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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良先生致日知先生的一封信谈起

作者:张绪强 | AT 2014/08/28 15:16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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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1913—2000年)与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1910—2007年)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位先生年龄相仿,治学经历相似,工作和社交方面有过多种交集。令人玩味的是,他们早年的学术志趣都在魏晋史,后来因为时代和学科需要,都有改行世界史的经历。周一良先生是日本史学科的开创人之一,林先生则为我国开创了世界古代史的亚述、埃及、古典学等多个领域。从他们二人的书信中,后人可以窥探到二人在工作上的相互扶持、学问上的惺惺相惜,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之谊。
1990年,周一良先生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致信林先生:
日知先生钧鉴:
七月下旬返抵北京,又有天津之行,昨始归来。扫读先生主持编定之世界古典文明丛书,功德无量,大罗物事,能与国外交流,尤目前所急需也,曷胜钦佩!陈连庆先生仙去,归来始获悉。弟去国十六个月,亲朋故旧中作古者达廿六人,真人生如梦也。匆匆敬颂,并叩撰安!
                                                      周一良
                                                    九0、八、九

 
一、1989年周一良先生的美国之行
周一良于1989年2月开始访美之行,1990年7月返回北京。他信中所说“归来”就是由美国返回。此次访美,周先生与顾廷龙先生同行,目的是赴华盛顿参加《国际中国善本总目录》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会后他到纽约州布朗克斯探亲,与次子启博、儿媳翠珍、孙女小舟团聚。老伴邓懿则直接从北京飞到纽约与家人会合。女儿启盈从乔治亚州前来,女婿李安宁携外孙思萌离京飞美。一家除了长子启乾、长媳蕴静、长孙女晓丰、三子启锐、儿媳晓维、孙子周展外,全家一半团聚于美国。这在经历了50年代反右,60、70年代“文革”的一家人来说,算得上是天伦之乐了。
在美期间,周一良先生经常与老伴在大树林中留连、野餐、喂鸽子,有时盘桓“竟日忘归”。亲戚旧友偶有往来,也主要到植物园赏花,看红叶。有时也受邀到大学会见朋友或演讲。周一良先生先后访问西佛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思·特利尔教授、纽约对日关系研讨中心,分别就中日文化关系、中国史学、魏晋南北朝史特点、“梁效”等题目发表讲演,与友人座谈。两度谒见了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戏曲爱好者、周一良堂叔周志辅先生,谈旧日梨园掌故,评骘近人著作。也曾在普林斯顿晤见刘子健教授和牟复礼教授,在余英时邀宴中晤见史语所迁台后的新人。周一良先生曾作联生动描写当时的悠闲生活:“小树林,大树林,养儿防老,知足常乐。东海岸,西海岸,逢场作戏,随遇而安”。老伴则补加横批:“比翼白头”。
天伦之乐的到来虽然尚不算太晚,但年逾古稀的两位老人在故地重游时仍凄然不已。早在7年前一良先生就曾重新回到阔别36年哈佛。当时虽然校园变化不大,只是“现代化”程度更高而已,约翰·哈佛的铜像和三百年校庆纪念时中国校友所送石碑,都仍然屹立在旧址上;哈佛学社原来所在的博义楼外表古老的灰色石块照旧。不过,物虽仍旧,人已全非,赵元任、洪煨莲、叶理绥、柯拉克四位先生夫妇及裘开明先生均已作古。所以周一良先生当时有“访旧半为鬼”的感慨。
7年后重访故地,物事变化更大。挚交杨联升已经不能再如往常一样“兴奋异常,殷勤接待”了。丁声树也已经阴阳相隔,不能再来谋面。周一良先生看到丁声树夫人关淑庄、中风后的杨联升,定然心生无限凄凉。他在自传中写道:“杨联升中风后行动不便,精神、体力、谈锋更大不如七年以前,虽有不少关于美国东方学情况想问他,竟未敢久留,不得不互道珍重而别,心中欣慰与凄然之感兼而有之。离纽约前通话告别,他长谈数十分钟,然而口齿不清,竟不能辨一字,电话挂断后怅然久之……”
回国后,周先生又获悉东北师范大学陈连庆先生仙逝,又勾起伤怀之感,故在给日知先生的这封信中抒发“去国十六个月,亲朋故旧中作古者达廿六人”之下“人生无常”的悲伤情绪。这封信文字不多,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却很丰富。
 
二、“人生如梦”一语于周先生内涵特别
 
周一良先生出身近代有名的书香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17岁那年,从私塾直接考入燕京大学。1939年,在洪煨莲推荐下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东方日本学之父”俄裔法国人叶理绥教授和著名的梵文学者柯拉克教授。1944年,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交往密切,并在赵家结识了胡适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周一良因其天资聪颖及陈周两大家族的深厚交情受到陈寅恪器重,被公认为是“最有资格传陈寅恪衣钵的青年学者”。学术上受邓之诚影响很深,并受到史语所傅斯年的器重。与齐思和、翁独健、吴于廑、杨联升等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解放前周一良先生的兴趣在学术,是一个“读书、搞研究、做学问、教书、著书”的典型的“书生”。
时势造英雄,同样也会抑制人的成长。50年代后周一良先生跟大多数学者一样,注意力从学术转移到政治。“原罪”思想驱使下,他对自己剥削阶级的出身一直耿耿于怀,主动加入到思想改造的行伍中。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师生合作编教材、诗画满墙等活动,他都热心地跟着走。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和虐待。被红卫兵抄家,经历“喷气式”批斗,被红卫兵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反复多次,被撞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他的妻子邓懿被以“周一良的臭婆娘”名义批斗。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他作为“梁效”成员继续接受审查。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了,一项没拉下。无数次的起起落落,不但让他在肉体上遭受折磨,也让其心灵一次次遭受冲撞。他用著名小说《红与黑》总结自己的后半生:“红与黑,来回变了多少次。”
80年代,周一良先生获得了学术上的重生。1982年,他以美国卢斯(Luce)基金会学者名义偕老伴访问美国,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逗留了七个月,除了作过几次报告外,主要时间用于阅读隔绝几十年的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学术著作,并选择复制,交邮局托运回国。主要精力已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
1989年,作为他平生最后一次访美,除了在僻处郊区,远离闹市的布朗克斯清心静养,尽享天伦外,每周往返乘地铁三个小时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读竟日;他后来写到这次经历:“与1982年之专心致志于学术著作不同,此次放眼世界,广搜异闻,思路从而开扩,昭若发懵,似有所悟”。
四十年来,从受人瞩目的学者沦为众人唾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再到平反后的著名大学教授,跌宕起伏、坎坷不平的命运自然是他无法掌握的。1990年夏季,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与阎步克等人交谈时事时说:“在国外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对几十年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又有了新的认识;《圣经》里面曾说,你知道了真理,你就自由了;而真理也是可以译为‘真相’的,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命运无法掌握,但随着视野的扩大和阅历的丰富,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解放后的命运是与时代分不开的。特别是1982年与1989年两段旅居美国,让他在异国文化氛围中冷静思考,终于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其自传《毕竟是书生》细致交待了他的心路历程,初稿即是在1989年旅居美国的日子中完成。
《毕竟是书生》结尾总结自己一生,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镜中莫叹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风流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 最后一次旅美归来,冷静思考过自己“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痛苦经历后,面对“镜中衰鬓已先斑”的状况,周一良先生在给日知先生的这封信中,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似乎也印证了他这一时期内心的波动。“人生如梦”一语,固然可理解为一个老人对人生苦短的慨叹,但似乎也可以视为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一代书生悲剧命运的叹息。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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