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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在中国座谈会实录

作者:陈小渔 | AT 2014/08/26 06:19 | 来源:北大博雅好书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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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上午,“古典学在中国”座谈会暨《西方古典学研究》新书(13种)发布会在北大出版社举行,此次座谈会集合了来自北大、复旦、浙大、美国德堡大学等海内外名校古典学领域的一线教学研究者,他们分享了各自在做“西方古典学研究”当中的经验与体会

今日微信节选了会议记录的部分内容,希冀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本期微信编辑 陈小渔)

 

 

主持人(黄洋)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西方古典学这个知识领域在国内仍然是一个比较受到忽视的知识领域,但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看到了这个知识领域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意义,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件事,使得我们这套丛书能够问世。我们希望出版社能够将这套书作为出版社的一个学术品牌,坚持做下去,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读书的、交流的长久平台。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历史学科来说,我的两位导师在我读书时都跟我强调,在做任何问题之前,你都必须先有所了解别人说过什么,尤其是古典学。在西方,近代古典学至少要追溯到文艺复兴,到现在已经有五六百年的积累,有大量的文献。

 

我最开始琢磨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没法比,尤其90年代初,中国还很穷,各个学校都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钱,无力购买外文书,也无力订阅外文杂志。再一个,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电子资源,计算机还不普及。电子资源根本就是闻所未闻。要收集资料,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复印,那个时候书相对多一点的地方就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非常黑,印一页要五毛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八九十块钱,完全没法弄。

 

2008年在首师大开世界古代史年会时,秀坤碰到我,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再把你的书修订一下。当时各方面都已经改善了不少。后来又得了一个机会,我正好去哈佛做访问,就在那个地方,天天泡在哈佛图书馆,基本上都是早上八点钟去,下午五六点回,中午不睡觉,熬了那么几个月,回来后又接着做了一些修改。加上那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完成了这么一件工作。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古典历史研究的发展做了个基本介绍。

 

我觉得,虽然现在条件已经有很多改善,年轻一辈的学者跟我们那时比起来,进步都非常大,如果他们要做一个问题,对相关的学术史还是很有了解的。但是,有的时候,总体的把握还是略有欠缺;再加上我仍然感觉有一部分人——可能我这样说有点大不敬——在做研究的时候,仍然不去管前人做了些什么,好像他所有的结论都是直接从阅读古典文献来的,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可能读了很多遍,但如果没看别人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想不出来的,或者说有些东西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怎么样等等,仍然不是太了解。

 

这样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去了解别人已经做过些什么,正在做什么,这也是我当时想做这件工作的一个原因。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谈罗马共和国史——正好刘津瑜老师在,她写的《罗马史研究入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正是介绍罗马共和国史,尤其关注对它的政治的研究——实际上,关于罗马共和国史,西方从19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都存在不小的争论。但是我看我们现在有的相关文章,仍然是从古朗治开始讨论,对后面,包括塞姆、格尔泽尔、弗格斯•米勒这些人,甚至包括最近的亚历山大•雅各布逊,好像他们都不存在一样。我觉得这种倾向有一定问题。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有点意义。

 

另外,我的第二部书主要是讲古典民主传统,这个题目是有感于某些情况而做。在中国,我们经常讨论民主。现在相关的讨论仍然非常热门,很多人还是想把古代希腊罗马和现代西方的政治体制直接挂钩,有些人甚至认为现在西方的民主可能就是直接受了古典的影响,但实际上,这里涉及怎么理解传统跟现代,或者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借用,或者照抄,或者改造以后搬来用,可能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有的时候影响是正面的,有的时候影响是反面的。

 

最后我的那个结论反而比较消极——这个结论可能下的比较粗略——我的感觉是,在近代西方国家体制形成过程中,西方的古典传统可能有一定作用,但主要是思想和理论上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可能更多地是因应近现代的需要,跟古代不一定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就这一点,我跟黄洋兄讨论过,也跟不少老师讨论过。

 

当然,作为一个做古代史的人,一本讨论古代影响近现代的书,某种意义上是讨论古代史有什么用的书,居然得出了一个比较消极的结论:古代并未对现代制度造成非常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好像也让自己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古代如果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你做古代有什么意义!

 

我想,在近代西方体制形成过程中,古典民主传统或者政治传统,更多的时候感觉就像近代西方人手里挥舞的一个棒子,这个棒子是拿来打人的——当他要批判别人的时候,这个棒子会有一点作用,能提供一些理论上、先例上的支撑,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前人也做过,不是全新的东西。等把这个事办完、把一个新的东西建成了之后,这个棒子他可能觉得不需要了,就把它扔了。所以我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就变成了史学界对古典民主和共和政治的讨论,涉及政治学界的反而比较少。不像在近代早期,它跟现实的政治关系那么密切。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对,而且我也曾经说过,我对近现代史是一窍不通,包括对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越往后面写,胆子就越小,因为自己越来越没有把握。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意思。我想到的是最近有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郭小凌老师也写过这个题目。我的感觉是,这实际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好像历史没几年,我最早见到,可能是在2011年。但是我看到做国际关系的人一窝蜂地讨论“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所有人都把修昔底德的判断当成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唯一的判断。但实际上,即便只了解一点希腊史的人都知道,修昔底德的判断只是当时希腊人有关这场战争原因的好几种判断之一,只不过修昔底德的书流传了下来,而且他又有很强的论证技巧,所以他的这个判断到了现在反而变成了好像是唯一的一种判断,像一个绝对真理一样。部分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甚至把它当成国际关系中的铁律。我想,铁律说暗示中国和美国必然会冲突。实际上,你要往源头上追溯的话,这个论断很成问题。所以,我觉得北京大学出版社做这样一个工作,包括我们当初所设想的,引进一些基本的史料等等,是非常关键和有帮助的。当我们使用一个古代的概念时,可能也要回头去看一看,古人原来是什么意思,那个判断是不是就是唯一的一种判断。

 

另外,古典学虽然在今天的西方好像在衰落,但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倒是越来越高。“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我第一次看到使用,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之后是哈佛那个研究政治学的教授阿里森,他在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但是,遗憾的是,邓普西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关系搞颠倒了,斯巴达的崛起引起了雅典的恐惧,进而引发了战争。在国内有不少人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时,把实际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说成30年,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古典学系)我就大概结合我自己在研究和教学上的感受或者经历,来谈一谈《罗马史研究入门》这本书。可能我讲的稍微短一点。

 

刚才晏老师讲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说学术史的背景多么重要,这一点我非常同意,这是逃不掉的。古典学要出新太难了。比如说高峰枫老师做维吉尔,关于维吉尔,有成千上万的书,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一开始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基本都在梳理别人说过什么东西,因为别人说过,你就不能再说。

 

而且我们在做选题的时候,一般首先问德国人写过没有,一般都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因为德国人基本上什么都写过了,是吧?而且做的非常好,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时候,在没有计算机、数据库,在没法搜索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做的那么细致,堪称事无巨细,真的全都做到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可以编像拉丁词库大全那种东西,已经把能梳理的东西,差不多都给你拉了一遍。比如说维吉尔里面有多少是抄荷马的,或者跟荷马相像不相像的,给你全弄出来;比如说西塞罗里面那个第三格是怎么用的,类似这种东西,他都给你弄过了。你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非常难,但是这是逃不掉的,你做任何题目,都得把前面的人过一遍,然后才开始说自己的话,因为不这样的话,你的东西不能发表,你也不能参与对话,你这个博士也过不了。

 

这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需要做这种梳理的工作。晏老师做了这个工作,《罗马史研究入门》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在做这种工作,基本上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知识,说别人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其他人用过什么角度,别人说过的你就不要再说了。人家已经做过的,你有什么新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推陈出新,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教学是这样,我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当然是给老师打过下手,做助教那种,那时候哥大一般的罗马史课也是很受欢迎,一般是90个人全坐满的情况;我在多伦多大学也上过别人的课,一节课是200个学生,就是说,罗马史这种课,包括希腊史、希腊文明这种课,在那边是相当流行的。大家出于各种目的——不完全是一种心态——包括看到庞贝那种电影,就来学罗马史的也很多;还有看了角斗士来选的,也有很多;还有的出于宗教,有很多信徒想知道罗马人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一般他们都认为罗马人是坏人,因为《圣经》里面就是坏人,结果上了课之后又觉得他们可能是好人,各种情况的人都有。都是在那种大学校里面上,很大规模,基本上互动不太多。

 

但是我如果上“罗马史入门”,就在我自己的学校,在德堡上的话,我限制18个人,不多于18个人,因为一学期学生们要写四篇文章,如果超过那个人数,我没办法跟他们精耕细作,没办法跟他们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过,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讨论:就是说你这个做的不足在什么地方,你下一篇文章怎么改进。所以这个课其实非常地成功,一方面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这是我的一个宝贝,也希望学生能够欣赏;还有一方面就是,这确实是能提高写作和研究能力的一个培训过程,所以这种课,我每年限制18个人。但是每次都有上百人来选,进不来的人就来求,写E-mail说,我进来就怎么怎么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基本上都挡掉了。

 

我说这个事是想表明,这种课大家都可以做,即便用这种精耕细作的、强化的方式,学生也是接受的。如果用这种方式教学的话,我基本上就不是平铺直叙地讲,发生了什么事,罗马史是怎么回事,这个皇帝做了什么事,他是坏人还是好人,我一般不这么讲。我问问题,比如说我问达西亚战争有没有必要——就是图拉真去打,然后立了一根柱子的那场战争——对罗马帝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那么学生就要去看以前的人说过什么,我们有什么史料,后续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最后他是不是放弃了达西亚行省……从这些角度,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每节课我有几个问题,课前学生们会读东西,课上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得一个结果。有时候的没有结果,也很正常。

 

所以对我来说,方法论比多知道一个皇帝,少知道一个皇帝重要的多,因为你给他这个方法论,他以后自己去看,就知道该看什么,该问什么问题,怎么去找材料。所以,《罗马史研究入门》有一个目的,就是请你看一看我们这个领域里面,一般的人来做这个题目,他用什么角度,他怎么衡量他的材料,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我的重点不是在某某年发生的一个什么事情,谈到某某年都是有问题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不确切——公历和罗马历的转化是很讨厌的,有的时候我们连这个时间到底是不是这一天都不知道,所以哪怕讲到这个时间都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说,这样一本书出来,不是为了给一个结果,只不过是请大家看一看,别人是这样做的,我心里有一个底,以后我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怎么来做;我去参与这种对话,要怎么来参加。我的教学理念基本上也是这样,然后这种理念,就反映在这本书中。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是半外行。主攻中世纪欧洲历史,但是也讲授古希腊罗马历史,因为是半外行,有时候也不太了解中文教科书方面的情况,按照自己的习惯使用很多西文的教科书,当然现在我们的学生英文都还不错。但中文的教材确实是有其不可替代之处,起码学生阅读速度会快很多。所以这一整套书,特别是像刘老师、晏老师、黄老师的入门性质的学术史和介绍史料方面的著作,我觉得对同学来说,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我有时候偷懒,让学生直接去看英文书,但是发现,要是没有系统的导读和中文解说,对本科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不光是北大的学生,其他地方很多学校都有世界古代史的课,所以这些书的作用确实是不可替代的。我看到我们也影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具书,以后还会出拉丁文辞典,我估计不会便宜,但是应该会比原版的便宜点。

 

原版有时候有旧书,但是影印本肯定要比西文的新书便宜很多,这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有帮助。对那些土豪来说,这种书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它当成收藏,作为一种装饰,不过文化都是这样慢慢养成的,因为后代可能就会去看。我是觉得,这套书在吸引学生、促进教学这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从研究角度的拓展上看也是这样,比如说晏老师和刘老师以及黄老师的书,还有影印的史料集,都涉及了丰富的学术史,对青年学者做研究会有很大帮助。

 

我经常跟黄老师争论这个事,就是我看古典世界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因为我们做基督教研究这一块,往回看的话,就会觉得古典文化有很多弊端,这是专门做古典的学者往往忽略的。我特意翻了一下刘老师笔下的古罗马,也说到基督教的问题,强调的侧重点往往会跟我们有所不同。所以这套书对学术多样性,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而且这套书很系统,将来还会有新书出版,做完这个系列,应该还会有新的系列,所以确实对学科建设是很大的一个推动,也可能把古典学变成一级学科。黄老师的理想,就是要办一个院系,将来也许能成功吧,还真不好说。

吴天岳(北京大学哲学系)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我的发言只是想结合我对这套书的参与——我翻译了其中一本书,还有另外一本书正在译——来谈一点我自己的感想。一个是我觉得我们这套书有一个特点,刚才大家也提到过,但没有特别的强调,跟其他的丛书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套丛书不仅仅只有著作和翻译,还有一些影印的工具书。

 

古典学在西方是一个有自己严格的规范、自己的方法论的学科,我们不能搞一个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所以我想,在我们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首先我们的学科目录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学科——在这个学科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借鉴西方已经有的成果,把他们的研究范式引进来,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这套书里面就设计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板块,贡献给对西方已有成果的直接引进,我想这对中国学界的帮助应该是非常大的,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古典学在西方的传统里面,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当然是非常传统的philology,叫古典语文学,特别关注语言和文献,当然还有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叫classical studies,是使用古代的语言对古代文化进行研究的这样一个实际上是跨学科的特殊研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与会的老师,还有我们参与这套丛书的这些人,既有学文学、学历史、学哲学的,还有学法律、学政治的,有不同的现代学科进入到古典研究里面;

 

另一方面,我们这套书选择的范围,既有古代史,也有古代文学,所以我联想到我译的那本书,伯纳德·威廉斯的《羞耻与必然性》,这是他在伯克利大学做的一个系列讲座。威廉斯的职业是哲学家,是20世纪下半叶英文世界里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他本人受的是古典学的训练,他本科是做古典学的。他利用在伯克利大学教书的机会,又回到这个古典的传统里面。而且很有趣,我们看到在这个书里面,他回到古代讨论时,不是回到古代的哲学家,不是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会提到一点,但那不是他主要讨论的内容;他更多的是回到荷马,回到悲剧,回到甚至当时的演说词,从这里面重构希腊人对于世界、人生的那样一个整体的理解。那么当然在他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现代哲学的背景,使得这样一些古代的材料又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

 

所以他这本书,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古典学界被接受和肯定——因为这一系列讲座叫做萨瑟讲座,很多人称之为古典学界的诺贝尔奖——另一方面又构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的贡献。我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广义的古典学,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不仅仅是很狭义对于古代的一种研究,重新复活古代文化的各个侧面,它还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现代的文化生活。

 

当然这本书比较特别,进入了我们的哲学的思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引入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时候,一方面我非常同意前面各位老师所强调的:语言的基础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像刚才也提到,我们北京大学有人文拔尖计划,其中包括了西方古典学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向,每年有7到10名学生加入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大家必须有语言的训练,刘津瑜老师、高峰枫老师都参与到我们的教学里面,这很重要。学生必须要有三年拉丁、两年希腊,或者三年希腊、两年拉丁这样一个训练;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他们同时也有一些现代学科的训练,历史学的、文学理论的、哲学的,甚至法律的、政治的,甚至也有考古的,这样一些训练,我想能够给他们带来更丰富的眼光,来回到古代社会。

 

《羞耻与必然性》那本书经常引用的一个句子是:我们要让古代的人向我们发声,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甚至用鲜血去滋养它。这种滋养,我想除了古代的遗存,还来自我们现代这些学科的训练。

 

 

徐向东(浙江大学哲学系)其实我对于古典学的兴趣,是通过古典哲学这个渠道入手的。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伦理学,当然也会牵扯到一些社会政治哲学的东西,例如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特别意识到怎么理解普遍价值这样一个概念,我是觉得一个社会、一个传统的伦理生活形式,是跟这样一个社会的地理环境、文化条件相联系的,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普世价值的可能性,就要来思考一下在历史上主要的观念是怎么样流传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当中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可能很多同事也知道,我原来做的是比较纯粹的分析哲学,后来意识到分析哲学本质上缺少一个比较深的关怀的维度,所以有的时候我要转向,从这样一个分析的角度来探究伦理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越来越认知到,这样一个历史方面或者古典方面的关怀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对古希腊的自由民主两个概念——的理解。还有就是对人的自主意识这个东西的理解,包括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来讲,我们人的悲剧意识。所以,基本上我是希望借助于古典传统,比如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以及一般的艺术和考古传统,追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的使用和发展,及其历史演变。我对这样一段历史主线的梳理,可能就会从古代,经过中世纪的传统,到刘老师提到的早期现代——早期现代哲学也是我在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

 

 

刚才天岳也说了,有这样一个大的、广义的古典学的概念。既然在西方的基本观念中,古典学应该成为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处在20世纪这样一个面临多种多样的社会动荡、流变、冲突,对人类未来命运也有着种种设想的新的时期,我觉得,就更应该具有一种世界主义或者世界公民的意识,要超越国家的边界,去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传统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可能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尽管我的哲学研究的视野集中在伦理学方面,我还是深切感受到对于文化另一方面的寻根求源的研究,在我思考问题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是一个外行——因为我其实不是专门研究古代文化,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另外,刚才晏老师提到,他越研究越觉得,古典时代对于现在的影响也许更多是观念上的。其实在法律这一块,可能是一个例外,整个大陆法系传统,特别是具体制度方面,到现在为止还笼罩在罗马法的影响之下,德国人研究法律,几页纸之后就开始谈罗马法,所以在我们这个领域,实际上古典和现代并没有严格切割开来,在具体制度上至少表现为有很多制度构架还是非常相似的。

 

我之所以做《罗马政制史》这样一部著作的翻译,其实是想在法学界推动对于罗马人政治治理经验的关注。我们法学界还比较关注罗马私法的背景,这个是强大的传统,在各个学校都开有罗马私法这样的课,但是对公法关注的不是特别多,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在很多场合提到,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公法理论或曰政治形态,是来自于马克思;那么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马克思的渊源又是什么?往上说,他有没有一个古典背景?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列宁,他的渊源何在。所以,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的公法理论、宪法理论的研究,也应该往上回溯。举例子说,我们宪法的第一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描述,“人民民主专政”,这里面有多少个古典时代的词汇?为什么我们会用“专政”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一个政体?为什么会认为“专政”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词?为什么不觉得这个词可耻?这与古典时代独裁制度的历史维度是有关的。

 

所以,我想慢慢梳理,其实也告诉我们国内的学者,即便是独裁这个体制,虽然罗马人有一个独裁,但是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它那个是高尚的,我们现在这个不那么高尚。这样,慢慢通过知识层面的梳理,让我们研究者也好,普遍的观点也好,能有一些新的看法。我翻译的《罗马政制史》第一卷,就是讨论罗马王政共和这个体制是不是有一次革命,德·马尔蒂诺通过他的研究完全颠覆了这样一个说法。我一直在想,西方观念中的革命——通过一次革命,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来完成一个政体的天翻地覆的转换——这样一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像李维这些人写的书,反复向后代灌输,在西方就形成了关于革命、关于一个激烈的体制变革这样一种很强大的意向,也许是有关的。但是通过一个新的研究,推翻了这样一个想法。就像罗马史的研究,作者认为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有这样一个很巨大的变革。所以古典学的研究,不论是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世界的发展源头,还是帮我们理解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方面的东西,都是很有帮助的,是我们知识宝库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高峰枫(北京大学英语系)西学应该成为中国学问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然现在你能够同时精通中学和西学最好,可是很难;我觉得如果你的专业是西学,最好能懂点中国的学问;如果你的专业是中国学问,最好能够懂点西方的学问。如果把西学当作中国学问,或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完整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对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讲授,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对我们这个会的主题——“古典学在中国”,我非常同意陈寅恪说过的话,他说要忠实地输入西学。

 

如果再细点的话,什么叫“忠实地输入西学”,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当然最简单就是要学人家的语言,专业人士不要再看英文翻译,最好能够看希腊文、拉丁文的原文,当然会看的很慢,要借助字典、工具书,借助西方学者写过的注释,能够比较慢,但是非常耐心细致地阅读原典,我觉得这首先是“忠实输入西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西方的古典学学术传统在国内的介绍,我觉得也应该忠实,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西方的古典学应该有一个主流,所以当我们在引介西方现代研究的时候,应当尽量把我们自己所引介的这一派在西方整个知识界的地位也要说清楚。

 

换句话说,有一些在国内受到追捧的、非常热门的派别,实际上在西方来看只是一个相对边缘、相对隔绝的小的门派。这中间有很多、很复杂的知识引进的过程,但是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在西方某些从业人员相对较少的派别,在中国好像变成西方研究古代学问的一个主体。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多看一点西方各个历史阶段、各个门派的研究,应该就能够把你所感兴趣的这一派,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当中所占的相应地位,跟大家交代清楚,而不要给大家一种印象,好像你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西方最牛、最先进的,其实并不一定这么正确。所以我觉得,要“忠实输入西学”,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点吧。

 

 

还有一点就是语言的多样化,古典学在西方,不光英美在做,德、法、意这些国家的传统都非常的悠久,只不过英文现在大家学的最多,可能留美留英的人相对多一点,所以感觉很多人是从英文入手,去做这个研究。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专门的领域里面最好的著作不一定是英文写的。如果碰巧有英译本的话,你还可以看,但是如果没有英译本,就很难去看。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对古典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年轻的这些同学们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要是能选择英美之外的国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以后可以有意识地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古典学的精髓也介绍到国内。在这方面,薛军老师就占有非常好的优势地位,因为通过薛老师,我们可以把意大利学术界的一些学术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种学术语言的多样化,除了英美、除了英文文献之外,大家可以发掘自己最强的第二外语是什么,至少可以有意识地把德法意这三个传统中最重要的文献和最重要的观点介绍到国内。我觉得这也是“忠实输入西学”的表现。否则的话,我们只是通过英文这一种媒介来引介西学。所以我也希望特别在座的比较年轻的同仁们,能够有意识地强化自己,在英文之外,至少能够用德法意中的一门语言,做比较流利的阅读。这就是照我的理解,“忠实输入西学”的三个方面。

 

 

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刚才高峰枫老师说的几点,我都非常同意,也就是他所说的,忠实地介绍西学,以及把它变成中国整体学术架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有就是刚才天岳所说的,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我们以前对西方有很多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全面地理解西方的文明,而西方古典学本身就是更忠实、更全面地理解西方文明、西方学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根本的方面。没有对于西方古典的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很多现代的问题看上去都会似是而非。

 

进一步地来说,如果要全面地了解西方的古典学,我想还有几个方面。就像最开始的时候晏老师所说的,要有对最近成果的这样一个跟踪和研究;还有刚才高老师所说的,对于目前西方古典学各个语言种类,以及各个学派之间,要有一个清楚的地图,要知道每个学派是处在什么位置,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就像晏老师一开始做的这个工作——《古典历史研究史》,和其他的一些学科不太一样,西方的古典学并不见得最新的一定是最好的,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学界来说,并不意味着看到最近出版的东西、最近的一些观念和最近的一些学派,就可以全面和忠实地了解它;反而是一些可能一两百年前的著作更重要。对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对于它后来的发展的认识,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就像刚才晏老师所说的,比如说像郭老师这样的研究,在很多重要方面当然已经过时,但是对于中国的学界来说,而且类似这样一个传统上的经典研究,我想还是非常有必要了解。所以,不能仅仅形成一个横向的结构,而且要有一个纵向的脉络,以此来形成一个比较全面、而且是比较立体的架构。

 

 

同时,要在中国的学者当中形成西方古典学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共同体。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背景会非常不一样,包括受教育的程度等等各个方面,可能学生的出身也差别很大;但是我想是要形成一个平台,一个相互之间可以展开讨论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各自和西方讨论而已。在形成这样一个平台后,就会有一些对事情的共同的认识,包括译名的统一;或者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共同的问题意识上面,形成比较良性的争论和差异。这个群体中肯定有很大的差异,有各种多样性,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群体。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过程至少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环节。首先是要有出版,要有书籍的出版,中文著作和翻译书的出版;然后是各自的研究;还有,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教学。就是教学、研究和出版这三个方面的一个互动。从教学的角度,就像刚才黄洋不断强调的,我们只是一个过渡,不管怎么说,也是刚刚开始,没多久,距离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共同体,肯定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教学,可能是比我们各自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研究,要更重要。因为在这个领域,可能比起其他的相对比较成熟的领域来说,学术人才的再生产,更加急迫,也更加需要,尤其是在非常难的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像目前在北大,各种语言的教学,各个学科的教学,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通过这样不断地培养,我想目前北大古典中心,西方古典学的学生已经培养了很多,今年就有十几个,已经有很多同学的语言基础相当地不错。我一直在说,我们的研究是一个过渡性的研究,而古典学教育的一个目的和使命,就是培养出能够超过我们的学生。只有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才能够贡献于这样一个领域。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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