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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8度线的历史随想与漫谈

作者:直立人 | AT 2014/05/23 12:29 | 来源: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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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纬38度线的历史随想与漫谈

上周历史与社会课堂主要讲授怎样使用地球仪,其中涉及经纬线与经纬度的知识点。这使我这位历史痴(对现代世界史的冷战史部分一直比较感兴趣)想起了那条举世闻名的将整个朝鲜半岛划分成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南北两部分的北纬38度线。
北纬38度线,对于稍微懂点战后世界现代史的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条纯粹的地理划线,它更多的表现为一条军事、政治意义上的分界线。
北纬38度线作为军事政治分界线的角色,并不是始于日本投降后,美苏两国分区占领朝鲜半岛的1945年8月(大多数中国人则是在了解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段历史后,才知道了那条位于是非之地的“三八线”的),但是,在此之前,这条地理划线已经数度作为军事政治分界线,出现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舞台上了。
势力范围划分线 
19世纪末期,日本和沙俄两大帝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争夺已日趋白热化。为了缓和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敌对状态,北纬38度线曾经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朝鲜半岛上,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而提出。
1896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日方曾就提出以38度线,作为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后因两国矛盾尖锐,利害冲突不可调和,所以,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实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双方诉诸武力以解决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冲突问题。日本联合舰队在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于对马海峡一役中,几乎全歼绕半个地球而来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制海权。不久,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日军终于攻占了围困已久的旅顺港。虽然日军在辽东战场和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在主战场满洲地区(东北地区),战事却日益陷入胶着状态。久拖不决的战争使得日俄两国政府的财政已近崩溃,国内政局动荡,统治危机呈现。于是,第二年在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结束。条约重新划分了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日本实现了发动战争的战略目标,独占整个朝鲜半岛,并将势力触角伸到了中国东北,关东军的入驻,标志着日本势力在东北的确立。
军事指挥权界线  
1945年,二战最后一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全线溃退,准备实施“一亿玉碎”式的“最终本土决战”,故此日军大本营对军事部署作出了重大调整。当时所谓的一亿“天皇子民”除了日本本土(四大岛屿及其周边附属岛屿)外,还包括东北三省(满洲国)的三千万民众,台湾的一千万以及朝鲜的数百万民众。
当时日本大本营依据38度线调整了朝鲜半岛的军事部署。38度线以北的驻朝日军,归属关东军指挥,38度线以南的驻朝日军,归属大本营指挥。关东军司令兼任日本驻朝总督一职。日军的这一部署,后来也是美苏两国以38度线为界,分区受降日军,实行军事占领的客观依据。1945年8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主攻方向是关东军盘踞的东三省,故此依据军事指挥权的划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38度线以北的日军应向苏军投降。美军则从海上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与其作战的日军受大本营指挥,所以半岛38度线以南的驻朝日军应向美方投降。
军事占领分界线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表示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最后一个法西斯轴心国投降,二战至此结束。根据波茨坦会议上的相关决议: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美苏两国应就两军的战斗区域范围进行划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具体怎样划分另定。由于日本的迅速投降使得苏美两国来不及就分区受降日军,实行军事占领等事项作出具体决定,而此时,苏军已进入朝鲜半岛,而最近的美军还在600公里之外的冲绳岛。
在这种于美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斯大林曾经表示过:现在的苏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苏军到达哪里,就可以占领那里,那里就得实行苏联式的社会制度),美方单方面匆忙地(美军的几名校级军官,临时受命划分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占领分界线,他们当中无人去过朝鲜,可以说,朝鲜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神秘国度,手头更是连一张详细的朝鲜政区图都没有,一名叫腊斯克的美军上校提议用北纬38度线作为分界线。
西方国家使用经纬线作为彼此势力范围的划分线,这不是第一例。在非洲的殖民时代,为了缓和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冲突,一般以经纬线作为彼此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这就是非洲国家的国界线为什么大部分是笔直划定的历史原因。这些分界线的划定全然不顾及当地的宗教、种族、民族、行政区划等人文历史因素,所以,这些划分酿成了许多民族分裂,种族屠杀的历史悲剧,给独立后非洲大陆持续不断的战乱动荡埋下了祸根。)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占领分界线。
出乎美方意料的是,斯大林表示基本同意(但附有两项条件),并且命令已经越过38度线正向南部纵深推进,准备占领朝鲜首府汉城的苏军,回撤至38度线以北。这是苏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尽管当时对斯大林非常有利,苏联完全可以根据实际形势,将分界线定在37度或者更南的地方,当然,斯大林答应美方的38度划界要求,不是无条件的,他在回复中向美国政府开出了自己的价码,只是后来算盘落空了。
斯大林的交换条件是:
1.让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北方的千岛群岛(这就是前段时间日本与俄罗斯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方四岛”问题的历史根源)。
2.位于日本本土北海道的北部地区由苏军占领(斯大林解释道: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却没有占领日本本土之一部,国内舆论会哗然,因为日俄战争中,沙俄的惨败是必须要洗刷的历史耻辱,我们为此已经等了40年)
对于第一项要求美国没有异议,但第二项要求美方断然拒绝。因为日本在战后,将成为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战略利益的主要依托,美国要将日本打造成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苏联后来还有人民中国向外扩张的桥头堡,所以,美国必须单独占领日本本土,不容第三国染指。
由于美方在这一方面的强硬态度,特别是驻日盟军(其实也就美国一方的军队)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就这一问题,在答复苏联代表时使用的挑衅威胁性言辞,最终使得斯大林的算盘落空(二战刚结束,斯大林认为与美国的全球性对抗不可避免,在苏联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战胜美国之前,采取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策略,特别是在柏林危机中,斯大林对西方国家采取强硬政策,但由于对西方国家能力的估计不足,导致苏联一方在此事件中没达成目的,反而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矛盾激化,因此,在柏林危机的美苏博弈中,苏联处于下风,这一事实,致使斯大林在与美国的全球霸权争夺中,暂时采取守势
两个国家的国界线  
随后,在美苏的支持下,南北双方各自建立政权。北部成立了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南部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实行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总统制共和政体。北纬38度线从此成为朝鲜半岛上南北两个国家的国界线,成为一道分隔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铁幕,也成为一条至今不可逾越的分裂一个民族的鸿沟。
军事进攻起始线 
1950年6月25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事先部署集结在38度线的全部苏式装备的朝鲜人民军,一举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南部,朝鲜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北双方在38度线附近,不断发生冲突摩擦,特别是在苏美双方先后撤离后,南北双方领导人都意欲通过军事手段达成国家的统一)。北纬38度线地区,成为接下去持续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的最初发生地。
战争初期的一个多月,朝鲜人民军攻势凌厉,七月初美军的参战并没能一举扭转战局。人民军在乌山与美军地面部队首次遭遇,史密斯特遣队被击溃。美韩军队一路南撤,美军24师师长迪安被朝鲜人民军俘获,迪安是朝鲜战争中被俘获的美军最高级别军官。直到8月初人民军的攻势受阻于洛东江一线,之前一直溃退的美韩联军构筑了釜山防御圈,顽强阻击。9月15日,美军主力在人民军侧后的仁川登陆成功,人民军腹背受敌,形势危急。中国的及时出兵挽救了人民军挽救了金日成政权。
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能力远胜于韩国军队,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
1.苏联向朝鲜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车,飞机,火炮等重型武器以及其他比如橡皮艇之类的技术装备,另外,苏联还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朝方制定战略计划与作战方案。
2.曾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共内战,这两场战争锻炼的三个朝鲜师,应金日成的要求,转属朝鲜人民军,极大提高了人民军的战斗力。
反观韩国军队,没有重武器,缺乏具有实战经验的军人,与其说是军队,更不如说是警备部队(战争初期为了弥补前方兵力的不足,韩国军方征召学生军,开赴前线主要承担一些非作战任务。2001年的韩国战争片《太极旗飘扬》中有火车站送别学生军开赴前线的悲壮一幕,2010年的《71人向着炮火》则以学生军在浦项女高阻击朝鲜人民军正规师这一史实改编拍摄)主要担负维持国内秩序的警察任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为了避免李承晚贸然进攻北方,美国对韩国的军援相当有限,进攻性的重型武器,列为禁止名单。
 
美国的容忍最底线  
当英勇善战的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纵深推进,韩国军队则节节败退的危急情势下,杜鲁门政府下的美国决定出兵朝鲜,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出兵朝鲜,有着国内外的多重因素考虑:
首先,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朝鲜对韩国的进攻,在美国看来苏联是幕后的推手(斯大林的首肯与支持确实是金日成发动内战的必要前提),是苏联在远东地区对美国势力的一次挑衅或试探。慕尼黑效应(二战爆发前几年西方国家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政策是导致德国最终得以点燃二战战火的主因之一)的历史经验提醒杜鲁门政府,应当迅速坚决地回击此种挑衅,将苏联欲发动以两大阵营相互对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
其次,大韩民国是在美国的扶植下建立的一个民主政权,一向以民主世界的卫士自居的美国,自然认为对韩国负有保护的责任与义务。如任其这样一个由美国支持而创建的政权在另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进攻下而倒台,则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威望会大大降低,盟国对美国的信任也会随之降低。
再次,如果朝鲜在统一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最终在朝鲜半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国家,那么,这一事件极有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在远东地区引发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前中国革命的成功可以被看成是第一块倒下的骨牌)。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与其说美国关注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美国真正关注的是这场战争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一方面美国宣称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圈内,而另一方面却不顾战争升级的风险,积极武装干涉朝鲜战事的主要原因。
最后,杜鲁门政府因为“丢掉了中国”,并于最近对外宣称:台湾不属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防御范围,如台海战争爆发,纯属中国内战,美国不予干涉。至此,杜鲁门政府已决定抛弃台湾的蒋介石,并尝试与中共接触。杜鲁门的这一远东政策(主要是中国政策),备受在国会中占据优势的反对党——共和党的大肆攻击。共和党人杜勒斯成为国务院顾问即是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对共和党的一次相互妥协的结果。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一大批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中国问题专家)遭到清洗,甚至乔治马歇尔也被迫离职,国务卿艾奇逊(中国通)也备受压力,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杜鲁门政府调整远东政策以弥合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分歧,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当杜鲁门政府决定干涉朝鲜内战(在未经国会批准之前,就命令三军做好参战准备,据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由国会行使)时,政府在国会的支持率达到总统连任后的最高,政府与国会从来没有这么一致过。可以说,出兵朝鲜是杜鲁门政府摆脱连任后面对的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一种策略考虑。
新中国的安全警戒线 
当朝鲜战争刚爆发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改变内战结束后的军事政策,军队按原计划继续复员,中共军队在经历了二十几年(1927—1949)的战火洗礼后,终于得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参加解放台湾战役的部队除外),即便是在与正发生战争的朝鲜半岛接壤的东北地区也没有驻扎正规部队,只有警备部队。此时的中国上下各界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当美国军队与7月初入朝参战后(从日本赶来的史密斯特遣队是第一支到达朝鲜战场的美国部队,一般认为派遣地面部队是正式参战的标志,之前美国海空军已经协同韩国军队作战),中共开始重视这场战争对中国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以邓华(司令兼政委),肖华(副政委)的13兵团为核心,迅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以及若干飞行团构成,共计25万人)在中朝边境严阵以待。
8月初,朝鲜人民军的南下攻势受阻于洛东江一线,美韩联军止住了战争初期的颓势,利用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的优势构筑釜山防御圈,抵住了人民军的猛烈进攻(2001年的韩国战争大片《太极旗飘扬》中有相关情节的反映),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中共根据长期的战争经验,准确判断出麦克阿瑟将会在人民军后方登陆的意图,建议人民军抽调部分进攻兵力,防守战线后方的仁川地区,但斯大林与金日成,对此均表示反对(金日成对斯大林是言听计从的)。果然,9月15日,阿尔蒙德率领美军主力第十军和韩国一个陆战旅,顺利从仁川登陆。
美军仁川登陆成功(麦克阿瑟最后的军事杰作),釜山防御圈的美韩联军也发起反击,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势开始向朝鲜一方急转直下。美军的反攻将人民军截成南北两部,人民军残部一边做有限抵抗,一边向北方退却。美军收复汉城进抵三八线附近,中国政府开始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但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于10月7日(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退出了联合国,苏联退出了安理会,所以没有了苏联的否决,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为自己的国家政策服务就更加容易了)授权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彻底击溃人民军,抹去三八线,实现南北统一,为将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以便在朝鲜成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政府创设条件。
于是美军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更是叫嚣“饮马鸭绿江”,统一朝鲜半岛,必要时对红色中国开战。
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事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空军甚至飞越鸭绿江边境上空,轰炸中国城镇,造成平民伤亡。当中国拒绝1950年底与1951年初由联合国提出的停战方案后,美国政府才彻底改变对台政策,由之前的抛弃蒋介石,到军事援助蒋介石,并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务条约。
在仁川登陆之后,战局日益恶化,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以履行自己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负责人的义务。金日成也请求中国派志愿军入朝援救朝鲜。毛泽东于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之际,收到了上述两份电报。
10月1日至5日,中共高层一直召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每次开会,与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就是否出兵朝鲜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反对出兵的意见一直占据上风,毛泽东请来了彭德怀,有意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欣然领命,两人在会议上力排众议,最终于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政府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负责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后勤保障工作。高岗是东北人,毛泽东是湖南人,当时还没有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毛对高说,志愿军出国作战很辛苦,让战士们吃好一点。高岗听成了让战士们吃炒面,于是炒面就成了志愿军战士的主要口粮。炒面富含淀粉,盐分,易携带保存,但不含有维生素,长期吃炒面的官兵们由于缺少维生素而经常烂嘴(口疮口腔溃疡)
之后委派周恩来与林彪前往斯大林位于黑海的疗养地,与他谈判苏联对中国军队的军事援助问题,尤其是苏联空军的支援问题(谈判于10月11日,周、林两人抵达后开始)。中国军队的入朝准备工作也同时迅速展开。
在谈判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必须要等两个月至两个半月才能准备好,另外,苏联空军只负责保卫中国领空(东北工业基地,沿海大城市,鸭绿江上的大桥和水电站等),不飞越鸭绿江上空,也就是不能提供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支援中国军队进行地空协同作战。苏方将为中国提供飞机,培训飞行员,培训完成后由中国空军入朝与中国陆军协同作战。
在斯大林不能兑现之前的空军援助诺言前,周恩来依据中央指示,告知斯大林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只有暂缓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中国政府在出兵朝鲜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动摇与不坚定的缘由,这也导致了正在开赴朝鲜的首批中国军队数次暂停进军的原因,这也是造成关于中国军队入朝具体时间众说纷纭的原因。中国军队入朝后于1950年10月25日,遭遇韩国第三师,于是打响第一战役,这个时间是确定无疑的。
按照当时的战局发展,朝鲜是绝对坚持不了那么久的,在中国政府暂时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只能命令金日成在北部山区构筑阵地尽可能坚守,留一部分人在南部敌占区打游击,其余的(包括整个领导机关)尽量撤入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建立流亡政府。
但是,10月13日,中共高层再次决定出兵朝鲜,并将这一决定告知了斯大林。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军队也将即刻入朝作战,并为此制定了战术,利用运动战先专打韩国军队,待苏空军到位后,再打美军。
1950年的10月20日左右,装备落后,士气高昂,大部分战士还身着夏装的称之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中国军队(最先入朝作战的部队,之前集结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准备参加解放台湾的最后战役,当时还是89月份,又是南方,天气炎热,后来,解放台湾的战役无限期推迟,现在看来是基本取消,所以,部队来不及更换冬季装备,就奔赴朝鲜前线参战。这也是造成,入朝作战初期,中国军队因冻伤病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人数(5万余人),占到损失总人数一半的主因),怀揣着高尚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以及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激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迎战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至此,中国也全面介入了朝鲜战争。
当时中国政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出于以下几大因素的考虑:
首先,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考虑。美国在内战中支持蒋介石,人民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敌视封锁包围,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加强对蒋的援助,不顾中国政府警告执意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挺近,美国战机飞入东北领空轰炸边境城镇以及麦克阿瑟的狂妄叫嚣言论等等迹象,向毛泽东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在占领朝鲜后,会以此为跳板入侵中国(美国政府不甘心其代理人蒋介石在中国的失败),所以,为了保家卫国,有必要对美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较量。当然出国作战,得经过朝鲜政府的邀请,并以志愿军形式组建作战部队。在此背景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成为大部分中国军民的共识。
据后来的美国历史文档可知,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并没有没有越过鸭绿江与共产党中国开战的意图(麦克阿瑟的言论仅仅代表个人)。这是毛的一次决策失误,但此次失策的造成,一方面是由意识形态浓重的冷战历史大背景促成,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行为对其真实意图的歪曲反映也是一个因素,再加上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对彼此政策行为的误判误读。
其次,在中苏新约的谈判中,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多承担支援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尤其是东亚地区的革命事业,所以当朝鲜受到美国入侵,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援朝时,毛泽东就把它作为一种国际主义责任来承担。
再次,人民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重建工作离不开国际援助,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新约的谈判中,毛泽东的固执己见(收回大连与旅顺两处军港以及中长铁路的主权)令斯大林怀疑毛是个民族主义者,是第二个“铁托”。阵营中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多认为毛不是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出兵朝鲜问题上毛的态度又出现动摇,所以斯大林对毛对中共这个新加盟者愈发不信任,所以,为了消除斯大林以及阵营内部对中共的不信任与怀疑,果断出兵朝鲜即是最佳方式。出兵朝鲜并成功实现与美国的对抗,这大大提升了中共在阵营中的地位与威望,一举改变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形象的认识。
最后,毛对斯大林与苏联这头北极熊也是有所顾忌。中苏新约的签订,使得苏联丧失了大连,旅顺两处军港以及中长铁路,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依托之所在,失去了对上述地方的控制,将极大地损害苏联在远东太平洋的战略利益。斯大林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半岛被美国占领,美国以此为跳板入侵中国,那么按照中苏新约中有关中苏防务条款的规定,苏联将协防中国,届时十几万苏联远东军将进入中国东北,请神容易送神难,那时,苏联政府极有可能会像1945年8月那样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攫取事先已经占领的大连旅顺两港以及中长铁路。所以,为了避免苏联红军进驻中国东北,打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对于毛泽东来讲也就显得那么必要与迫切了。
另外,毛身上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也是一个人主观因素。为了向世人验证,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布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信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与外国列强进行一次较量予以证明。更何况对手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毛的那种好斗的品性更是被激发了。
中国军队秘密入朝后,迅速捕捉战机,利用美韩联军的轻敌冒进心理,凭借朝鲜半岛复杂的山地地形,充分发挥中国军队多年来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无与伦比的近战夜战运动战技能,依靠低劣的装备,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战果。
中国军队发扬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接连发起三次战役,美韩联军被突如其来的连珠式般的凌厉攻势,打得措手不及,几近无招架之力,向南持续狂撤数百公里,造成“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直至美韩军队退回了三八线以南,中朝军队占领汉城,战线才勉强稳定下来。
在撤退之初,美韩军队秩序混乱,各部队几乎都是夺路而逃,有时为了争抢数量十分有限的撤退道路(朝鲜半岛东西横向狭小,岛内多山地,交通不便,能供大军通行的道路更是稀少,这些数量稀少的道路,自然成为这些败退部队的救命稻草)甚至拔枪相向。
第8集团军司令官,二战时期,在“冰火战将”,浑身是胆的巴顿中将麾下服役,有着“斗牛犬”之称的沃克中将的军用吉普座车,被一辆由韩国司机亡命驾驶而来的卡车撞翻在地,沃克被甩出车外,一枚车窗碎玻璃渣刺入了他的后脑部,这位二战名将当场身亡,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同坐一辆车的几名随行人员,几乎都没受伤。
沃克与他的老上级——巴顿中将一样,以车祸身亡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不过,巴顿是在战争胜利后,死于车祸,沃克则是在败退途中死于车祸,“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事例古今中外都已有之。中朝方面的宣传机器,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可以用于鼓舞士气民心的情报,传出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被中朝军队击毙!”这一大快人心的假消息。
美军中的几支王牌之师,在朝鲜战争中屡屡受挫。
历史悠久,战果辉煌的骑兵1师,有着“华盛顿开国第一师”的最高美誉,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经追随国父,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参加独立战争,南征北战,为美国独立,民族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毫无夸张的说,该师的历史就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其两百多年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史记录上未尝败绩。因此,骑兵1师是美军的荣誉象征,当中国军队在云山之战中,击破骑兵1师的不败金身,终结其战无不胜的完美记录时,可想而知,这一结果对美军的军事荣誉造成的损失以及使美国军方承受的挫败感是多么的强烈。该师一个团,差不多成建制地被中国军队消灭,这也是中国军队在整场朝鲜战争中,取得的唯一一次,在一次作战中消灭美军成建制团级兵力的战果。
有趣的是,当中国军队的战士,知道了他们所击败的是一支王牌之师以后,首先感到纳闷的是:既然是骑兵师,为什么没有骑马?这支部队创建于18世纪后期,当时骑兵队是军队的突击力量,后来,一战以后,骑兵部队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坦克装甲部队,步兵也逐渐实现机械化。骑兵1师,也经历了这一变化,入朝作战时,他是一支现代化的机械化步兵师,为延续部队的光荣传统,命名上还是用“骑兵”。
当时中国军队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是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广大官兵当然不知其中原因,但是就是这样一支令人感觉有点不见世面,似乎是从山沟里出来的部队(土八路),在西方军事家面前的首次正式亮相中竟出人意料地消灭骑兵1师一个团,这不仅增添了中国军队的荣誉和神秘,也使对手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军队的地面战斗能力产生了莫名的惧怕感。(朝鲜战争前期,中国军队在与美军的地面作战中,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直至,发生在一个叫砥平里的小村庄的战斗,才改变了这一战场态势。砥平里战斗,是中国军队首次进攻受挫(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情报失误),用美军的话来说,这一仗,他们首次坚守住了阵地,而且是在夜战中,一举打破中共军队在地面战中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中共军队的神秘感逐渐消失,恢复了美军与中共军队打地面战的信心。世界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军队。
由于这支王牌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拙劣表现,以至于美军指挥部将它从主力一线部队名单中勾去,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骑兵1师,更多的是作为预备队角色的二线部队出现在战场上,故此没遭受重大损失。
美军另一支劲旅——海军陆战1师,这支堪称美军部队中,王牌中的王牌,在长津湖畔深陷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包围,成为一支孤军的陆战1师,在天寒地冻的雪地中,一边战斗一边向南部港口撤退,经过几周苦战,在损失6000余人(全师满员2万余人)的情况下(这是陆战1师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战斗损失),最终登上了前来接应的军舰,从海上脱离了噩梦地狱般的陆地战场。这支诞生于瓜岛血战,在太平洋战场上屡建奇功的陆战队,首尝败果。如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后勤补给,能达到美军水平,这支孤悬敌后的美军几乎逃脱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由于,陆战1师在进军时,担任先头部队,迅猛挺近,从而脱离了左右两翼的友邻部队。当中国军队发起突如其来的攻击时,陆战1师已成孤军深入之势。
一接到全军南撤的命令以后,先头部队就成了后卫部队,负责掩护殿后,而且是在左右两翼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故此不得不与乘胜追击的中国军队展开激烈战斗,所以,陆战1师的撤退过程对美军而言是一种漫长艰辛而又险象环生的煎熬。
在撤退时,师长史密斯无奈地说道“海军陆战队也会参与撤退?”
一战时,一支美军部队赴欧洲参战,刚到阵地时,正面临德军的猛烈进攻,协约国的一位指挥官,命令初来乍到的美国部队跟随他们一起撤退。那位带队美军指挥官的回答,成为一个军事史上的经典“Retreat,Go Hell”(让撤退见鬼去吧!),后来这支没有撤退的美军建立阻击阵地,防守稳如磐石。于是,“Retreat,Go Hell”就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某部的口号(“永远忠诚”则是整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信条。看过科幻片《洛杉矶之战》,你就会知道这么一个美军军事典故),所以,当陆战1师面对装备落后,单兵作战技能高超,士气如虹,如潮水般汹涌追击而来的中国军队,而不得不撤退时,师长史密斯少将所表现出来的情以何堪就不是故意做作了。长津湖撤退战注定成为该师战史中“色彩浓墨”的一页。
虽然长津湖一役,陆战1师首尝败绩,但是该师在撤退战中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不负王牌的称号,因此陆战1师,依旧是朝鲜战争中美军的王牌主力。在重大战役开打之时,陆战1师几乎铁定处于首发阵容。当然由于陆战1师总是战斗在战事惨烈的最前线,参加的都是恶仗硬仗大仗,所以该部队也是参战美军部队中伤亡最大的部队之一。
在阻击陆战1师撤退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中涌现了诸多战斗英雄人物,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率领全连在山岭上设置阻击阵地,阻击向南撤退的美军,在全连阵亡后,拉响爆破筒,纵深跃下。。。。。。他应该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这个人物形象的现实原型。
作家魏巍的纪实文学报告《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记叙的那场最壮丽的松骨峰战斗,也是阻击陆战1师的战斗之一。
由于缺少冬季装备,中国军队的大部分官兵身着单薄的夏秋装,使用落后的武器装备,依靠自带的一点补给物资,在异国他乡的陌生战场上,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风雪,浴血奋战,奋勇阻击美军中的王牌尖刀部队——陆战1师,并几度陷陆战1师于绝境。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中国军队中所迸发出来的浓烈的英雄主义光辉以及那种犹如史诗般的英勇悲壮,无论给予怎样的溢美之词都不为过。
许多中国士兵的双手被冻得与枪支粘在一起,而无法开枪射击。由于伏击守候的时间过长,有时整支连队士兵全体冻僵在阵地上,成为一群展示战术姿态的冰雕塑像。
陆战1师的战斗记载中,也有关于中国士兵因全体冻僵在阵地上,而使其得以“扬长而去”的情况,这种发生在长津湖战场上的带有残酷性的“中国式的静坐战争”(二战爆发初始阶段,英法对德宣战,盟军依靠法国修筑在德法边界的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与驻守在德国齐格菲防线中的德军,相互对峙几个月,而没有发起全线进攻,这种“宣而不战”的“西线无战事”的战争状态,史家称之为“静坐战争”),凸显了朝鲜战争初期因后勤补给极端落后而给中国军队所造成的如同灾难般的不利作战形势(中共军队此前一直在国内作战,军队中不设后勤部,后勤补给工作,一般由政治部兼任,大多是就地向广泛的支持者们获取所需补给。朝鲜战争由于是出国作战,就地获取补给一途行不通,所以,在战争中付出了大量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后,中国军队终于逐渐建立起了独立运作的现代军队组织部门——后勤部。《铁血大动脉》就是一部反映中国抗美援朝时期,后勤战线上故事的影片。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防现代化与其他三个现代化,一起被提上了国家建设的议程,并且将它定位为是其他三个现代化建设的保障
瑕不掩瑜,处于前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在长津湖战役中,依靠糟糕的补给,落后的装备,在极端恶劣的天候环境中,顽强阻击着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实力最强大的美军,并能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处于攻势作战状态。中国军队的超强表现,足令当时西方军事家们啧啧称奇。
其实长津湖战场,并不是美国军方首次领略中国军队在艰困环境中坚韧、勇毅、无畏与不屈的作战风格的地方。
二战时期,中国战区的滇缅战场是海拔最高的战场。1944年,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起始),为了与盟军在缅甸南部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从远征军的训练营地——位于印度北部阿萨姆邦的伽姆兰,出击缅北地区的日军,取得辉煌战绩,扬威异域。这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国威与军威。
另一方面位于中国境内的滇北远征军则渡过怒江进击盘踞滇南的日军,开始了光复滇南的战役。在这两支远征军中,均有美国军事顾问协助指挥,盟国空军给予空中火力支援。
在收复滇南的战役中,有一场发生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高黎贡山的战斗,被美国军事顾问们称之为“云端上的战斗”。
面对依托地势之便利,山体之坚固而修建在山体内部的日军暗火力点,盟军的空中打击奈何不得,重炮又难以运上高山,即使能运上山,也没有适合的地点建立炮兵阵地。为了清除这些火力据点,滇北远征军的战士们以无比的勇气毅力与坚韧,依靠轻武器,采用“仰攻”的作战方式,逐一清除日军暗藏山中的火力点。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作战图景:位于低纬度带的高黎贡山,气候终年炎热多雨,气候与自然景观呈现出山地所独有的垂直变化分布。
在山麓部分,战士们冒高温顶骄阳战斗着,随着战斗区域的海拔高度不断上升,接下来又不断经历着暴雨,冰雹,风雪等不同气候的考验,气温也不断下降,经历着从热带到寒带的冰火两重天的考验。
在战胜了自然环境的严酷与日军的负隅顽抗后,中国军队翻越了高黎贡山,克复松山、龙陵、腾冲,收复滇南失地,与从缅北而来的中国远征军会师芒友。
战后,一位美军顾问写到:中国军队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吃苦耐劳的军队,我愿意率领他们去世界的任何地方战斗。
可能是这位美军顾问在美国军界没啥影响,他对中国军队的这番评价,也没能在当时引起美国军方的注意。
吃苦耐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中共军队,只要指挥得当,这种吃苦耐劳的民族品性,无疑将会转化成强大的战斗力。入朝作战的中共军队中,也有许多部队是改编自内战时期倒戈中共的原国民党军队的。
虽然美军设有完善的后勤部门,有着高效的战场后勤保障能力,但是在长津湖撤退战中,美军因冻伤病造成的减员人数也比较多,主要是因为,美军方高层,在仁川登陆成功后,盲目乐观,认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中国不会出兵干涉,所以,也没有充分准备冬季作战装备与物资。当时美军全体官兵都坚信他们的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向他们许下的诺言: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事,让孩子们回家。后来的战争形势发展,特别是中国军队的入朝作战,彻底无情地击碎了广大美军官兵“回家过圣诞节”的希望,之后的两年时间,广大美军官兵深陷遥远的远东朝鲜战场,打了一场令绝大多数官兵觉的匪夷所思的战争。当初远东美军最高统帅的许诺“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也就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有近五万美国青年丧命异国战场。
在持续的败仗下,美韩军队士兵,甚至对中国军队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惧怕心理。浓重的夜幕,嘹亮的冲锋号,震慑敌胆的呐喊,不知何时冒出来的漫山遍野的中国士兵,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冲锋,技术娴熟的亡命白刃肉搏。。。。。。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美韩士兵确实士气低落,仓皇失措。
 接替沃克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的是马修B李奇微,二战时期,担任过空降部队指挥官。李奇微一上任后,首先就是着手恢复第八集团军的士气。他经常全副武装,在胸前挂上两枚圆形手雷(美军制式手雷),忽然出现在部队中,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军队领导人都一样)整肃军纪,严令军警(宪兵)督促部队严守勤务制度,对违反军事条令者,军法惩处。就这样,李奇微在广大第8集团军官兵“这个好斗的老头是谁啊?”的疑问声中,很快使这群垂头丧气的乌合之众,恢复成令行禁止,军纪严明的作战部队。
为了显示自己不惧怕中共军队,李奇微经常乘坐直升机,飞抵前线进行前沿侦察(象征性大于实质性),并不时冒着被俘的危险,策划了几次“惊心动魄”地在敌占区阵地一边的起降。这一切好比西部牛仔式的“军事冒险”都在前方官兵们眼前进行,以此表明最高司令官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二战老兵的大无畏。战争初期,中朝军队聊胜于无的微弱防空火力,是李奇微的座机能“如入无人之境”成功“冒险”的主因,我想:没有万全之策,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怎会以身犯险?!
另外,为了增强美军的战斗凝聚力,李奇微率先在美国军队中,破除一些种族歧视的积习。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混编作战,在制度上实现一定的种族平等。
通过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军队的攻势作战极大的受限于它落后的后勤补给,随着中国军队不断深入南方,也就愈发远离后勤补给总后方——东北,这种缺陷的后果将会愈加严重,因此中国军队的攻势作战延续不了多久,一般一周时间左右,他称之为“中共军队的礼拜攻势”,针对中国军队的这一作战特点,他采用避其锋芒,避实就虚的策略。
在中国军队发起礼拜攻势时,采取守势并以退为守,利用“磁性战术”保持与对手的不断接触,以此让对方保持持续不断地进攻,但己方不与对方做主力交锋,一等中国军队的礼拜攻势结束,陷入人困马乏,粮弹不济,后援无着的虚弱时刻之时,立即发起全线反攻。
  美军的这一新战术,较为成功地克制了中国军队擅长运动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拿手好戏。从战争第二年开始,朝鲜战局陷入了于中方不利的,也是中共军政领导人最不愿看到的僵持对峙局面,这一战场形势的造成,与美军战术的改变不无关系。这就是李奇微式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当然,战争是一个系统工程,现代战争是一种立体作战方式。为了瘫痪本来就已经比较低效的中国军队补给线,李奇微利用空军优势,狂轰滥炸对手的交通补给线,中方运往前线的补给物资,往往只有三分之一最终能交到前线部队手中。当双方构筑阵地,转入阵地攻防战的拉锯僵持对峙的战局下,美军的强大地空火力终于可以发挥威力了,而中国军队相较之下就显得有点被动了,对于阵地攻坚战,一向不是中国军队的强项,重型武器装备的匮乏也是原因之一。
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利坚合众国才立国一百七十多年,与古老的中华民族相比,他还是一个年幼的民族,与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算不上拥有历史文化的国家,但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却能在弱肉强食,实力压倒一切,以力服人者称霸的西方世界中,坐稳第一把交椅(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并主导了战后世界事务。由此可见,美利坚民族具有强劲的生存力,适应力与应变力,美国可不是毛泽东口中的“纸老虎”,在朝鲜战场上中共遇上的是一头会吃人的“真老虎”。
中国军队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取得入朝初期的辉煌胜利,从而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远东政治格局。同样李奇微适时改变美军战术,避其锋芒,避实就虚,成功遏制中国军队的攻势,使战争进入对中国不利的持久战阵地战,对战争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毕竟,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检验,新中国初期的综合国力,无论如何都是承受不了一场发生在国门外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三年朝鲜战争所消耗的资源,对于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而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就这样,新任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成功遏制了中国军队在入朝初期,势如破竹般的进军态势,双方在三八线附近构筑工事,形成僵持不下的对峙局面,直至朝鲜战争结束。
曾经在战争初期一败涂地,广大官兵仓皇失措,士气低落的第8集团军在李奇微的率领指挥之下重新恢复了信心,重生之后再次作为一支美军劲旅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并且扮演了联合国军的核心作战力量角色直至战争结束,虽然期间在李奇微之后司令官又数度更换。
 
联合国的行动依据线
中国军队入朝后的两次战役,打得美军溃不成军。1950年12月,中朝军队进抵三八线。以印度为首的十三个亚洲国家,自发地团结起来,向联大提交了旨在促成和谈解决朝鲜战争的停战方案(十三国提案)。后来又出了一个稍作改动的十二国提案,其中要求中国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双方进行停战谈判,这个提案由联大通过。这是亚洲国家首次联合起来就某一重大国际问题采取一致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事件是亚非万隆会议(标志着亚洲非洲的复兴)的序曲。
中国军队此时占据上风,毛泽东的战略目标是要在朝鲜半岛上驱逐或消灭所有敌军,实现南北统一。(应该说这一战略目标大大超出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再加上斯大林与金日成,也希望中共不要被美方的缓兵之计所蒙蔽,应当一鼓作气,趁热打铁般地打过三八线去,这是对世界人民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再则美军之前越过三八线的行动已经先破坏了三八线存在的政治意义(作为两个政权分界线),因此,现在中国军队打过三八线,不属于入侵南部,三八线早已被美军抹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当然拒绝了联合国的这项倡议。
美军在连吃败仗后,惊魂未定。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认为虽然美军被打得溃不成军,但主力并没有遭受重创,只是有点士气低落,惊慌失措。经过李奇微大力整肃军纪军风以后,美军士气高昂。在美军高层甚至考虑全面撤离朝鲜半岛之时,李奇微坚信依靠现有部队轮换,在不大量增兵,扩大战争规模的前提下,美军完全可以守住现有阵地,美国有能力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有限战争(朝鲜战争对军事理论科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即有限战争概念的提出),所以,美军对1950年底的停战提案,无甚兴趣,毕竟到那时为止,美军与中共军队的两度交手还是完败,总得扳回比分后方才和谈才会更有筹码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以期最后以最有利的条件签订停战协定。在此种背景下,美方无心与中共谈判,更何况,李奇微已经洞察了中共军队作战的最大弱点,并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等待适当时机予以有力反击。
当中共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进攻时,李奇微不打算后撤,而是固守阵地。由于联合国军部署失误,将作战力较弱的韩国部队摆在最前面的防线,当韩军被击溃后,导致整条联合国军防线崩溃,不得不全线后撤,重整防线,这样中共军队得以顺利越过三八线,并进占汉城。
中国政府拒绝联合国停火提案的对外宣称理由之一是,这是美军的缓兵之计,通过谈判获得喘息的时间,准备做最后的反扑。其实,那时最需要获得喘息之机的恰恰是中国军队自己。中国军队入朝后,连续作战近两个月,虽取得重大战果,但自身损耗也非常大,再加上后勤保障工作不够到位,作战损耗更是无法快速有效地得以弥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针对中共军队,人困马乏,粮弹不济的状况,向毛泽东力陈军队的困难,并要求两个月时间休整。毛也认为前方军队的作战困难重重,但此时不发动进攻越过三八线,将会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于是中共军队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取得胜利后(就攻城略地,越过三八线而言,本次战役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消灭敌军主力有生力量的战役目标并没实现),部队按毛的要求后退十几公里(从这一点来看毛也认识到了中国军队作战已达至极限),进行休整以待来年春季发动最后攻势,一举将美军及其仆从国军队全部赶下海,解放整个朝鲜半岛。
1951年1月,联合国成立了朝鲜半岛停火三人委员会,并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了补充报告。其中有关于召开一次由苏美英与共产党中国参加的四国会议,不仅讨论朝鲜半岛停战问题还讨论台湾的地位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补充报告,在联大会议上获得了通过,美国也投了赞成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投反对票(苏联是中国朝鲜的盟友,是朝鲜战争中居于幕后的参与者)。应该说这个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对中国比较有利,与中国自己的停火条件最为接近,而且美国也投了赞成票。
为什么美国在战场形势依旧对自己不利,美军仍然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去赞同这么一个对中方有利的停火议案呢?当时杜鲁门政府对于怎样表决这个联合国停火议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如果赞成,势必造成国会与国内舆论的愤怒,杜鲁门政府会陷入政治危机之中,如果反对,美国将会失去在联合国的大多数支持以及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所以,杜鲁门只有赌一把试试运气,希望中共拒绝这一议案,从而让自己脱身。国务卿艾奇逊推断,中方基本上会拒绝这个议案,因为中方之前拒绝了1950年底的十三国提案,而这个议案是以十三国议案为基础起草的。果然,正如艾奇逊所料,杜鲁门希望的那样,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个议案,并谴责这又是美国利用联合国搞的一次阴谋。我觉得应该是一次阳谋才对,美国继续战争的目的,只有中方拒绝议案才能实现,所以是中共高层的决策,帮助美国实现了它的企图。
中共继1950底后,再一次丧失了结束朝鲜战争的绝佳机会。如果说中共在朝鲜战争中有什么重大决策失误,那么可以说,1951年初的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从而使中国错失了结束战争的绝佳历史机会,这是最大的一次失误。(人教版九年级《历史与社会》教材中,关于开国第一仗——抗美援朝,设计了这么一个探究题 “中国的抗美援朝是不是一次必要的较量”,中美之间的较量即出兵朝鲜这一决策本身没什么失误,就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与美国的这次较量是正确的,是必需的,但较量结束方式的时机选择存在较大失误,中国以更大的代价取得了之前能以更小的代价所能取得的几乎同等甚至更好的结果。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我没教过初三,不知教材观点怎样
美国可能会出尔反尔,在中共同意议案后,拒绝停火,但那时的美国能承受得住盟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压力吗?退一步讲,中共同意停火后,就可以为军队取得宝贵的休整时间,而且美军的空中侦察也得停止,并保有已经占据的三八线以南地盘,如果重启战端,中共军队在战场上还是拥有优势地位。
如果美国遵守停火议案,双方进行谈判,那么不仅朝鲜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也极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与印度建交,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在联合国影响很大,当时大部分联合国成员国倾向于接纳中国,美国也表示将不会使用否决权阻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但杜鲁门政府还是与蒋保持距离,那时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台湾问题也可能一并解决,两岸统一指日可待,但是,在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后,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当美国要求联大通过认定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时,绝大多数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其中虽存在美方操作的因素,但之前中国断然拒绝联大通过的停火议案,并斥之为美国的阴谋,则极大地损伤了联合国大部分成员国(之前就停火议案投赞成票的国家)的感情,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兵朝鲜一直是抱着同情与理解的心态,直到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之后才改变了态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操纵能得以成功,也是依靠了中共对议案的拒绝上。
如果当时达成以三八线为界的停火协议(甚至以现有的军事对峙线作为停火分界线,那会是三七线)对中国而言,出兵朝鲜的目的都能实现。
第一,中国军队以对美军三战三胜的完胜姿态结束战争,而美国则以战败方的姿态与中国签订停战协定,这可大大激发毛泽东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与信念。
第二,在中国大陆与美国控制下的韩国之间,有了朝鲜这个缓冲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第三,中国援助朝鲜,成功抵御了美国的侵略,挽救了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色的履行了支援东亚人民革命事业的义务。
第四,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可得到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解放台湾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相反,中共拒绝1951年底的停火议案后,战争又持续了两年,中国在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后所取得的结果,并不见得会比两年前停战后会更好,也许是更差了。
第一,中国在整场朝鲜战争中总计损失四十几万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员损失是在中国拒绝1951年的联合国停火议案后的两年多战争时间里造成的。
第二,中国重返联合国,是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
第三,台湾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至今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第四,中美关系修复的一丝可能性在当时看来是彻底无望。
第五,中国在外交上比较孤立(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建与贷款,当中苏交恶之时,这种过度依赖苏联的经济建设发展必然断裂,从而使中方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因为朝鲜战争支出巨额战费,其中绝大部分是向苏联借贷,这对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不小负面影响。
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出兵朝鲜的意义与作用。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成功实现与美国的对抗,并与美国平起平坐地签订停战协定,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威望,重塑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又是一个强国与大国了,在之后的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上,中国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变得更加安全了,中共的统治与新生政权也得以更加巩固。一百多年来郁积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耻辱感消除了,中国人民可以向世界自豪地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拉了!”等等,意义还有不少。
之后,美军有了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合法依据了。当美军迅速发起反攻时,毛不顾已是强弩之末正在休整中的中国军队的实际状况,强令中国军队发起第四次战役。彭德怀认为,第三次战役进行得已是勉强,第四次战役进行的更是勉强,朝鲜战场(对于中国一方)将会陷入暂时地被动。果然,第四次战役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失败了,中国军队败退至三八线以北,朝鲜战争再次发生逆转。后来中国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以期重夺战场主动权,但没能实现战役目标。中国军队虽竭尽全力,在付出了重大牺牲,遭受了重大损失以后,勉强将联合国军的攻势遏制在三八线南北。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的180师遭美军包围,全军覆没,大部分人员被俘(七八千人),被俘人数占整个朝鲜战争中,中方被俘人员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这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遭受的一次耻辱性的失败。在中共书写的辉煌的军事史中,一个成建制师在一次战斗中被全歼,尚属首次。
 
军事对峙线
1950年7月,朝鲜战事开始陷于僵持局面。双方军队的战线沿三八线南北如同犬牙交错般的相互对峙着。接下去的两年时间(至1953年7月27日,双方于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为止),朝鲜战争进入了“边谈边打”或“谈谈打打”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形势特点是停战谈判与军事行动相并存,军事行动的结果往往成为双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谈判一旦陷入僵局,那么战场上的僵局可能就要被打破,战争中的真枪实弹与谈判中的唇枪舌剑交互运用。
北纬三十八度的朝鲜半岛中部地段以山地为主,因此这一时期的作战样式是以山地攻防战为主。有时为了配合己方的谈判,双方往往会争夺一些并没有战略意义的山头,死伤无数,反复争夺,数度易手,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是这一阶段最常见的作战手段,这一较之前相对沉寂的阶段死伤的人数却远远超出了之前运动战阶段的伤亡人数(《太极旗飘扬》中最后一幕战争场景中持续将近半小时的白刃肉搏战,就是这种战争类型的反映,2011年韩国战争大片《高地战》中的战争场景也是以停战谈判阶段为主的
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在这一时期打响的,联合国军发动这次大规模的山地进攻作战,是为了打破谈判僵局,迫使中朝双方接受美方的停战条件。
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李奇微因作战有功,荣升远东美军总司令一职,取代了在杜鲁门看来非常桀骜不驯的麦克阿瑟。
许多史家是这样评价麦克阿瑟的:军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低能儿。这一评价不无道理,特别是他在朝鲜战争中数次大放厥词,发表一些违背杜鲁门政府朝鲜战争政策的言论,仅从一个军人的军事角度看问题,狂妄叫嚣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朝鲜战争陷入三八线的对峙时,麦克阿瑟再次叫嚣要求杜鲁门大量增兵朝鲜,像他之前那样打过三八线去,这回杜鲁门的忍耐极限已到,当机立断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由主张在朝鲜半岛实施“有限战争”的李奇微取而代之。一方面李奇微的军事策略与杜鲁门政府的对朝政策较符合,另一方面李奇微成功收拾了因麦克阿瑟的狂妄行径而导致的这副烂摊子,所以李奇微既有军事功绩又有政治头脑,远东美军总司令一职,他是当时的不二人员。麦克阿瑟作为西点军校毕业成绩第一(至今还是最高分)的高材生,不可能没学过被誉为“西方军事理论之父”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那个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必须为政治而服务。当麦克阿瑟这位军事天才的军事策略不能与杜鲁门政府的政治需求相一致时,他的黯然下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李奇微离任后,第八集团军迎来了它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三位司令官,他是范弗里特,刚完成对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成功清剿。希腊也是一个多山的半岛国家,是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由他出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显而易见军方高层是看中了他的山地作战指挥经验,而他本人的野战指挥官履历与参谋部军官相比,更加讲求的是战场上见真章,信奉实力就是一切,他是美军中有名的少壮派。野心勃勃的范弗里特,一心要在远东的这块多山的半岛上再创辉煌,一上任后就改弦更张,决心要用机关枪大炮代替唇枪舌剑,与中朝双方进行一场血与火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朝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山地攻防战——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至于这场著名战役,就不多讲了。《我的祖国》当年唱遍大江南北,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金曲。缺粮少水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的中国官兵所面临的众多困难之一,以至于在现在还会有人用“上甘岭”这个词儿,指代停水断水没水饮用这些个意思。这些文化效应的延续至今,可见这场战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影响。
这场战役对美国军方也有不小影响,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为了攻占上甘岭高地,美军实施了地毯式反复密集轰炸,大有要在三八线附近人工开出一块平地之势,山头上的石头几乎全部被击成粉末,脚踏在山顶顿时陷入石粉之中,整个山头的平均高度被削低了差不多两米。这种夷平山地的工程所要消耗的巨大弹药量,就连财大气粗的美军也有点吃不消了,美军方在质疑范弗里特这种狂轰滥炸战术的报告文件中,创造性的使用了“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新词儿。
中国军队凭借坚固的地下坑道工事,顽强抗击美军的进攻,美军始终只能占领山头地面,中国军队保有山头地下,后者利用夜晚天候状况恶劣的条件,不断从坑道出击,在上甘岭战役中成功运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地道战”中的一些经验。
范弗里特,并没能在朝鲜半岛续写辉煌,毕竟镇压游击队的作战,充其量也就是剿匪程度,根本算不上正规战争。再说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水准,武器装备供应(由苏联提供),战术战略运用,实战经验积累等等都不可与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同日可语。
 
停火谈判分界线
1951年7月朝鲜战场陷于僵局,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双方开始了艰苦的停战谈判。双方以现有的军事对峙线为界,各自向后方撤退数公里,划出一块中立区,现在这一地区称之为共同警备区,有韩朝双方军人共同执勤。
一开始的谈判地点选在由中朝军队控制的开城,以后在中立区一个叫板门店(当地小店的店门都是由一块块长条形门板插入门口上下边带凹槽的门框构成,因此而得名。我国90年代以前的许多店门也是这样的)的小村庄设立了固定的谈判会场。开城谈判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团驻地是来凤庄,中国主要谈判代表是李克农、乔冠华,朝鲜主要谈判代表是南日。
长达两年时间的停战谈判为世界军事史上所罕见(整场战争也就历时三年时间),双方于桌上桌下场内场外不断地进行斗智斗勇斗狠。
当联合国代表,手持白旗来参加谈判时,中朝媒体大肆宣扬,联合国军是来摇尾乞降的!殊不知,在西方世界白旗并不是代表投降而是停战象征也是负有和平使命的军使身份象征,中朝宣传机器利用这一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先赢得一分。
谈判初始由中朝一方派专车接送联合国军谈判代表进入谈判会场,中朝一方来接联合国谈判代表的车是一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缴获的并还带有弹孔的美军吉普,以示中朝军队在战争中将美帝国主义打得落花流水,以此给参加谈判的对手造成心理压力。当然这些施压示威手段也就能使用一回,联合国军代表以后不持白旗,由己方专车接送。
到了谈判会场后,为了显示中朝一方的主场之利,联合国军代表们的那排座位的椅子腿都被齐刷刷地截掉一节,这样在双方隔着一张长桌相对就坐时,中朝一方就可以让对手感到一种仰视的逼迫感,为此联合国军代表强烈抗议。唯一能让联合国军谈判代表维护尊严的手段是在己方的谈判桌前插上一面联合国小会旗,这是一个团队所属的符号象征,而中朝双方没想到在会场中安排使用本国国旗,于是在以后的谈判中在每位代表前铺上一块大幅的国旗,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美方为了阻扰谈判,从场外给中朝方人员施压,发生了袭击负责场外安全的朝鲜军警巡逻队事件,又有美军飞机在会场附近的误炸事件等等。
在谈判中,原本以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却成为无法解决的分歧,导致美方单方面宣布谈判进入无期限休会状态。
中方按照日内瓦公约提。战争结束后全部遣返战俘,美方提出自愿遣返原则。金日成打算同意美国的这个方案,他说,中国方面的许多战俘都是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在政治上很难靠得住,因此,没必要为了他们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两年多的谈判中,三八线附近的流血战争并没有停止,联合国军一方经常以攻势作战以图打破谈判中的僵局,并对后方的朝鲜城市工业中心进行战略轰炸,面对不断增大的损失,金日成急需要求结束战争,但毛泽东认为,在没有取得有利条件下,不能签订停战协定,虽然继续战争中朝军民会遭受更大损失,但是此时的战争已是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要求金做好战争长期化的准备,中国会尽全力帮助他和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
斯大林为了将美国陷入这场远东的热战以消耗美国实力,为苏联在欧洲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战略环境,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朝鲜战争长期化的想法,并主张在停战谈判中,对美以强硬姿态寸步不让,以挽回之前在对日和约的外交过程中苏联的完败,中方对美国单方面对日媾和的做法也极度愤懑,现在只有利用这场还没结束的美国深陷其中的远东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战后远东政策予以打击。
金日成之所以,同意美方的自愿遣返原则,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那就是他自己也扣押韩国战俘,当时有一万多名韩国战俘在朝鲜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最后中方还是同意了美方的自愿遣返原则。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战俘去了台湾。
1953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从而使得共和党在阔别白宫十八年后,再次重新执掌政权。苏联的最重要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过世,克林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继承人),在远东朝鲜半岛已经持续三个年头的这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终于结束了。
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前方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因为签订协定那一刻,并不是该协定生效那一刻,而且协定中有一条款说,最终双方的停火分界线,是以停战协定生效前各自取得的战线为准,而这条分界线将成为战争结束后南北两个国家的分界线,于是,在协定规定的停火时间到来前,双方依旧处于战争状态,并一直战斗到停战那一刻的到来为止,这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独特之处(2011年韩国战争大片《高地战》中反映的最后一次山地攻防战就是在这么一种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下发生的。这一段场景一开头,南北双方官兵泣不成声地二重唱一首关于母亲思念离家儿子的民歌,接下来在凄美哀转的配乐声中,韩国军队官兵跃出战壕,冒着枪林弹雨,仰攻朝鲜人民军的山头阵地,之后是亡命肉搏。。。。。。很好地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许多官兵好不容易熬到停战协定签订那一刻却因为这一荒谬条款而最终只能魂归故里。无怪乎,这部影片能击败同一年度的另一部热门韩国电影《黄海》,代表韩国角逐2011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分钟,双方阵地之间对射了一阵密集的几乎无间歇的如疾风骤雨般的炮战,以此显示各自不屈的意志,似乎都在向世人宣示自己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真为那些在最后炮战中丧命的双方官兵感到惋惜。
苏美两国分区占领朝鲜,产生了三八线,形成了南北两个国家,北方率先打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朝鲜,当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拒绝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时,被扣上侵略者的帽子,随后联合国军发起反攻,中国军队败退三八线以北,之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并开始了艰苦的停战谈判,停战协定签订,北纬三十八度线依旧是南北双方的分界线,似乎一切又回到了起点。至今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关系依然紧张(双方没有签订和约,所以就国际法层面讲,两个国家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边界冲突时有发生,朝鲜核问题更是影响东亚乃至世界稳定的重大因素之一,横越朝鲜半岛的这条北纬三十八度线,依旧是一道尚未愈合的有时还会作痛的冷战伤痕。

感谢汤帅(我的一位初中同事,历史与社会教研组长)比较中肯的回复,现就汤帅评论的内容做一番简要的阐述,以此作为拙作《北纬38度的历史随想与漫谈》一文的补续。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是以苏联中国朝鲜为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时期的第一次正面较量。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参战原因,前文已有所述及,至于朝鲜战争中居于幕后一方的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几乎没有谈及。看了汤帅给我的评论后,本人觉得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浅显看法,以此表示自己对汤帅评论的回复也是由衷之言。
美苏先后从朝鲜半岛撤军后,半岛形势骤然紧张,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双方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两国领导人都公开宣称要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金日成认识到,要发动战争必须得到斯大林的首肯与支持才行,于是金向斯大林寻求援助,由于斯大林与美国的冷战焦点当时尚聚集于欧洲(朝鲜战争的爆发一般被认为是东西方冷战从欧洲扩散至远东,从而最终形成两大阵营全球性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认为金此时发动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建议金此刻的工作重点应该立足于加强对南方的宣传和壮大南方反对派势力以及组建训练人民军等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金还向毛征求意见,并提出如果战争一旦爆发,中国能否给予援助。毛的态度与斯大林基本一致,不建议金发动战争,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另外,当时中国革命尚未最终完成,所以也不能向金的民族统一大业提供援助。
也有人认为,中共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将经受了两次战争洗礼的三个朝鲜师连同装备转属朝鲜人民军,从而充分表明中共一开始就是支持金发动战争的,甚至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与毛已经达成某种共谋,这种观点是没有史料档案依据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是在一张外国报纸上才得知战争爆发的,战争爆发三天后,金才派了一名校级军官来北京见向毛通报战争爆发了,当时毛对于金的自行其是非常不满。之前金应斯大林的要求,勉强来北京,与毛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一事达成初步意向。在金的心目中,只要有苏联的援助与斯大林的支持,那么,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就不成问题了,至于中国的援助根本不必要,是斯大林的“高瞻远瞩”促使金在战争前告知毛,在未来爆发的战争中中国对朝鲜负有援助义务。
当时中共应朝鲜兄弟党(劳动党)的要求,将在解放军中服役的三个由朝鲜籍官兵组成的陆军师转属人民军,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战争的结束,朝鲜族官兵思乡心切,厌战情绪蔓延,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归国。因此,让朝鲜族官兵们回国也是顺应了广大朝鲜族官兵的共同愿望(三大战役以后,原属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师,其中两个师分别驻守沈阳与长春,另一个师随百万雄师南下作战,此时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奉金日成之命来中国接洽朝鲜师归国问题,之后沈阳师与长春师随金一归国,剩下的一个师在从南方战线撤回后携带装备归国)。
第二,随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部队大量复原即将提上议事日程,让这三个朝鲜师归国,一方面出于对朝鲜政府的尊重与理解,另一面也是为了减轻一些政府在军人复原这项工作中的负担。
斯大林与毛当时就金要发动统一战争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互通消息并达成一致,因此在这种无法取得外援的不利形势下,金的民族统一大业计划也只好暂时作罢。
1950年春,随着南北关系的日益紧张对立,特别是李承晚军队在三八线上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之势,极大地刺激了金日成,为了先下手为强,金再次寻求斯大林的帮助。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斯大林并没有向去年那样拒绝金的请战要求,而是问金,一旦战争爆发,朝鲜一方能不能取胜,万一美国干预怎么办?
金信誓旦旦地向斯大林保证,只要苏联向他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依靠人民军的组织训练水平,李的傀儡军队将根本不是对手,战争将以人民军的速胜而很快结束。至于美国的干涉根本不用担忧,金认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美国的远东战略重心是在日本而非朝鲜,即使美国要想干预,也会因为李承晚军队的迅速崩溃,人民军的速胜,战事的速战速决而来不及进行。斯大林表示同意金的观点,承诺向金提供一切他所需要的援助,并指示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人民军指挥层制定战略计划方案。
虽然斯大林口头上表示坚信人民军将会取得速胜,但他还是考虑到美国会干预,战争会因此而出现波折,所以他还是建议金向毛告知自己即将要发动统一战争的决定,并让金与毛做好相关协商决定,尤其是一旦战事不利,中国应该出兵援助朝鲜,因为一旦美国出兵朝鲜,战事陷于对朝鲜不利的境地时,能帮助朝鲜的只有中国了,苏联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斯大林在尚未有绝对把握之前,绝不贸然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于是,金在归国途中顺道拜访毛,通报了自己与斯大林的这次会晤,并告知毛,斯大林已经同意并支持金在朝鲜半岛发动旨在统一南北的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毛当时觉得很惊讶,惊讶于斯大林怎么会这么快转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于是为了谨慎起见,特向苏联方面发电报求证金所通报之情况。苏联方面回电予以证实,并要求中共就出兵朝鲜的援助问题与金商量达成一致。
就这样,中国在事前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被蒙在鼓里的状态下),不自愿的进入了斯大林与金日成设定的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捆绑在了朝鲜战争这台战车上近三年之久。
那么,斯大林何以如此之快地转变对朝鲜的政策,支持金发动战争呢?在此之前,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新约,以及条约中关于中国即将收回大连、旅顺以及中长铁路主权的这一规定,是斯大林迅速转变对朝政策的原因。
在远东地区拥有出海口和不冻港,一直是俄罗斯民族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国家利益。沙俄时期的日俄战争即是一场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争夺,沙俄让出满洲给日本,以换取日本对沙俄控制蒙古的认可。二战后期,百万苏联红军出击盘踞满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大破之,并迅速占领大连旅顺与中长铁路,让蒋介石政府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就这样苏联借履行对日作战义务,恢复了俄罗斯民族在远东的这一传统国家利益(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履行对日作战义务,作为回报苏联应当占有中国的大连旅顺两个港口和中长铁路,这些都是在雅尔塔协定中确定下来的,后者可以看成是实现前者的条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求回报的援助,相比之下中国对朝鲜的出兵援助要无私得多。苏联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深植于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利己主义,在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体现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共政府废除旧政权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苏条约中的条款显然侵犯中国主权,毛要求与苏联重新订立中苏新约。中方收回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的主权。双方谈判一度陷于僵局,西方媒体也开始猜测中苏这对新盟友关系,杜鲁门政府在“丢掉中国大陆”后,正打算抛弃蒋介石这个包袱,尝试与中共接触,并发出信号,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海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不会干涉。斯大林为了拉拢毛,为了在远东寻求一个强大的盟友与安全屏障(中国的新疆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内蒙古与苏联的缓冲国接壤,维护国家安全一直是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为此斯大林在二战后期二战以后一直努力构建一个位于整个苏联南部的环状安全带,基于中国与苏联的这种地缘关系,中苏关系也就自然成为斯大林构筑本国环状安全带的考虑重点),在毛的“固执己见”,毫不退让的坚定态度下,斯大林答应了毛要求收回上述三处地方主权的要求。
这样一来,俄罗斯民族将再次失去远东的出海口与不冻港。苏联在远东地区失去的这一利益,必须要有其他地区来补偿。斯大林的眼光转向了北部的朝鲜半岛,元山釜山济州岛都是不错的港口,另外还可以修建一条连接苏联太平洋滨海地区与朝鲜半岛的铁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为苏联在远东寻找新的不冻港和出海口,斯大林希望将朝鲜半岛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使得支持金日成在朝鲜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扶植的共产主义政权,就成为一种政策需要。
那么老谋深算的斯大林,难道在仅仅过了一年之后就认为此时的人民军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对金所保证的速战速决坚信无疑了吗?作为领导了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领袖,斯大林不会不懂得军队的战斗力不是仅仅依靠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就能迅速飞跃提升的,军队的软件建设也必须跟上如:指挥体制、组织训练、战术运用、作战思想等等,至于指战员的军事素养,一线官兵的作战经验更是需要实战的锤炼。而当时朝鲜军队显然尚未准备好,除了由中国归来的三个师较具战斗力外,其他新组建的师还尚无战争经验,苏联提供的技术武器装备的操作人员培训工作也尚未完成。比如:在战争爆发前夕,金还向斯大林要求苏联方提供舰艇驾驶员,飞行员培训进展缓慢,人民军的空军聊胜于无等等。
既然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对人民军的备战状况心知肚明,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支持金发动一场尚无取胜把握的战争呢?这和斯大林在与美国对抗中所奉行的“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不是相违背吗?
从实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言,斯大林只需要在远东朝鲜半岛地区爆发一场战争即可,至于战争结果则在所不问,因为战争结果不会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
较之于美国更关注朝鲜战争的结果相比,斯大林更关注这场战争本身(爆发)。
如果战争取胜,那么在朝鲜半岛就会建立一个统一的并且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由此获得在远东地区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如果战争失败,在朝鲜半岛上建立起一个亲西方的政权,那么根据中苏新约中的相关中苏防务条款,苏联可以以延长租借权的方式继续保有对大连与旅顺的两处军港的使用,中长铁路也继续对苏军开放,直至外部敌对形势消失。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使得苏联在一段时期内得以继续保有在中国大连旅顺的军事存在。因此从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言,苏联是最大的赢家,斯大林所要考虑的是推动战争爆发,而不是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关系到影响战争结果的备战问题,不是他要考虑的重点。
既然斯大林要求金事先知会毛,朝鲜将发动战争,并要求中共承担起援助朝鲜的国际主义责任,那么为什么斯大林要撇开毛,而单独与金就发动战争的准备问题进行秘而不宣的谋划呢?甚至战争爆发以后(美军仁川登陆之前),斯大林还是反对毛要求尽快进入朝鲜进行军事部署的要求呢?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斯大林兑现为中共军队提供海空军支援的诺言。斯大林应承毛支援台湾战役在前,答应金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发动民族统一战争在后。
在斯大林与金密谋策划战争时,金奉斯大林之命将朝鲜将要发动一场民族统一战争这一计划告诉了毛,并要求中共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共一直认为既然斯大林要求中共支援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那么应当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后,在毛看来在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朝鲜战争是不会爆发的。
但是由于1950年春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新约的签订预示着苏联即将失去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于是为苏联寻求新的远东不冻港与出海口就成为斯大林这一时期远东政策的战略重点,所以斯大林也就改变了实现之前对中朝两国领导人的许诺援助顺序,他打算先支援金在远东地区发动一场必定能为苏联带来利益的战争,并让中共为他火中取栗(一旦美国干涉,朝鲜战事陷入不利,就让中共出兵援助朝鲜人,以此体现斯大林对朝鲜小兄弟的考虑周全,尽管战争结果不会对苏联实现既定目标产生影响,而且中共军队能征善战,中国又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从而使朝鲜成为消耗美国的战场)。斯大林始终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的最终考量参照。
1950春中苏新约谈判时,毛为了捍卫国家主权而表现出来的“固执己见”让斯大林一直怀恨在心。虽然两国最终顺利签订了中苏新约,中苏同盟正式确立,但中苏两国,毛与斯大林之间却彼此猜疑互生忌恨。在斯大林看来毛就是一个铁托分子(斯大林在将同样有点桀骜不驯的铁托和他的南共以及南斯拉夫,驱逐出社会主义这一教门后,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立马着手大肆清洗所谓的铁托派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逮捕监禁,有的甚至被处决,几乎就是30年代斯大林在苏共内部发动的旨在排除异己的那场大清洗运动的翻版
所以,撇开毛不让中共参与和获悉战争的筹备情况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可以起到一石多鸟之效。
首先,随着革命在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中共军队大量复员,唯独即将参与台湾战役的军队还在秣马厉兵,为了日后能让中共及时而有效地为金提供军事援助,必须得让中共保留一支能随时拉得出打得响的精锐部队。所以为了达到让毛继续认为斯大林即将先援助其解放台湾,从而能让中共按计划精心筹备解放台湾战役的军事力量这一目的,必须对朝鲜战争的筹备工作向中共保密。
战争爆发前,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装备都是取海路运抵朝鲜的,而没有经东北的铁路直接运抵朝鲜,为的就是遮人耳目。毛也是在一张外国报纸上得知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充分说明斯大林和金的战争密谋活动进行的确实非常隐秘。
在斯大林七十大寿之际,金和毛双双赶赴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就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与金密谋策划战争,而毛的住所就在他俩密谋之地的附近,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战争密谋策划活动是在毛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其次,为斯大林推脱掉援助中共进行台湾战役,提供了一个情势变更的依据。朝鲜战争爆发,中共自然应先行履行东亚革命事业负责人的义务,援助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所以得暂缓台湾战役,因此斯大林之前许下的海空军援助承诺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基础。中共将“国际主义”责任置于本民族利益之上。要说谁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至少在这一事件上,中共较之苏共更“高尚”些。
再次,为斯大林报复毛在中苏新约谈判中的“固执己见”提供了一次机会。不让毛实现本民族的利益——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而是让毛用于解放台湾的部队作为首批入朝作战部队。既然是毛的发难导致苏联损失了远东战略利益,那么就由中共来为此买单,买单方式即是在国际主义精神的召唤下中国援助朝鲜对抗美国,从而为斯大林实现自己的远东战略目标而“火中取栗”。
最后,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人民军受阻于洛东江一线并显示美军即将在人民军侧后登陆的威胁时,斯大林拒绝了让中共军队一再要求进入朝鲜境内行进军事部署的建议。 直至仁川登陆,战局完全恶化之时才吁请中共尽快出兵。
作为领导了卫国战争胜利的斯大林,当然知道中共军队早些进入朝鲜部署会使己方态势有利。中共军队可以成为南下攻势作战的人民军的坚强后盾,一旦攻势受阻需要回撤,中共军队又可以成为阻敌追击的防线。
一旦战争取胜半岛统一,朝鲜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不许他国染指也就不允许中共在朝鲜留下重大影响,毕竟从历史上来看,两国由于地缘与文化的关系,还是颇有渊源的(汉武帝时在朝鲜设郡,中国直接管辖朝鲜,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受中国保护,明朝时代奉承秀吉入侵朝鲜,明政府两次派援军抗日,清政府卷入甲午战争朝鲜问题也是诱因之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从此中国势力退出朝鲜),所以,斯大林担心中共军队过早地以朝鲜民族解放事业的援助者身份进入朝鲜,会点燃中朝两国民众之间的传统情谊从而增强中共在当地的影响。
叙述至此,可以总结述说汤帅精辟评论的核心内容了。无论朝鲜战争输赢,斯大林至少可以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如果美国武装干涉,中共出兵朝鲜,那么既报复了毛泽东的“桀骜不驯”又能巧妙地推脱掉援助中共解放台湾的义务而不背上言而无信的“恶名”,还可以将中共用于解放台湾的军事力量挪作援助朝鲜的军事力量而用,如果战争陷于长期化,那么还可以陷美国于朝鲜战场而不可自拔,从而为苏联在欧洲的冷战态势取得有利条件。所以苏联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参加这场战争实现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扩张的目的,是杜鲁门主义在这场战争中的成功运用。
中国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基本达成,但实现的目标大多是一些软目标(地位威望信念意识形态等),但中国却是被动又主动,自觉又被迫地参加了这场战争。仅就战争的策划而言,中共被排除在外,而且中共党人一致认为先解决台湾问题,再解决朝鲜问题应该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的战略计划,并为此继续踌躇满志地准备着解放台湾的战役,而朝鲜战争却在没有通知中共,事先又没有中共参与筹划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这令毛确实感到意外甚至有点恼怒,所以仅就战争的爆发而言,中共的参战就显得有点被动被迫了,但一旦参战履行援助朝鲜这一国际主义责任后,中共还是非常尽职尽责,把它作为一场攸关本国安全的战争而倾举国之力投入,并反客为主地成为这出战争剧目中的两大领衔主演之一,所以就战争的发展进程直至结束而言,中共又是主动自觉地参与了这场战争。
至于朝鲜,毋容置疑在这场实为美苏两大国在台前幕后进行相互角力的战争中,他是最大的受害者。
持续三年的战火给这个半岛造成无数死伤和巨大损失,尤其是北方由于遭受了无比猛烈的持续性战略轰炸,经济陷于瘫痪,国土几成焦土。
朝鲜半岛至今南北分裂,关系紧张,朝核问题成为困扰该地区的一大安全问题,冷战的阴霾依旧笼罩在朝鲜半岛上方。
如今北方的金氏政权成为斯大林模式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后样板,斯大林集权统治中的个人独裁特色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
金正恩继承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而大肆排除异己,顿时国内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短时间内大批异己被冠之以各种欲加之罪相继处决,堪称斯大林为排除异己而于1930年代在苏联国内发动的那场著名的“大清洗”运动的21世纪翻版。
朝鲜也许是目前最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了,处于冷战思维以及个人崇拜和独裁统治之下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注定只能是一个贫困闭塞愚昧而又穷凶极恶式的国家。
至于汤帅评论中的最后一点“战争的性质决定战争的成败”。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保卫韩国不被北朝鲜攻灭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那么,当美军成功实现仁川登陆,人民军全线溃退,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抵三八线,恢复三八线原先的政权分界线的政治意义后,美军的任务就算达成了。之后越过三八线,企图消灭北方政权,实现南北统一,则属于入侵行为,并且这一行动被新生的人民中国视为侵略中国大陆的前奏,于是与众多的非正义战争的最终结果一样,失败了。
当中共军队遵照毛泽东的战略目标——将美军及其仆从国军队以及伪军全部赶下海,实现南北统一,胜利完成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而越过三八线进击蓄势待发的美军时,不得不在遭受一次重大挫败后而被迫退回三八线以北,也许毛的目标超出了“抗美援朝”这一被广大中共军民所认同的政治口号目标而必然归于失败。
之后的第五次战役中,双方互有攻防但终究无法打破于三八线南北相互对峙这一战场僵局,此后两年的边谈边打阶段,也没能改变这一战场态势。三八线似乎是当年这场朝鲜战争的天然停战分界线。
对汤帅中肯评论的自我理解以及简要阐述到此结束,借此机会再谈几个问题以作为对前文的一些零碎补充。
 
(一)  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秘密参战、美方对此的三缄其口以及这一微妙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苏新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正式确立,但由于在谈判中毛泽东对国家主权的执着坚持,斯大林与毛之间已互生怨恨与不信任,尤其是斯大林在遭受了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损失后,更是对毛记恨在心,伺机报复,而金日成要完成民族解放的雄心壮志则给了斯大林一个“一石多鸟”之机(前文已有述及)。
但随着中共在艰困条件下(苏联的军援尚未到达,没有空军掩护,部队装备不足尤其是冬季装备几乎阙如,再加上国内经济因连年战争而已崩溃,对于开国第一仗的必要性问题中共高层内部思想上也并不坚定一致,何况对手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毅然出兵,并接连打了两个令世人眼前一亮的大胜仗,从而使斯大林逐渐改变了对毛和他的中共党人的看法。这种变化可以从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范围变化以及毛在战争期间的三人(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最终决策权始终为斯大林所掌握)共商重大问题中的地位角色说话分量的变化这两个方面来观察。
中共高层持反对出兵朝鲜意见的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军队出国作战没有空军掩护而对方则有强大的空军,除非苏联空军能为己方军队提供空中支持,否则不出兵或暂不出兵。
当斯大林从来访的周恩来口中得知中共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要求斯大林提供空军掩护时,斯大林推脱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得过两个月左右),其实当时苏联空军为防范解放初期蒋介石空军对沿海地区的进犯骚扰,应中共政府的请求已经进驻沿海一些大城市,并处于适当的战备状态,之前在与国民党空军的空战中,完胜对手,台湾国民党空军已不敢飞临大陆沿海上空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斯大林要推脱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呢?
这其中就有斯大林对毛对中共以及中共军队的能力不信任的因素,之后毛因苏联空军还没就位而产生的短暂动摇,更加重了斯大林的这种不信任感。其实他就是要等等看,中共是否真的会出兵,以及中共军队能否在战场上站稳脚跟。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出动空军去援助必定一败涂地的一方。
当中共军队连打两大胜仗后,在华苏联空军从沿海基地开始移驻东北,并从国内又调来许多空军力量,组建空战部队,苏联空军正式参战。由于苏联空军是秘密参战(斯大林暂时不想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一开始斯大林严令空军不得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的任务只是负责保卫中国鸭绿江边界地区的设施安全以及沿海城市的防空,对于入朝作战的中共军队可以说提供不了任何支援。
随着战事的变化,中共军队的胜利推进,斯大林允许苏联空军的作战范围扩大至临川江一线,但绝对不能飞越三十七度线(即使追击向南逃离的敌方飞机也一样)。如果一旦有苏联飞行员在三八线以南被击落与俘获,那么苏联的参战就会被公开化,这样一来,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就不可避免,这也将意味着战争进一步升级,最终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斯大林出于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的这一策略考量,始终制约着苏联空军在朝鲜半岛上空的作战范围。
尽管苏联空军的作战范围有限,但他们还是在朝鲜战争中立下不朽的战功,力压其对手美国空军。正是由于苏联空军的奋勇出击,才有效地缓解了美国空军对朝鲜北部地区的轰炸,使其轰炸效能大大降低,同时又对脆弱而漫长的中共军队补给线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
当时苏联空军的主力型战机是喷气式战机中的永恒经典“米格15”,综合性能优越,优于同一时期美国空军最新喷气式战机“F—86”(佩刀)。苏联空军的米格战机为中朝一方取得了朝鲜半岛西北上空的局部制空权,在这片空域中米格战机神出鬼没令美国飞行员望而生畏,对此美国空军称之为“米格走廊”。
为了让苏联空军得以秘密参战,苏联空军人员做了最大限度的伪装。战机涂装标志使用人民军或中共军队的,无线电通讯中禁用俄语,所有参战人员发誓守口如瓶。
尽管保密措施严密,但美苏两国飞行员在空中的近距离缠斗厮杀,令美方飞行员早就发现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对手是苏联空军,美军方高层也从一线作战飞行员中获知了这一消息。
美国政府出于和斯大林基本一致的想法,在考量了公布这一事实会产生的极端不利后果后,美方决定对此保持缄默。
在朝鲜战争这条道路上,之前白宫政客们被前方的一位头脑发热而又处于春风得意之时的军人(麦克阿瑟)牵着鼻子走,以至于丧失了政治家以政治学的技巧与智慧洞察判断时局的能力(除了相关信息来源渠道狭小,战争狂人的影响外,仁川登陆后的胜利大进军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促使白宫作出越过三八线这一导致后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连带性错误产生的因素。战争结束后,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简称参联主席)的布莱德雷上将,用四个错误对美国参与的这场发生在远东地区的战争做了一个精辟的评论“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是这样理解奥马尔上将的意思:美国当时并没有(确实没有)以朝鲜为跳板进行入侵中国的计划,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错误的对手,美国政府越过三八线将战场推向三八线以北,这就违背了美国出兵朝鲜遏制共产主义在半岛扩张以及保卫韩国的初衷,所以,三八线以北地区就美军实现作战目标而言是一个错误的地点。至于错误的时间,我认为指的是当时在中美关系的敌对状态下,造成中共与白宫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从而导致对彼此意图的误判误读。交战对手的错误,作战地点的错误,对彼此意图的判断错误,这些错误加到一块儿就免不了使美国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了),所幸在经受了接连两次失利后,白宫似乎恢复了理智,军事再次为实现政治而服务,政客也能再次掌控指挥军人了。就这样苏美两国在苏联空军在朝作战这件事情上的心照不宣与默契配合(斯大林的飞行员始终没有飞越三七度线,美方也一直对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的存在视而不见)使得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史随着其他众多的朝鲜战争秘密档案一起尘封了四十多年后方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朝鲜战争是冷战期间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空军)的唯一一次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就这一层影响而言,朝鲜战争曾经使得我们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那么的近在咫尺。
虽然苏美两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政策与争霸世界,是导致当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但两国之间的相互惧怕,尤其是在苏联也拥有核武器后,所形成的那种核威慑与核恐怖之下的总体和平,也许是那个讲求划分阵营与意识形态浓重的时代的人类得以避免使自己走向毁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大战爆发的最好选择了(战争的残酷也许是件好事,它可以教育人类不要轻易发动战争)。
朝鲜战争中,苏美两国虽是对手,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不自觉的默契,似乎已经预示了冷战时代的和平特性了(曾经被认为差点儿引发美苏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的最终解决,也是由美苏两国的相互妥协而实现。美苏两大相互对立的超级大国在涉及人类社会存续的重大问题时而能作出相互妥协与达成默契这种做法,也许最早可以追溯至这场爆发于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
随着中共军队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斯大林对毛和他的中共党人也从怀疑转向信任进而产生由衷的钦佩。
在有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商讨中,斯大林更多地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认同毛的观点,采纳毛的建议。在战事陷于僵局以后的停战谈判阶段,中苏双方的基本立场始终保持一致,直至斯大林去世,苏共转变对朝鲜的政策为止。
当谈判陷于僵局,美军凭借战场上的优势再度发动攻势作战时,金日成希望尽快接受对方条件以结束战争,因为北朝鲜已经承受不起日益扩大的战争损失了。毛泽东希望金继续坚持,中共将与他并肩作战到底,并判断出朝鲜战争将趋向长期化的发展走向,要求中朝方面准备一切力量打持久战。毛的主张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赞同,斯大林对毛提出的军援要求,也是尽最大能力的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应该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毅然出兵,又由于中共军队的顽强奋战使得朝鲜战事得以逆转,这一事实使得斯大林对中共有了再认识,并逐渐改变了斯大林对毛和他的中共党人的态度,这一时期的中苏同盟关系也发展到了顶峰。
 
(二)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美苏中三方的互动关系
 
1951年初,中共拒绝根据三人报告,由联合国作出的停火议案,之后战局开始向着对中朝一方不利的方向发展。第四次战役中,中共觉得战事异常吃紧,彭德怀曾建议双方军队实行有期限的短暂停火,主要目的是出于缓兵之计,给增援部队的开进集结争取宝贵的战略时间,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已摆脱了之前因为对该项停火议案投赞成票而产生的两难困境,这时的联合国军又处于极有利的攻势作战,所以美方没有理会中方这一提议。在这种中共方面已先后于1950年底和1951年初,接连两次拒绝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情况下,当战争陷入僵持后,中方由于之前自己的不妥协态度,从而让己方骑虎难下,不方便主动向美国提出进行停火谈判的建议,这样会给外界造成中共态度的软化退缩与后悔拒绝之前停火议案的表象。
因此,为了维护中共的颜面,不给对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具有心理优势,中共通过苏联这个渠道向美方抛出停火谈判的“橄榄枝”并暗示美方再将“橄榄枝”直接抛回给中方,以此让外界认为这是美方主动提出要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的。
美方遂中共所愿,可不是出于维护中共面子的考虑。尽管这时美方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在战线稳定于三八线后,主动向对手提出停火谈判建议,从而让世界舆论认为美方是“正义之师”,美军的行动只是遵照联大决议案,驱赶中共侵略军回三八线以北,以维护韩国的独立与安全为目的而已。这又是一个中美双方在战争中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也有中共领导人刚从中国农村出来不懂国际外交规则的因素),而能达成不自觉的配合默契的事例之一。
1951年夏季,联合国军司令马修邦克李奇微,建议双方实行停火谈判。
在之后长达整整两年的停火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的态度交替出现强硬与妥协的转变直至美方因战俘问题而单方面宣布谈判进入无限期的休会状态,谈判几乎已经破裂。在这其中,与此同时发生的对日和约这件事与朝鲜战争的停火谈判进程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谈判初始,美方态度强硬,几次中止谈判,向中朝联军防线发动大规模进攻,与之前美方主动要求进行停火谈判的务实态度截然相反。
为什么美方既已建议停火谈判而却又态度强硬以致谈判中断继续战争呢?那时美国正在准备的对日和约是杜鲁门政府的主要考量。
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事的发展,使得美国深切认识到仅靠美军在远东地区目前的军事力量,无法有效保障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将战败的日本打造成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前哨基地,这一初步形成于二战末期的远东战略构想,至此有了早日将其付诸实践的现实性与急迫性。而实现此目标的首要前提即是尽快完成对日和约问题,而对日和约条款的内容将会直接关系到未来的日本能否成为美国遏制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桥头堡之关键,所以,美方在拟定条款内容时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为准绳。这样一个旨在重新武装日本,促使日本再度强大的对日和约,肯定会被中国与苏联拒绝,因此为了减小美国单方面完成对日和约的阻力,就要求尽可能将中苏两国排除在外,虽然两国都是对日作战的盟国,其中中国更是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在对日和约完成前,美国不希望以停战谈判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如果停战谈判得以成功,那么中共政府会被世界舆论界认为是再造东亚和平局面的功臣,届时,在对日和约的谈判中,将昔日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盟友——中国,排除在一场旨在重构战后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谈判会议,这将会使美国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因此美国只有在朝鲜停战谈判中表现强硬致使谈判破裂,双方继续战争这种情况下,才能利用世界舆论为自己排除中国,自己一手进行对日和约获得道义优势。
1951年初,当中共拒绝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执意越过三八线时,联合国以多数票通过了将中国定为侵略国的议案,所以美国利用他的外交优势和在联合国的绝对影响力以及中共之前拒不接受联合国和平议案的“恶劣前科”,将谈判中断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中共一方,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发动进攻对中共施加军事压力,以获取更多的谈判筹码,而不必担心舆论谴责,另一方面,继续让国际主流舆论保持中共是侵略者,是东亚和平破坏者,这一印象,从而认同美国认为的共产党中国无资格参加旨在构造东亚地区的长远和平与安全的对日和约会议,这种片面而又主观的看法。
当对日和约按照美国的设想得以通过后,美方认为已没有继续战争的必要了,这时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反常态地表现出积极与诚意来了。这时的中朝一方(幕后是苏联)却表现得异常强硬毫不妥协的样子,究其原因在于,中苏两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外交完败,尤其是苏联,在对日和约会议中始终只是扮演陪客角色。当然在对日作战中美国比苏联承担了更多义务,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也为斯大林承认,虽然斯大林耿耿于怀没让苏联占领日本本土之一部分,从地缘关系而言日本也不大能构成对苏联国家安全的威胁等等这些因素,使得苏联早早就放弃与美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较劲,更何况在这方面可以倚重的中国又被排除在外,更是使得苏联一直在由美国掌控局面的会议谈判中显得孤掌难鸣了。
为了表示对美国单方面与日媾和的不满,为了打击美国的远东政策,为了利用朝鲜战争消耗美国,以为苏联在欧洲的冷战对峙中取得有利态势,斯大林与毛泽东也就很容易在“朝鲜战争将会长期化”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了,因为至此苏联要想与美国争霸远东,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安排,目前手头只有朝鲜战争这一张牌好打了。
中国作为日本的最大侵害者,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又怕又恨,也就很自然地不想让日本获取一个能够令其再度强大的和平条约,这就好比一战后法国在订立对德和约时的那种尽可能宰割对手使其宿敌——德国,永远不得东山再起的复仇心态。
所以中共与苏联一起在之后的谈判中对对手寸步不让,与其说是在谈判桌上,不如说更多的是在战场上与对手“谈判”,中苏领导人都已下定决心将战争打到底,非分出个最后的胜负不可。
可以说在停战谈判前期的对日和约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了停战谈判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被谈判双方作为谈判是否继续怎样继续的重要考量因素,最终使得朝鲜停战谈判陷于死胡同。
 
(二)  停战谈判破裂,中方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以及停战协定的突然签订
 
1953年当停战谈判被美方无限期休会,实质上谈判已经破裂的情况下。中共方面决心发动传说中的第六次战役。
这一时期,交战双方的战场态势对比,中朝一方明显占优,在兵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两倍以上),兵强马壮(整套苏式装备),训练有素(部队轮换作战,不断得到实战锻炼),士气高昂(战争长期化准备打持久战的思想宣传已深入前方官兵人心)。
反观联合国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蔓延(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希望与失望甚至绝望,交互出现于驻守在前线的广大官兵中间,这对于人类的情绪心理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西方民主国家军队中的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工作这一块,总是没有共产党国家以及法西斯极权国家做的扎实牢固,因此寄予了广大官兵和平期望的停战谈判显得那么的捉摸不定之时,造成军心动荡,思想不统一也就不可避免,普遍性的士气低落厌战也就成为必然,这可能与西方社会所信奉的民主自由个性这些普世价值观不无关联,而军队作战首要思想的统一,个性的抹平),兵力上又是劣势,新兵较多。
在之前几次中朝军队发起的试探性进攻中,中朝一方夺取了对手的大片土地,以致于毛泽东乐观地认为,照这样发展下去,再打几个战役,联合国军的整条三八防线将会被击碎。
中朝一方,军政上下一心,积极备战以期最终战胜对手结束战争,而联合国军一方,政治领导人虽已关闭了谈判大门,准备诉诸武力解决,但前线官兵却依旧盼望能重启谈判,政治解决这场战争,因此作战消极的联合国军付出了不小代价。
在战场形势于中朝一方有利的背景下,中共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力图将所有外国军队赶下海(对此我持谨慎态度,之前的战争进程中,有三国军队在越过三八线之后,大踏步向北或向南的胜利大进军中,被对手逆转,此时的联合国军虽是士气低落战力低下,但也不能排除置之死地而后生,施行绝地大反击的可能性,此前联合国军已有两次“逆转表演”)结束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并从国内调来了装备一新的装甲部队参战,但是似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中朝一方接受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条件后(之前双方就是在此问题上陷于谈判死胡同的),双方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中立区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十二小时以后,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朝鲜战争实现全面停火(实际状态上的结束)。就这样,传说中的第六次战役也就没能打响。
为什么之前一直态度强硬毫不妥协退让的中苏一方突然宣布接受美方条件,以期迅速结束战争呢?
1953年,白宫和克林姆林宫,这两大美苏国家权力中心相继易主,其中莫斯科的新主人,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基调,从而导致这场谈谈打打的朝鲜战争得以迅速结束。
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一代苏共领导层,根据他们所认知的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
克林姆林宫的继任者和他的同僚们,在斯大林统治晚期,就已经认识到斯大林模式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对外政策基调不符合时代主旋律,党内政治生活过于集权独裁,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体制性障碍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斯大林在世时,在那个人人自危的苏共中央领导层内,是无人敢提及的,因为斯大林排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与手腕不得不令这些要求改革之士三缄其口。
1953年斯大林因中风而去世后,苏共新一代领导人终于有了试行改革的机遇,这些改革措施的具体出台,全部体现在1956年召开的那次日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苏共十二大。这次苏共代表会议更是以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的一个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而著称于世。
虽然苏共十二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备受争议,但这一事件的深远历史意义还是不容忽视,它是一次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逐渐跳出苏联斯大林模式,尝试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洗礼。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绝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他本人以及他的党内盟友,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在斯大林晚年以及他逝世后的三年多时间内,克林姆林宫的新当家们就已经开始在国内党内国外三个维度的国家政策方面进行着并不成熟的带有试验性的改革行动了。
其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基于苏联已成功研制出核武器,苏共新领导人认识到了在核武大战中将没有最后的赢家,所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全面战争是不大可能爆发的,因此莫斯科提出了对外政策(主要是同西方关系方面)的“三和”方针基调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竞赛,以此作为一种缓和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外交姿态(此后美苏两国之间在各个方面的激烈竞争成为两国相互争斗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以军备竞赛为核心。赫鲁晓夫与约翰肯尼迪那场著名的旨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厨房辩论”即是一个带有戏剧色彩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就这层含义而言,发生在冷战初期的朝鲜战争,美国直接参战以及苏联空军秘密参战,这种以美苏两大国直接进行军事较量的冲突模式,在此后的冷战争霸中再无出现。朝鲜战争对于双方而言不仅是冷战开始在全球的扩张,而且也是两国之间冷战形式发生转变的一道分水岭。
1953年7月,苏共主动要求结束朝鲜战争,则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领导层在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缓和紧张关系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四)  其他鸡毛蒜皮的杂项漫谈
 
1.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12小时正式生效,根据停战协定中的第五条之六十三款规定,最后的十二个小时中双方倾尽全力进行最后一搏,以期占领更多土地。
 
2.       韩国2011年《高地战》中的那首旋律凄美的电影插曲歌名是《战场夜曲》
 
3.           在最后几分钟炮战结束后,双方前沿官兵走出各自的掩体,呼吸着自由安全的新鲜空气,最前线的中美官兵甚至进行了即兴联欢活动,并交换纪念品,以示自己的幸存,战争的结束。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一位对联合国军阵地进行反战政治宣传广播的志愿军女播音员为主角,影片的结尾,战争结束了,经常听她播音的美军官兵向阵地这边的她欢呼“战争结束了,可以回家了,“流星小姐”再见!”
 
4.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使得美军形象臭名昭著,其实美军虐囚在朝鲜战争中就已有之。可能是这场战争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军特别对中共战俘进行甄别,是选择回大陆,还是去台湾,不可否认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共军队中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队改编过来的,不排除这部分军队中有人想去台湾。
据中共战俘回忆,美军对待中共战俘比较残忍,采用多种肉刑,刺字,挖肉等等,还让来自台湾蒋介石国民党的人员在战俘营进行相关“甄别”工作。中共战俘在战俘营中的生活斗争事迹,也是作为朝鲜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
 
5.       中共对待联合国军战俘的政策延续了解放军一向优待俘虏的传统(虽然中国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中共方面还是尽最大可能保障战俘们的优良生活(与普通军民相较而言),比如,一位战俘的脚码实在太大,没有现成的棉鞋可以穿,于是管理方派专人返回国内专门定做了合适的棉鞋。
联合国军的战俘们不仅物质生活有保障,还过着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圣诞节等西方重要节日,由中共方尽量满足战俘们的需求,让西方战俘们能在战俘营过上一个像样的圣诞节等传统节日。
为了满足战俘们的业余生活需要,在那个对外交往闭塞的年代,管理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各种办法,弄来了英文杂志报纸书刊以供战俘阅读。
另外还举办一些文体活动,比如篮球赛,由中方看管人员代表队与战俘代表队进行比赛,结果往往是中方看管人员输的惨不忍睹,落后四五十分是常有的事。另外,中共在战俘营中还举办运动会,并予以颁奖以资鼓励。
正是由于中共对待战俘的人道主义,当战争结束,按自愿原则遣返战俘时,甚至出现了有英美战俘要求去中国以寻求真理的情况,后经看守人员的耐心劝说才放弃了这种念头,回归各自祖国。
当双方交换战俘时,西方战俘大多对中共管理方心存感激之情。凡是要予以遣返的战俘尽可能换上新衣服(战争开始不久就被俘获的美军师长迪安在被释放前,管理方为其特别举办了一次饯别会,欢送会上迪安师长说了一些但愿中美之间永不发生战争之类的话,喝的酩酊大醉,吐了一身,第二天交换战俘时,只得再给他换套新装)。
反观中朝战俘被交换过来后,脱下扔掉之前联合国管理方的整套战俘服装,仅剩一条毛巾遮羞,以示对联合国战俘营管理方非人道行径的愤怒抗议。
 
6.     李奇微被认为是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沃克,李奇微,范弗里特,马克克拉克,历任联合国军司令)。
在第三次战役中,在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从汉城南撤前,李奇微在他的司令部办公室墙上写下“联合国军司令官马修邦克李奇微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致敬!”的字样。
当之后不久,联合国军反攻得手,收复汉城后,李奇微回到昔日自己的司令部办公室,发现了彭德怀向他的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向联合国军司令官马修邦克李奇微致敬!”这也许不是一种战场礼仪吧,更多体现的是两位撇开政治立场不谈的军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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