与迦太基两国之间的首次较量,战争结果罗马获胜,迦太基失去西西里和撒丁,罗马人创建了最初的两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西半部地区)行省和撒丁行省。)罗马联盟内部的商贸行为也是公平交易,罗马从不凭借自身的超强实力,强买强卖(为了防止罗马军队在同盟成员国境内的劫掠,一般在这些成员国内都设有专供罗马军队使用的军粮储存站,如因发生坎尼会战而闻名的小村坎尼即是一处罗马人的军粮储存站)。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最困难时期,罗马拒绝锡拉库萨的无偿援助的小麦,而是以战时借贷的方式购买。成员国对罗马的主要义务在于,当罗马发生战争时提供兵力协助。另外,各国不得相互结盟即外交受罗马控制(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占罗马城之前,拉丁同盟各国享有包括外交在内的所有主权,乘罗马衰弱之际,拉丁各国纷纷脱离联盟,并自行结盟欲瓜分罗马领地,当罗马重新征服这些拉丁部族后,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个同盟,取消同盟成员国之间的缔约结盟权,以后这一做法运用于以整个意大利地区的罗马联盟内部。)罗马人以宽大为怀的做法打造的这个联盟,虽说不是绝对的牢不可破,但他的生命力之顽强还是有目共睹的。
       在汉尼拔战争期间,被誉为“战略之父”的汉尼拔,进行了一次史诗般壮丽的行军,在损失一万人和几乎全部战象的情况下,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翻越意大利的天堑——阿尔卑斯山脉,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攻入了意大利。在亚平宁半岛境内,纵横驰骋十几年,所向披靡,令罗马人不得不避其锋芒,甚至连首都罗马一度也是人心慌慌(汉尼拔曾出现在罗马城门外,“汉尼拔已站在罗马城门口了”形容迫在眉睫),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经历了几次重大会战的惨败以后,“独裁官”费边(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外号“拖延者”,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力敌汉尼拔的意大利战线主要指挥官之一。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费边的战术被逐渐认同,赢得了持久战主义者的称谓(当汉尼拔在意大利纵横驰骋16年后,终于被迦太基召回本国,以应对攻入迦太基本土的罗马大将西庇阿时,这位70岁老人于一个月后,就像一支燃尽了的蜡烛那样安然离世,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罗马人形象)只能对汉尼拔的野战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消极应战方式,不顾罗马人英勇善战的威名,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交战,因为之前的战况以表明罗马还没出现能击败汉尼拔的天才级将帅,让敌军自我消耗就成了一种不是策略的策略,后来的战争进程也表明这种看似胆怯的战术收到了成效,至少,在之后的战争中罗马军队再也没遭受像战争初期那样的惨败,费边因此赢得“罗马之盾”的赞誉。
        另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意大利战场较著名的统帅有取得陶罗梅战役胜利的克劳迪乌斯尼禄,这次胜利的重要性在于击破了由汉尼拔二弟哈斯德鲁巴率领南下的迦太基援军,并阵斩哈斯德鲁巴,罗马人将其项上人头丢入了此时正困守意大利南端卡拉布里亚的汉尼拔军营,汉尼拔离开西班牙后十几年未与胞弟再见过面。汉尼拔的小弟马戈之前率领一支援军从西班牙出发走海路,为了避开罗马在地中海南部海域的舰队,在意大利中部登陆,在南下与汉尼拔会合中途被击败,马戈本人身负重伤,全军退守佛罗伦萨,在撤回迦太基本土过程中,马戈终因伤重不治身亡。可见巴卡家族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为国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不仅没有得到国人主要是当权者的应有的嘉奖,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国内农业派排挤了汉尼拔,迫使其亡命外国,最后殒命他乡。有功于江山社稷的一代名将却落得这般田地,令后人不胜唏嘘。
        尼禄出生于罗马名门克劳迪乌斯氏族,该氏族的男性都具有果敢的决断力,此次大捷的造成,很大程度上由尼禄的这一性格导致。尼禄与李维当选为当年度的执政官,李维率领两个军团北上里米尼,这个罗马共和国的北方边境的军事重镇,截击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后南下的迦太基援军。尼禄则率部,南下对以卡拉布里亚为根据地的汉尼拔军继续实施封锁孤立战术。按照元老院的规定,执政官作为军队统帅,不得擅自离开自己负责的战区(战区由元老院指定)。当尼禄通过俘获的迦太基骑兵得知哈斯德鲁巴的进军路线后,决定违背元老院的成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让属下和大半人马留在原地继续监视封锁汉尼拔,自己则率领精兵强将星夜北上驰援驻守里米尼的李维,以加强罗马方面在这一战线的兵力(此时里米尼的罗马守军约3万人,迦太基援军5.5万,罗马方兵力处于劣势)。这是一次急行军,尼禄和手下创造了到那时为止罗马军队的行军速度最快记录,该纪录后来由凯撒打破(由于尼禄行动的兵贵神速,汉尼拔竟然没有察觉与之对峙的敌军主将离开大营四十多天,北上参加了一次会战)在会战中,由于前面山丘的阻挡,致使位于战阵右翼的尼禄军团无法展开以有效打击敌军,关键时刻尼禄的决断力决定了会战的结果,他率领部队从己方战列的身后绕至左侧,致使迦太基军队陷入半合围之中(迦太基军左翼由山丘阻挡,背后是陶罗梅河,正面是执政官李维的军团,右翼遭到尼禄部的侧击)由此促成全歼敌人的战果。在举行的凯旋仪式上(罗马将军所能取得的最高荣誉),站立在四驾马车上的凯旋将军是李维,因为这次重大胜利是在他负责的战区取得的,而尼禄只能作为右翼指挥官骑马追随在后,但罗马军民心里很清楚,谁是该次战役的真正英雄,尼禄对此也不在乎个人名誉的得失。毕竟历史给予一个人的荣誉才是恒久的,胜过历史人物生前取得的任何荣誉。  
        率领奴隶军团英勇奋战直至身亡的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此君公正平等治军,给予军中奴隶士兵和自由民士兵同等待遇而深受奴隶士兵们的爱戴。按照与罗马政府的约定奴隶们服完兵役即可获得自由,之后是否继续留在军中自行决定,期限虽过,但士兵们不肯离开他们爱戴的统帅,自愿留在军中与他们的统帅继续并肩奋战。格拉古身亡后,士兵纷纷离开,两个奴隶军团随即解体。格拉古的儿子(力排众议,与西庇阿的政敌老加图针锋相对,成功说服元老院取消拘传西庇阿到场接受审讯的决定。西庇阿为了感激这位33岁罗马政坛新秀,30岁以上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为自己的仗义执言,将女儿科尔涅利娅许配给她,不过当时科尔涅利娅还只是个女童,所以格拉古在政坛继续奋斗十多年,功成名就一番后,才与她完婚。丈夫过世后,为了一心履行作为母亲的职责,年轻的寡妇——科尔涅利亚拒绝了众多的求婚者,包括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君主。科尔涅利亚与凯撒的母亲,被罗马人奉为相夫教子的罗马妇女经典形象。)娶了西庇阿的一位女儿为妻,生了一对兄弟,即罗马史上以推行改革最后被反对派夺取身家性命而著称的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   
       还有收复锡拉库萨(坎尼会战后不久,意大利南部的三个主要希腊城邦,普利亚,锡拉库萨与塔兰托相继倒向汉尼拔)的马尔凯鲁斯。罗马军队第一次攻城受挫于数学天才阿基米德为锡拉库萨量身定制的一整套精密灵巧的城防器械。第二次进攻乘城内举办节庆活动军民喝的烂醉如泥之机,在内应的配合下,由精锐小队从地道遁入城内,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城市,阿基米德在破城后最初的混乱时期,被一名不知名的罗马军人杀死,统帅马尔凯鲁斯对天才的不幸身亡也深表惋惜,要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一直是推崇备至,罗马贵族将希腊文化作为必学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双语并用。)在意大利战场上,马尔凯鲁斯(社会作业本翻译成马塞拉斯)主张对汉尼拔积极进攻,在汉尼阿战争期间,此君堪称英勇无惧,就连汉尼拔也不得不承认他那种狂热般执着的战斗精神,每次他总是率领军队阴魂不散地跟踪追击敌军,一有机会就与汉尼拔交手,胜不骄败不馁,死咬汉尼拔不放,经过十多年十几回合或数十回合的较量后,直至最后以执政官统帅身份殒命沙场,号称“罗马之剑”。
        战争初期,在形势对汉尼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他却始终没有进攻罗马城,为什么?一方面缺乏重型攻城器械,这不是主因,主要原因在于,罗马联盟成员国,大部分都站在罗马一边,迫使联盟瓦解,使罗马众叛亲离,陷于孤立以后,再一举攻下罗马城,这是当时汉尼拔设想的战略,但是除了南部的一些希腊殖民城邦投靠了汉尼拔以外,这个战略并没有实现。为什么该联盟有较强的向心力,罗马处理与联盟成员国关系的方式,肯定是关键。你得知道,在战争初期,号称常胜军的罗马军团,连续四次败于汉尼拔之手。即使罗马军队连遭败绩,但罗马人一向没有惩处败军之将的传统,反而继续委以重任(也许罗马人非常懂得什么是“知耻而后勇”)。相比之下,迦太基的做法则要严酷,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就有两位迦太基主帅因为作战失利,而被处以极刑。没有后顾之忧的罗马将领,当然更能在风云变化无常的战场上,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罗马获得胜利的源泉之一。对败军之将的宽容,不也是罗马心胸宽广的体现吗?罗马不仅对他人宽容,对己同样宽容,不搞双重标准,这比雅典人的双重标准下的“民主制”强多了。
        再谈谈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与迦太基,两国内部各主要政治派别在面对战争时的态度。贵族与平民向来是罗马社会的一对主要矛盾,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体现为参与国家管理方面。通过平民阶级的几次以脱离罗马另立门户为主要手段的斗争后,贵族最终作出了让步,不仅设立了旨在保护平民不受官员横暴侵害的只能由平民担任的护民官一职,护民官对政令具有否决权,其人身不受侵害,卸任后进入元老院。所有职位也逐渐全部向平民开放。在战争期间,平民与贵族两个阶级始终同心同力,团结一致,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战争期间,每次选举执政官时贵族与平民,各占一个,以此平衡双方的政治利益。每次军队开赴战场还是班师回国,各界民众都给予最热烈的欢送(迎)仪式。即使在战争初期,惨败而归的残兵败将,也能受到领导人与民众的欢迎慰问,没有任何人因为战斗失利而受惩罚(渎职抗命除外)。我想这也是罗马能在接二连三的作战失利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充分自信和高昂士气的原因之一吧。
       迦太基国内的当权派主要分成两大派,“国内农业派”与“对外贸易派”这也是迦太基国内两种经济产业(农业与商业)的相互竞争在政治事务中的体现。前者偏向保守,只需坐拥北非的良田沃土,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即可衣食无忧。后者热衷开拓,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海路,岛屿,港口这些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去创建,抢占,夺取。因此两派在对外政策方面总是意见相左,长此以往难免发生党派倾轧。像汉尼拔就属于迦太基著名的航海通商家族——巴卡家族,哈农家族则是国内农业派代表。曾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出任迦太基统帅的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在战争结束后,主动要求离开迦太基前往西班牙为本国拓建一新的海外殖民地(当时迦太基只在伊比利亚的南部建立了几个殖民商贸港口),以弥补因西西里的丧失而给迦太基带来的损失。他的真正用意是,离开当时农业派占优势的迦太基本土,将西班牙建设成为自己的大本营,作为日后向罗马复仇的总后方。西西里和撒丁的丧失对于农业派来讲,自然无关痛痒,但对于贸易派来讲,损失却是巨大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哈米尔卡率领他的追随者以及少年时代的汉尼拔,来到了西班牙开始创建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有点像希腊城邦的殖民活动,由于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又不想寄于对手的管治之下,也为了城邦政局的稳定,主动选择率领支持者出海拓建殖民地。由此可见,古希腊人拓建殖民城邦并不总是出于商贸考量,也有政治因素。)经过哈米尔卡、哈斯德鲁巴尔(哈米尔卡的女婿,汉尼拔的姐夫,哈米尔卡死后,汉尼拔还年轻,故由他继承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一切权力,另外哈斯德鲁巴尔当时在军中的威望也较高,被刺杀之后,汉尼拔担任西班牙的统帅)与汉尼拔,三人多年的苦心经略,西班牙已成为迦太基最大最富有的一块海外殖民地,是之前丢失的西西里与撒丁所不能比的,特别是其丰富的银矿,为迦太基提供了滚滚财源。骁勇善战的伊比利亚山民为汉尼拔提供了勇猛的步兵,骑术精湛战技高超的北非游牧民——努米迪亚人,则为汉尼拔军队提供了优秀的骑兵。在汉尼拔的军队中,骑兵比例相比罗马军队要高出好几倍。在与罗马军队的对战中,仅就纸面兵力而言,只有骑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汉尼拔一方占据绝对优势,机动灵活的骑兵在汉尼拔的歼灭战术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随父亲来西班牙之前,父亲让少年汉尼拔在祭坛前发誓,终身与罗马为敌。现在向罗马复仇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汉尼拔对罗马的挑衅,使罗马卷入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称之为“汉尼拔战争”。
        当然存在政治活动的地方就势必也有争斗,罗马在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后的第16年,西庇阿,这位战争中的头号功臣,就成为了罗马元老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将西庇阿拉下台的那位政客是以能言善辩著称的马尔库斯加图(平民出身),即老加图,除了与西庇阿存在政治观点方面的矛盾外,瓦莱里乌斯家族是他的后台,表面上是加图与西庇阿之争,其实是科尔涅利乌斯与瓦莱里乌斯两个著名的罗马贵族世家,为争夺对元老院,这一古罗马国家的核心决策机构的控制权而展开的争斗,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鉴于西庇阿的卓越战功,西庇阿成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在300名元老中拥有最高地位,每次商议国事由“首席元老”首先发言或最后发言,对元老院的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西庇阿被迫隐退后,在位于坎佩尼亚地区的海边别墅中度过了略显凄凉的晚年,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年,他的那位战略老师,天才战术家——汉尼拔,在流亡地,位于黑海之滨的比提尼亚王国,为了不落入罗马人之手,选择了服毒自尽。
        接下去简述汉尼拔初到亚平宁时的四次战役,后三次称得上是会战。
提挈诺之战,一场典型的遭遇战,当时双方主帅各自率领骑兵队进行前沿侦察,突然遭遇于是发生了骑兵之间的一场混战,对方损失略高于罗马方,但执政官老西庇阿身负重伤,要不是他那位首上战场的17岁儿子的拼死营救,铁定被俘获或阵亡,而他这位英勇无双的儿子,日后将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共和国的救星,并获得“阿非利加征服者”(阿非利加努斯)的尊称。
        特雷比亚会战,汉尼拔抓住对手轻敌冒进的心态,在一个下着雨夹雪的清晨,诱敌深入,利用巧妙的排兵布阵,全歼四个罗马军团,执政官得以侥幸逃生,西庇阿带领伤重修养中的老父成功脱离敌人追击。
特拉西梅诺湖会战,执政官弗拉米尼的部队陷入了,汉尼拔利用地形(丘陵与湖泊)和气象条件(浓雾与暮色的掩护)所精心布设的伏击圈,从而被一举歼灭,弗拉米尼这位年至六旬的老人,在明知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跨上战马,奔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像个真正的罗马人那样,在自己的官兵面前壮烈阵亡,至始至终没有辱没高贵的罗马人的荣誉。弗拉米尼曾三次担任执政官——这个罗马共和时期的最高职位,当政期间重视道路建设,主持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以罗马为中心的主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
        坎尼会战,更是史无前例,也是罗马人遭受的绝无仅有的一次最大的军事灾难,整整七万罗马官兵被歼灭,被俘八千。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战死(会战一开始,塞尔维里乌斯指挥罗马骑兵对阵在地中海世界威名远扬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对方凌厉的攻势下,罗马骑兵很快溃不成军,执政官在失去自己的坐骑后,加入罗马步兵方阵继续作战,直至战死沙场,捍卫了罗马执政官作为军队统帅的名誉),前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西庇阿的岳父)阵亡,之前担任独裁官法比乌斯(费边)副官(骑兵长官)的知名人士罹难,随军出征的十几位元老院议员悉数被俘,只有另一位执政官瓦罗带领仅存的五十骑得以幸免。值得一提的是,西庇阿(当时在岳父埃米利乌斯的军团中服役,根据罗马的相关规定,贵族子弟在17岁初上战场时,可以在父亲麾下服役,第二年开始要在其他将领手下服役,所以西庇阿没有追随父亲(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即老西庇阿)与叔叔(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奔赴西班牙战场),再次表现了自己高超的战场指挥能力率领手下四千人与数百骑兵成功突围而出,成为为数极少的能率部成建制突围的指挥官之一。汉尼拔在此次会战中再次充分施展了无人能敌的指挥艺术,始终牢牢地掌控着战场的主导权,让战斗在自己设定的时间与地点,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式与过程进行,这是一次堪称完美无瑕的歼灭战。坎尼会战与汉尼拔的威名,将永载世界军事史册,它也是现代西方军事学院的必授内容。
       再简要谈谈罗马在西班牙战线的情况。西班牙是汉尼拔的总后方,如果占领了西班牙,那么在意大利的汉尼拔军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将被罗马在意大利半岛拥有的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所消耗殆尽。于是西庇阿兄弟率领四个军团奔赴西班牙作战,与险象环生的意大利战线相比,西班牙战场的战事在兄弟俩的英明领导下捷报频传,从而大大鼓舞了首都军民的本土抗战。直到西庇阿兄弟犯了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由于西班牙战事吃紧,迦太基也意识到这块海外殖民地的重要性,于是从本土不断调兵遣将(主帅吉斯戈),以此增强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兄弟两在面对占据兵力优势的敌军时,还是与初到西班牙作战时的战法一样,分兵指挥,从而使己方的兵力更显得薄弱,兄弟两也双双兵败身亡(西庇阿家族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同样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重大牺牲,但西庇阿在战后也并非获得应有的公正对待),之前在西班牙所取得的一切,也随之前功尽弃。在这种情况下,西庇阿向元老院毛遂自荐,说服元老院破格任命自己为西班牙战场总指挥,虽然他此时才26岁,按罗马相关法律规定,只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级别才能指挥两个军团,而担任这两种官职的最低法定年龄是40岁。
        西庇阿不愧为古代一流名将,相继通过新迦太基战役,维克拉战役,伊利帕战役这三次战役后,重新确立了罗马在西班牙的统治地位。之后返回罗马,说服元老院让自己着手登陆迦太基本土的作战计划,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与汉尼拔的最终较量——扎马会战。
        为了使意大利各族脱离罗马的策略得以奏效,每次战斗后,汉尼拔无条件释放俘获的非罗马人战俘,对于罗马人大多采取杀无赦的方针,无后方的流动作战,不便带着战俘,另外口粮有限。即使汉尼拔作出这样的示好举动,以表明自己只与罗马为敌的意图,但还是没能起到瓦解罗马联盟的目的,由此可见罗马人对联盟的经营是多么的成功。
        罗马对意大利(包括西西里岛的东部,不包括山内高卢地区,即阿尔卑斯山以南至卢比孔河之间的地区。卢比孔河后来成为意大利与高卢行省的分界线,凯撒以高卢总督的身份向罗马进军之前,在卢比孔河边号令三军“渡过卢比孔河!”意谓“破釜沉舟”。按照当时罗马相关法律的规定,总督在任职期间,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行省,渡过卢比孔河就进入了意大利,更何况还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此时的凯撒和他的部属已经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只有与元老院的贵族派对抗到底。)的被征服者实行的是宽大为怀的同化吸收政策。罗马联盟这一组织,则是罗马人推行该政策的一件政治工具,很显然他在处理与其成员国的关系时,以同化吸收为我所用这一原则为总的指导方针,而又根据具体情况的差异(主要是罗马对被征服者的信任程度的不同)采用区别对待的做法,充分体现了罗马人的一种政治智慧,比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希腊人建立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件政治工具要精密完善得多,当然也收到了前两者所无法比拟的效果。
        另外,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态度与希腊人相比较要开明得多。在罗马,奴隶可以获得自由,这由法律予以认可,赚足为自己赎身的费用后,即可获得自由,据此可知罗马奴隶被允许有收入,另一种获取自由的途径是,由他主人释放还其自由,作为对其长期忠诚服务的一种奖赏。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称为释放奴,享有人身自由,他们的第二代(后来规定释放奴只要符合相关条件无需等到第二代)享有同等的罗马公民权,即是说可以参与国政,担任执政官,元老院议员,军团指挥官以及其他一切官职(这种事情在希腊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夏商周时期,也是天方夜谭),更何况罗马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制社会,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奴隶翻身做主人的事情,在罗马不会是传奇。(帝国时期的罗马,许多皇帝出身于奴隶家庭)
        无怪乎,罗马奴隶的待遇,会受到同处奴隶阶级的那些在竞技场上舍命搏杀,以流血死亡来取悦观众的角斗士(斗剑士)的羡慕。正是基于此,角斗士的起义所造成的对统治阶级的冲击,远甚于奴隶起义。如罗马共和国后期的那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角斗士)起义(公元前78年)即是最典型的一例。这场几乎席卷大半个意大利的角斗士起义,最后虽被克拉苏血腥镇压,但它确实撼动了共和国的根基,加速了罗马共和体制的终结。气壮山河的斯巴达克角斗士起义,为后人提供了经久不衰的文艺创作素材,如好莱坞就拍摄过两个版本的斯巴达克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是经典版本)最近热播的美剧《斯巴达克斯》也是以此为背景。
        罗马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对外征服的扩大,地中海日益结成一个共同体,这对罗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时使用奴隶劳动已成为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因素,再加上统一市场效应的影响,导致众多罗马自耕农破产,成为无业游民,这些游民大多汇入城市贫民大军,形成一个城市无产阶级群氓阶层,这个群体始终是罗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难题,于是出现了旨在拉拢安抚这个群体的“面包与马戏”的政治手腕。
        这样随着自耕农阶层的日益萎缩,罗马军团的主要公民兵来源被破坏。罗马人将财产资格,服军役和选举权,这三者相互挂钩,其中公民的财产资格条件决定了后两者。自耕农在经济上的破产,导致公民义务兵役制的经济基础被破坏,取公民义务兵役制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即招募流民充当职业军人,至此参军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公民对国家的义务。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罗马军制也随之进行了不断地改革(由朱古达战争的罗马英雄,击败森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共和国救星——民主派的马略首先开启)。至此军队再也不仅仅是维持国内秩序,抵御外敌入侵,对外征服扩张的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逐渐成为拥兵自重的将领,实现其个人野心,逐鹿天下的私家军队(职业兵只对主帅忠诚而非国家),“独裁者”苏拉、马略、“前三头同盟”(克拉苏、庞培、凯撒)、“后三头同盟”(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这些在罗马共和后期的“军人干(乱)政”时代的风云人物,无不以强大的军队作为坚强后盾,从而得以在罗马政坛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这也验证了约两千年后,一位伟人的著名论断“枪杠子里面出政权”。国家政权的取得与维持无不以暴力为后援,国家就好比是一台暴力机器,这一比喻确实精妙。
在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过程中,克拉苏的势力迅速崛起;凯撒在征服高卢过程中,打造了一支精锐的百战之师,成为其日后争夺天下的有力王牌;在他俩之前,既以赫赫战功征服西班牙、本都(罗马通过三次密特里达提司战争)等王国,并冠之以“伟大”之尊称的庞培,俨然已成元老院的保护人。三位强人结成政治上的三巨头,恢复了政局的暂时稳定,但随着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身亡(与其他两人相比,克拉苏除了镇压角斗士以外,没有另外的重大战功,于是他渴望通过为罗马开拓东方疆域,以期在军事上能有重大建树,从而发起了针对帕提亚——我国史书上称之为“安息”的战争)。克拉苏一死,三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在原来的三角关系中,庞培的势力最强,凯撒次之,克拉苏实力相对最弱,这样以来,后两者的力量之和才能与庞培相抗衡,于是庞培就成为三角形的顶角,其他两人就成为两个底角,三角形是稳定性最高的图形),三头同盟瓦解(三角形是最稳定的,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政治关系领域),三足鼎立转变为“两雄相争”,经过三次会战后,凯撒胜出。法萨鲁战役结束后,庞培兵败逃至埃及被杀,为了讨好威震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战神凯撒,法老向凯撒献上了这位凯撒昔日的盟友兼女婿的头颅。凯撒为了利用两家联姻的方式以此巩固与庞培的政治结盟,将女儿嫁给年纪足可做他女儿父亲的庞培,可见当时庞培的势力在三头同盟中占据着优势。克拉苏的阵亡以及庞培小娇妻因难产而死,他和凯撒之间的所有羁绊也至此全被割除,再加上俩人在政治观念和阶级利益上的对立以及各自心怀一统天下之雄心,内战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虽败局已定,但元老院贵族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顽固势力在穷途末路之时向来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它还要做最后的困兽犹斗与垂死挣扎,所以复辟与反复辟永远是新事物初登历史舞台之时必须经历的过程),为了维护已经不合罗马继续发展的共和体制,元老院中的顽固派阴谋刺杀凯撒于元老院议事厅。值得一提的是,主谋之一的布鲁图私下与凯撒是好友,但为了罗马的共和理念,毅然决定舍弃友情刺杀凯撒。这个关于友情与对立的历史故事,被莎翁写入他的历史悲剧《凯撒大帝》,“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布鲁图的如金石掷地之声的台词,不禁令观众产生共鸣。有趣的是布鲁图这个名字与罗马共和国的开创者之一是一样的。一个布鲁图的义举结束了王政统治,开启了共和时代,而另一个布鲁图的决定,却并不能挽回共和体制走向终结的命运。正所谓此一时而彼一时,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奇妙暧昧,这样的令人捉摸不透。
之后,凯撒的部将安东尼、骑兵队长雷必达与继承凯撒一切(名号与财产)的屋大维(凯撒的侄子,由凯撒收养),结成新的三头同盟,并在腓力比一战中,大败元老院军队,谋刺凯撒的两位主使者布鲁图与卡西乌斯,自杀成仁。
       之后,罗马再次进入三雄时代,雷必达首先被迫隐退,接着便是安东尼与屋大维的互争雄长。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决定了天下的归属,屋大维完成了养父未竟之事业。一代枭雄安东尼与一代艳后克利奥特佩拉,虽已败局已定,但不想遭受沦为屋大维阶下囚之辱,于是决定共赴黄泉。安东尼,武将出身的他,在爱人面前选择了伏剑自尽。埃及艳后则以一种独特而令人感到恐怖的方式让眼镜蛇毒汁结束了自己红颜薄命的一生。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并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尊号,独揽大权,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从此开启了罗马的帝国时代(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讲)。那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安东尼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埃及艳后”克利奥特佩拉之间的故事,被经过多次改编后搬上银幕,演绎出一段发生在遥远的古罗马时期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历史传奇。埃及艳后之前是安东尼的上级凯撒的情人,为凯撒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男孩成为这位伟人的唯一男性后裔,正因为此,屋大维在取得胜利后,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杀死有继承资格的小男孩,凯撒的女儿则交由自己的姐姐屋大维娅抚养。屋大维的这一举动,成为道德家指责其不良品行的少数事例之一。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政治家,虽然他的品行比不上真正的圣徒,但他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普通人而言依旧非常高尚,不愧为“国父”。
        创造能力远不如希腊人,经商能力不如迦太基人,体力不如高卢人,技术不如伊特鲁利亚人的罗马人,却能战胜众多对手,称霸地中海世界(希腊雅典也就曾经控制了地中海东部一角——爱琴海而已,更何况斯巴达在陆上还与他分庭抗礼)。罗马人民族性格中胸襟宽广的特质,这一条肯定是主要因素之一。只有心胸宽广者才有可能心怀天下,而心怀天下者,才有资格取得天下,罗马后来的历史发展走向就说明了这一点。
         环顾当时的地中海周边强国林立,如:马其顿王国、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我国史书称之为“条支”)、迦太基帝国、希腊诸城邦等,但这些昔日的强者都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例如: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虽身为千古一帝的亚历山大之后裔,但空有对先祖辉煌业绩的感慨,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连南部正走向没落的希腊诸邦都搞不掂,更不用说整个地中海世界了;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 ,分别秉承人类早期的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文明之精华以及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明成果,而且两者同为从亚历山大帝国分立出去的两强,但也是有心却也是无力,恢复昔日主子的庞大江山,只好偏安己方之一隅;迦太基人秉承腓尼基人的个性,一心求财,只专注于海上贸易,连本国的防御也是出钱托付给蛮族雇佣兵,为钱卖命的雇佣兵其忠诚度,自然比不上为自己祖国而挺身奋战的罗马公民兵;至于地中海文明昔日的典范希腊世界,城邦文明早已走向衰弱。另外,高卢(现法国)、利比亚、伊比利亚(现西班牙与葡萄牙)、伊利里亚(现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国家)、努米底亚(现阿尔及利亚)等地区尚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状态,自然不能带领地中海诸国在奴隶制文明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由此,只有新兴的罗马能一扫老旧文明的颓废习气,而能开创出地中海世界的一番新天地。
         罗马先是花了差不多五个世纪的时间,统一亚平宁半岛。通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2年),击败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公元前197年—公元前190年,分别战胜地中海东部的两强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至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早已衰微,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已臣服与罗马,成为罗马的盟友
当马其顿较为务实稳健的国王菲利普五世去世后,那位由偏房所生,通过挑拨离间害死王储的反罗马霸权主义的强硬派代表人物——珀尔修斯上台后,迅速加强本国军备,迫不及待地对罗马的地中海世界霸权发起挑战,皮德纳一役后,珀尔修斯丧失了王位,自由和国家。马其顿从罗马的盟国降为由罗马直接管辖的行省,并被一分为四。珀尔修斯本人和他的家属被软禁于罗马小镇阿鲁巴(之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丧失王位的北非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软禁之地)直至去世。
        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发起以及最终导致有着700年历史的当时北非第一大繁华城市——迦太基的彻底毁灭,主要责任我觉得还是在于当时元老院的鹰派代表人物时年80高龄的老加图。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对罗马造成的黑暗危难国运,可以说是罗马人永远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所以只要迦太基存在一天,罗马人就永远寝食难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迦太基的经济不仅恢复而且有了发展,罗马人觉得想象中的这一威胁正在逐渐转变为现实。再加上当时发生的一些偶尔事件作为催化剂,如迦太基违反与罗马签署的条约,招募雇佣兵;与罗马在北非的盟友——马西尼萨治下的努米底亚的军事冲突;希腊科林斯因对到访的元老院考察团的无礼傲慢而被夷为平地;迦太基拒绝罗马人要求将城市迁往内地的最后通牒,并积极整军备战等。以上种种都给了元老院鹰派以彻底消灭迦太基的口实。经过三年(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6年)艰苦卓绝的围城战,迦太基被彻底从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抹去,按照罗马人的惯例,在其原来城址的土地上撒上盐,以示“诅咒之地”。另有五万人被卖为奴隶,其领地成为罗马在北非地区的第一个行省——阿非利加行省,直到凯撒,奥古斯都时期,才重建迦太基城,所以现在到突尼斯看到的迦太基遗址,并非迦太基人留下的。顺便一提,三年围城战的总指挥官是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即小西庇阿,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那位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养孙,其生父是他养祖父的岳父(在坎尼会战中阵亡的那位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儿子。埃米利乌斯虽也是罗马名门望族,但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让儿子们能接受良好教育,两个儿子分别作了法比乌斯和科尔涅利乌斯氏族的养子。
        就这样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成为了地中海世界的真正霸主。连一向极具独立自主精神的希腊城邦,在看到北部强邻马其顿的下场以及希腊世界排名第三的科林斯的毁灭后,也不得不习惯于罗马治下(霸权主义下)的安全稳定与秩序。这样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家。(这就是八年级历史与社会上册P53第一节所编写的“由于拥有强大的战斗力,经过长期的南征北战,罗马先后征服了周边的许多劲敌,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公元前2世纪,罗马取得了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初中历史教科书里关于罗马取得地中海世界霸权的时间,讲得很清楚,但许多学生包括一般人,都认为是帝国时期的罗马才称霸地中海世界,每一届学生的单元测试,这道题错误率总是很高)
        从那时起,罗马人在对待战败的敌人时开始采用严厉的惩治方式。因为并不是每一位对手都愿接受罗马之前的较温和的霸权主义这一套,毕竟“无自由,宁愿死”的这种追求独立自由的大无畏精神,并非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才有,追求自由此乃人类之天性,自古有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罗马治下的安全稳定秩序,在那些自由斗士看来,当然也是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罗马治下(霸权主义)的地中海世界,在那个时期,步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进步文明的快速发展之路。
        开放公民权、同化战败者、开明对待奴隶,罗马人的这三项举措,可以说走在了那个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前列,预示了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一个能高瞻远瞩的民族,必定要成为带动引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区域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跨越亚非欧三洲,将地中海成为其内海的罗马帝国的建立,则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外在表现而已。可以这么说:罗马人将奴隶制度的全部潜能发挥到了极致,释放了他所有的正能量,地中海地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非奴隶制所能胜任,当然也不是罗马帝国所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衰亡是他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对于一个竭尽所能,尽力而为并且创造了他那个时代之文明巅峰的民族,我们后人还有什么好苛责的呢?如果说世上存在着完美,罗马人通过自身的竭尽所能,尽力而为,所取得的成就,也许能算一种吧。
        古罗马人所留下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财富,像曾经出现过的诸多伟大文明一样,已成为孕育更高形式文明的母体 。帝国虽逝,但罗马的伟大永存!
         最近在看,野盐女士所写的《罗马人的故事》,一套专供我们非专业人士阅读的关于古罗马的历史通俗读物,共15册。第一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已看完,目前第2册《汉尼拔战记》也快看完了。本人一直对罗马史怀有浓厚兴趣,也读过一些相关的历史书籍,在这套书的催化下,头脑中的那点罗马史知识开始翻腾起来,于是在时间仓促之中,粗制滥造地写了这么一篇拙作,以此宣泄郁积心中的对古罗马的怀古之幽情,也作为阅读此套书籍的首篇读书随笔,希以后还能有闲情逸致再写几篇相对高质量的读书随笔。本文的撰写,还是坚持之前的风格,仅通过对留存大脑中的相关知识进行回忆整理后方成一文,错误之处不可避免,贻笑大方了。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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