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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观念和教化:中国与欧洲

作者:何平 | AT 2007/12/31 13:35 |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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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提要】本文探讨“文明”的词义在中国和欧洲的演化。论文认为“文明”表现为人类的自我教化,是人类行为向着美、善、理性、优雅和秩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形式。论文描述了欧洲在两性关系、饮食起居、旅行和对待他人诸方面从野蛮和粗野到文明的演变,也回顾了中国古代文明是如何强调教化,注重培养人的行为的外在礼仪和内心的道德意识。论文认为准确地理解“文明”词义,对推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明  比较史学  中国历史  欧洲历史

 

“文明”是世界史、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许多领域的核心词,其含义众说纷纭,各取所需。研究“文明”的定义及其在相关学科领域使用的著作举不胜举。值得特别提到的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和文明》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概念》,①弗洛伊德的《论文明》,②弗里德里克·伯纳德的《近代的文化和文明》,③安德鲁·怀特的《通史和文明史研究》,④埃里克·沃尔夫的《理解文明》⑤以及罗吉尔·威斯卡特的《文明的阐释》。⑥威斯卡特的书罗列了对文明涵义的解说和文明分类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布罗代尔在其《文明史纲》中也讨论了该书的关键词“文明”的词义。⑦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文明观念,第二和第三部分回顾欧洲和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和优雅的一些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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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Civilization”,in Paul Edwards,The Encyqopedia of Philosophy,Vol.2,New York,1967,PP 273—276;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②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③Frederick Bernard,“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Modem Times”,in Philip P.Wiemer,ed.,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NewYork,1973,PP.613—621.

④Andrew White,“On Studies in Gene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Paper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 ation,I,1885,PP.49—72

⑤Eric Wolf,“Understanding Civilizations:A Review Articl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9,No4.(Jul.,1967),PP.446—465.

⑥Roger Wescott,“Enumeration of Civilizations”,History and Theory,Vol.9,1970,PP 59—75.

⑦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料2001年版。

 

一、文明的概念:中国与欧洲

 

    (一)西方思想中的“文明”概念

    按《牛津高级词典》,“文明”的含义主要分两个层次。第一、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始于人类脱离蒙昧和野蛮阶段后,演化出与城市生活相联系的、讲究礼仪的生活方式。在使用中,这一含义又常和“文化”混同,指一个民族或地区脱离野蛮状态后所形成的那些社会生活方式及特征,例如西方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等。第二、指个人行为带有文雅特征的状态。例如,使某人变得文明起来,这层意思与“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civil”的含义相联系,“civil”形容人的行为的彬彬有礼,以及对他人关心的特征。“civil”与拉丁文“civitas”(城市)属于同一词源。

    与《牛津高级词典》仅从一般含义上解义“文明”不同,“文明”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研究中,至少可以有三方面的含义:1.指称以复杂的社会结构、技术和行政体制的发展、精湛的艺术和抽象的思想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的较高级的阶段;2.人类社会在技术、行政、思想和审美诸方面达到如此高水平发展的过程;3.作为“文化”的同义词,指称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的形态。

    英文和法文中“文明”(civilization,civilisation)的现代词义确立于18世纪中叶,它同“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义和演化相生相伴。词源上,civilization源自古拉丁词civis(公民),civitas(城邦国家)以及civilitas(“公民资格”和“彬彬有礼”)。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civilitas”的社会意义扩大。但丁在《帝制论》(De Monarchia)中用“humana civilitas”指称“最大的复杂的社会单位”。①1560年,法国学者开始以“civilization”的现代含义使用“civilite”来取代“police”,指通向人类行为、法制和政府体制的复杂化的社会演化过程。②l6和17世纪的法文中,已广泛使用“使文明”(to civilize)和“文明的”(civilized)这些用语。③著名学者费弗尔对“文明”的这些词义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费弗尔认为上面这两个用语指称人的行为举止的文雅,以及社会发展从低级的野蛮状态到有教化的高级阶段(politesse)的演变。“police”指拥有复杂的行政体制和法律的那种社会发展状况。

按照费弗尔的解释,“civilization”在这种词义上的使用服务于18世纪思想界的一个特殊的需要:创造一个词来表达“理性不仅在宪法和政府行政领域,而且也在道德和思想领域扩散并取得支配地位情况”。④例如,1766年,M.波兰赫尔在《从习俗审视古代的面貌》中(Antiquité dévoilée par Ses usages)就使用“文明”一词,指称由野蛮发展到更高级阶段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而在1757年,米拉波侯爵出版的《人类之友,或论人民》(L’Ami des Hommes ou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书中,“civilisation”一词则指人类社会生活的文雅化和相关活动,以及这一过程所达成的状况。“文明”或“文明化”这个词及其含义不久传人英文和德文中,指称人类在完善道德和社会中的进步趋势。当时,西欧有教养的阶层及其生活方式被认为处于这个文明进程的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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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Kroeber & Clyde Klue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New York,1952,P.15.

②George Huppert.“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 Anthony Molho and John A.Tedeschi,eds.,Re- 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1,PP.757—769.

③Lucien Febvre,“Civilisation: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in Peter Burke,ed.,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New York,1973,PP.219—257.

④Lucien Febvre,“Civilisation: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P.228.

 

    文明观念由此成为启蒙运动历史进步观的基石,它也是18世纪晚期以后世界史和文化史编纂的理论基础。欧洲话语中的“文明”词义显然与欧洲中心论有关。①欧洲史家如吕贝尔也认为判断“文明”与否是根据欧洲的文明规范来判断的,因此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②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表达了西方历史学在第一次大战前的那种文明优越论的观点:“我相信有关于人类具有共同目的之类的东西,以及需传播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有一需要记载和描述的文明通史……进步的观念和发展对我来说就是文明这个词包含的基本观念。”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更明显地表露出他对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它在全球的使命的信念:“欧洲人在世界各地航行,对他们来说地球是他们活动的范围。”“那些还未被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的社会,要么他们认为不值得去麻烦,或者他们认为迟早要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下。”④

    19世纪始,“文明”的词义与民族个体的概念相关联了,它概括地指称任一民族社会的文化思想传统,例如“中国文明”和“法国文明”。这种用法为19世纪后期考古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文化”概念的出现作出铺垫。1814年英国下议院文献中已使用“印度人的文明”,同年德国探险家洪堡也提到苏门达腊岛上马来亚人五个世纪的文明。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西蒙·巴兰歇在1819年出版的《年青人和老年人》使用法文“Civilisation”的复数形式,他谈到“古代文明”和“以前所有文明的遗产”。⑤这种用法暗指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无论它的物质和思想发展水平多高都有自己的文明形式。1860年后,英文中也出现复数形式。

    同时,还出现一种把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判断联系起来的倾向,“文明”的词义开始泛指一个民族或国家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中那些在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对人类有贡献的内容。这种关于存在特定民族和文明的观念与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的观念并存。然而,在西方中心论者的眼中,“文明”目前只是少数社会才达到的成就。⑥美国学者比尔斯分析了l9世纪晚期以来文明观念的几个主要理论流派,认为这个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用法至今仍在美国大学的诸如《法国文明史》、《英国文明》等教材中表现出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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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GerhaM Masur,“Distinctive Trai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Historia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1962,PP.591—608。

②Helen Lehel,“The Historian and the Idea of World Civilization”,The Dalhousie Review,Vol.47,1967—1968,PP.455—466。

③转引自Lucien Febvre,“Civilisation: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P.241。

④转引自Gerhard Masur,“Distinctive Trai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Historians”,P.607。

⑤参见Lucien Febvre,“Civilisation: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PP.235—236。

⑥参见RobertBierstedt,“Indicm of Civiliza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1,1966,PP.483—490。

⑦参见Carl Schneider,“Civilization”,in Joseph Dunner,ed.,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London,1968,p.188。

 

在德语世界中,“文明”一词开始是在米拉波所界定的那个意义上使用,后来同“文化”(Cultur,Kultur)一词混在一起。到19世纪,许多德国学者已是把“文明”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相区别后再使用,“文明”被界定为社会生活的物质的、机械的和人为的层面上的表现,以及通过文字、商业和农业技术这些“理性”技艺而获得的成就。“文化”则被理解为是人类生活的更主观的层面,包括“观念和理想、艺术和文学、道德和伦理以及哲学和宗教”,文化被认为不会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也不能被外人借用或学习。①这种词义的区别也被一些英语作家所采用,但在法国并不被广泛接受。

    19世纪末考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确立同把文明看作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出现,结果产生了许多内涵相重叠的定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使学术界对“进化”的观念十分感兴趣,它影响了斯宾塞和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等人。他们都认为世界各地区的社会可以按照一个发展的标准分列在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到最高级的“文明”形态序列,并依次划分出“先进的”(“文明的”)和“落后的”民族。一系列与“文明”相联系的特征如文字、有组织的农业、钱币的使用和大城市的存在等,被作为判断是否处于文明阶段的标尺。

20世纪初,把“文明”同都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特征相提并论很流行,例如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的著作提出所谓“城市革命”。②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把“文明”列为“城市化”下的子条目。由此产生了把“文明”的概念与城市生活的习俗、价值观和制度相提并论的通行作法。③这种定义为不少学者区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办法。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物质和思想的发展如何都拥有一种文化;而文明的形成则需要相当程度的城市化,并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技术的较高发展相联系。

在通史、艺术史和某些社会学的著作中,“文明”则常被松散地定义,成为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世界史的理论基础。④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批作家也把“文明”理解为“人类历史上可以识别的最完整的单元”,写出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对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研究兴趣同当时西方文明的衰落有关。⑤二战以后,在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中,“文化”和“文明”几乎是同义词。在历史学中,这两个词并不被认为是同义,通常历史学家认为“文明”指社会进化到一个较高级阶段后所形成的那些精神和物质生活形态,文化更多地突出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文明”的词义包含“文化”的以上含义,但它也指发展到较高阶段(文明阶段)后各个社会都形成的那些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上的共有的表象特征。“文明”逐渐成为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⑥尤其在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研究中,被用于概括地指称某一民族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的表现形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该词。

(二)中国思想中的“文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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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arl Schneider,“Civilization”,P.187.

②Gordon Childe,Man Makes Hirnself,London,1936

③Carl Schneider,“Civilization”,P.186

④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London,1918—1922;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Oxford,1934—1961.

⑤参见David Marcell,“Charles Beard:Civilization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icism”,American Quarterly,Vol.21,1969,P.74。

⑥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50页。

 

中国思想中“文明”词义的源起和演化与西文中的“civilization”大体相似。它所含有的“教化”和“使人文雅”的词义最初是由“文”字的含义派生出来的。金文中,“文”最初的两个基本含义“文字”和“纹身”,含有引伸义“修饰”的意思。

    后来,“文”开始具有多种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的含义:1.与文字相联系的那些经过提炼的或诉诸说服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形式:例如道德文章(“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①“文教,指礼乐法度”(“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法令条文”和“礼节仪式”;2.指称人的行为的较为优雅的特征,如“文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③和“文雅”。④《甲骨文字典》解释“文,美也”。⑤“文”显然已包含人通过参与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创造与欣赏,并领会其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理想规范,使自我修养得到提高的活动。

    “明”在古汉语中,有明亮,彰明的含义。《甲骨文合集》解释“明”,以夜间月光射人室内会意为明。“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因而具有“文”所含的丰富内涵得到彰明而造成的那种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状况。它同西文中的civilization的词义重叠,这也许是为什么近人用“文明”来释义西文“civilization”的原因。中国古典思想中,“文明”也指社会生活中,是“文”而不是“武”得到彰明和发扬。王弼《十三经注疏》中的解释颇说明问题,他解释《易经》中那段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⑥

“文”显然指与处在自然秩序中的野蛮和蒙昧状态相对立的那些更美、更多彩特征,以及人与人的更为友善的关系,《礼记》写道“文,彩也,美也,善也”。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文明”词义已含有我们今天赋予“文明”的那些内容。《易经》中有“内文明而外柔顺”,《礼记》有“情深而文明”,《乐记》解释说“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情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应该指出,中国古典思想的“文明”观虽然包含本文开头所梳理的前两种主要含义,但它不包含第三个含义,即一个民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的形态。在中国古典世界观中,世界上存在除中国外其他多个文明社会形态的观念似乎尚未成熟。然而,在这种单一文明视野的世界观中,中国思想家对中国文明形成的诸多诠释,至今仍使我们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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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非子·五蠹》。

②《论语·季氏》,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2页。

③《论语·雍也》,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1页。

④参见刘明涛主编:《新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710页。

⑤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5页。

⑥王弼:《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79版,第25页。

二、欧洲的文明教化

 

“文明”是人类的自我教化,是人类行为向着优雅、美、善、理性和守秩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状况。文明的发展源于人类尝试调节人的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在前文明时代,强壮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本能欲望冲动来行动,那时的社会关系带有弱肉强食、强者逞强的特征。当集体的力量开始制约这种野蛮的个体力量,并产生某种集体的行为规范或法律时,文明便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文明需要秩序和公正,“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受到制约”。①世俗的法律、宗教和道德戒律是调节文明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则的最初体现。例如,《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标志着罗马社会从粗野走向文明迈出一大步。它对偷盗和杀人作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前者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后者被装人大口袋中投人大海。它还规定解除婚约须有丈夫公开声明。而在这之前,罗马社会500年间并无结婚和离婚的法规。

    在古典时期,世界上许多文明都是以宗教教义为基础,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以大多数人对教义的信仰为基础的。缺乏宗教信仰,许多人都会在法律不明朗或管辖不到地方听凭本能的驱使,追逐私利,而破坏文明秩序。②犹太基督教经典中的“摩西十戒”就是这样的拥有宗教外衣的制约人类行为的基本戒律。“仁、义、礼、智、信”以及“三纲五常”这些儒家信条是中国古代文明秩序赖以维持的伦理规范。

    古代文明的发展从城市开始,高度文明多出现在沿海城市,因为沿海城市同周边地区有频繁的商贸交往。③内陆城市没有发达的商贸交往,自然经济及其生活方式占优势。雅典尤其是罗马由于从周边夺取大量奴隶和资源建立起高度的物质文明,建筑、艺术、城市生活以及政府行政体制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罗马社会中尽管一些奴隶也被解放或成为教师和办事员,但罗马人对待战俘和囚犯时常极端野蛮,如他们发明各种刑罚,以观赏受刑人的被残酷折磨致死为乐。④

    帝国时代起,罗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制止迫害奴隶。帝国初期的法律禁止判处奴隶与猛兽搏斗。哈德良皇帝废除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利,君士坦丁皇帝则把杀死奴隶和杀人同罪。早期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曾讲到一个故事:在罗马进修的一个基督徒多少年来都要绕过罗马竞技场,以免见到里面残酷的人兽搏斗和角斗士演出,而使自己的灵魂受到折磨。奥古斯丁以此谴责罗马文明的残忍,宣扬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针对罗马人的残忍和骄奢淫逸,基督教返本古代人性道德法则,提出对待人生和同胞的新见解。它教导人们谦逊、友爱、互助、容忍和宽恕,反对以征服他人为乐,号召即使对最卑微的人也心怀同情,并且轻视财富和权力,以上帝的人格形象为楷模,虔信他的教义。基督教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为欧洲文明注入了一种内在的更加严格的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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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洛伊德:《论文明》,第94页。

②弗洛伊德:《论文明》,第33页。

③John Boardmlan,Jasper Griffin & Oswyn Murray,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756—757.

④C.Brinton,J.Christopher & R.Wolff,A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Eaglewood:Prentice—Hall,Inc.,1967,p.130. 
  
  然而,总的来说,即使在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生活仍带有野蛮和不文明的特征,“猎巫运动”、教派争端、对犯人和敌人的酷刑等就是例证。日常生活习惯也极不文明,在中世纪,旅客在旅馆里往往是合睡一张床,入睡时一般还脱光衣服。寝室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的含义。人们只是被劝导脱衣时举止适度,选床时让长者为先,睡眠时保持安静,身躯不要弯曲。当时的绘画和文学作品还显示人们在公共浴室集体裸浴不感到羞耻。性行为没有羞耻感,还带有猥亵的意味,在一些地区还有宾客为新郎、新娘解衣裳,并把他(她)们放在婚床上的习俗。①饮食习惯上,欧洲直到16世纪才在用餐时广泛使用叉,之前人们用手或勺从盛食的公用锅盆里取食,并用桌布擦油腻的手指。小便也不回避他人,在众目睽睽下并不感到羞耻。17世纪以后,欧洲人才开始习惯于在隐秘处大小便。中世纪的欧洲人一般用手拧鼻涕,到17世纪上层阶级才用手巾,中世纪随地吐痰和用脚擦痰十分常见。

而在政治上,中世纪的欧洲也处在“野蛮”和混乱之中。在意大利,自罗马帝国衰落后,意大利就处在动乱、衰败和繁荣的轮回中。1350年前后的意大利,雇佣军和武装团伙横行,城镇被公开买卖,法制崩溃,人们失去对文明秩序能有效维持的信心。②1500年的意大利,没有完善的政府机构,统治者都是小暴君,通常靠暗杀和毒药篡权,人们对敌人或难缠的债主总是想尽早结果对方。③那时,意大利城市中斗殴凶杀司空见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描绘的那些尔虞我诈和不择手段的狡诈和自保,同下层社会的这些行径相比其实还更为“文明”些。在《君王论》中,马基雅维利就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执政者的目标之一。他告诫说,中世纪的思想家从基督教道德立场出发去讨论政治家应如何行动同现实世界相差甚远,现实社会中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趋利避祸、欺诈、虚伪,毫无感激之心。④

    文明在逐渐演进,11世纪以后以骑士风度追求贵妇和淑女在贵族和骑士阶层变得很时髦,并促进贵族和骑士自我改善。为追求理想中的情人,骑士勇武的形象中融入了谦逊、彬彬有礼、忠诚、献身精神和为了爱情而完善自身性格的气质。上层社会的女性也由于在社交和文学语言中被讴歌为尽善尽美,而在潜移默化中变得举止优雅。这种追求把基于性爱的男女爱情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文雅高度,给中世纪那种本质上是持强凌弱、强者逞强的文化增添了风雅的气息。对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宫廷和贵族府邸中的生活习俗,礼仪和对艺术以及优美诗文的高雅情趣被培养起来,并影响到社会其他阶层。13世纪起,写爱情诗成为贵族的受到推崇的嗜好。至少在上层阶级中,发祥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这种文学想像和对典雅爱情的实践升华了欧洲文明中涉及两性关系的行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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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 1,The History of Manners,Oxford:Blackwell,1978,PP.177—178,214.

②J.K.Hyd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Italy.The Evolution of the Civil Life,1000—1350,Macmillan Press,1973,pp.178—179。

③例如,当时的人们记载到:“9月20日,罗马城里一片骚乱”,“原本脆弱的社会约束力也崩溃了,人们又回到了野蛮状态”。“抢先下手把仇家杀掉,白天和夜间发生不少命案,没有相互残杀的平平安安的一天极为难得”。参见丹纳:《艺术哲学》,张伟译,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④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徐继业译,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8页。

⑤朱伟奇:《中世纪骑士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31页。

 

宫廷在欧洲人转向注重礼仪规范的文雅举止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很多国家,宫廷文化对社会文明的形成都起到表率作用,它为这些国家民族文化的许多方面,例如语言、艺术、礼仪和情感结构打下烙印。埃利亚斯对有关礼貌、教养和文明等观念及相关行为演化的考察表明,中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从此前相对简单而又具有暴力性转向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和日益平和的模式。那时,领主间的斗争开始受制于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并学会了自我控制。由于人们仰仗中央政府所维护的和平局面,暴力便被边缘化了。统治机构对文明行为的推行,又使那些有抱负的体制外的人安分守己。在法国,11世纪以后,宫廷推行更文雅的行为准则。①法国宫廷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性机构和对社会生活起表率作用的地方,那里表现出的心理平衡和束缚性行为规范首先在中上层社会中普及。中上层社会中的礼仪规范又为城市生活的秩序提供了一种范例。可以说,法国的贵族文化影响了欧洲社会。

人文主义思想也开始影响欧洲贵族和上层阶级。1528年出版的卡斯蒂廖内(Baldesar Castiglione,1478—1529年)的《廷臣手册》(The Book of Courtier),对欧洲贵族的自我教养和行为的“文明化”产生很大影响。他在书中期望贵族具有三种品质:首先,出身高贵、天赋无瑕疵、举止优雅、才能卓著;其次,受到古典式教育,能从事音乐和艺术活动,在军事和体育方面取得成就。卡斯蒂廖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应成为贵族的人生理想;最后,贵族还应遵从一定的行为准则,给世人留下良好印象,例如谦逊、优雅,并以完美的性格为君主服务。②这些人格理想据说直到20世纪仍影响欧洲贵族的人格发展。

社会生活的文明化也反映在语言中。14世纪起,“civil”一词出现在英文里,到16世纪,其词义已发展出“受过教育的”和“有秩序的”含义。17世纪,英文里已使用“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和“civility”(井然有序的社会)等词组和派生词。围绕to civilize(使文雅和教化),近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的两个基本词义,即教化和文雅化的过程和状态在18世纪被发展了。18世纪末以来,包含这两方面含义的新词“civilization”便被普遍使用。在启蒙时代思想界关注人的自我完善以及认为社会进步已达到优雅和有秩序的状态的氛围下,把“文明”与“优雅的礼仪”相提并论,并与“野蛮”相对立已经很普遍。到了19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文明”词义,即优雅的行为和礼仪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知识体系,已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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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1589年布鲁斯维克宫廷的一项法今规定“所有的人不得在楼梯下、走廊里或储柜里大小便”。这些禁令后来逐渐被宫廷成员内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传播到中产阶级。参见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1, The History of Manners,PP.137,131。

②参见Baldesar 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London:Penguin Classics,1976。

 

 

三、中国古代的文明及其教化观念

 

文明是人类把自己提升到动物生存状态之上的那些生活特征,包括人类控制自然,获取资源以满足人类需求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以及调节人与人关系和财富分配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由原始蒙昧状态进入农耕文明的过程被故事化,文明的初期成就被附会到传说中的人物伏羲氏。“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舜之时,五礼咸备”。③《尚书》宣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④伏羲据说还指导农业,修房舍,制作衣裳,似乎是中国文明之父。从传说中的神农伏羲直到制礼作乐的周公姬旦连续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人终于从蛮荒原始状态中开创出中国古典文明雏形。炎帝或神农的传说反映公元前5000年左右,定居农业和医药已出现。河南王城岗和平粮台古城遗址显示公元前2000年左右,农业已能支撑小型城镇的发展,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表明以城堡、宫殿和仪仗器具的出现为特征的国家政权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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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典·礼一》。

④《尚书·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公元前1300年左右,物质文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殷墟商都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甲骨文,反映了商代已建立起复杂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发展出了较为高级的宗教崇拜仪式、精美的艺术造型,以及以宫廷和都城为中心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后来的西周进一步发展出了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政治统治形式,以及以太师、太保为首脑,以卿事寮为中心,以“诸尹”为基础的中央政权宫制,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当于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以及日常生活伦理规范和人际关系的礼节仪式的成文法典。“礼”被升华为中国古典文明的核心规范表明在当时王室、贵族和中上层阶层中,社会交往已达高度的文明化。

    《礼记》描述了夏、商、周三代,世风和民风逐渐文明化的情形。“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其民之敞,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在殷商的巫史文化中,“其民之敞,荡而不静,胜而无耻”。①皇帝如太甲“即立之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②西周鉴戒于商之灭亡,吸收了伊尹、傅说与箕子所倡导的德统,高度强调礼制文化,用礼来规范政治制度和君臣父子人伦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周人相信“礼者,君之柄也”,它能够“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并“治政安君”。③所以“周人尊礼尚施……其赏罚用爵列,率而不尊。其民之敞,利而巧,文而不渐,贼而蔽”。④

    宫廷雅乐制度使西周文明具有非常典雅的特征。祭祀天地神明祖先有六代乐舞,在其他欢庆场合有羽舞、皇舞、手舞、人舞和诗乐的演奏和表演。众多数量的编钟、编馨的制造和使用衬托出雅乐的辉煌和奢侈,当时还设立大司乐掌管对贵族子弟的音乐教育,培训音乐专职人员,承担和实施庆典仪式的音乐表演任务。贵族和知识阶层普遍重视自身的音乐修养,并把它看成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必备能力之一。

    (一)儒家哲学及其礼教观念

    在雅斯贝斯看来,“轴心时代”是世界上若干古典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各大文明的生活实践和社会秩序在哲学和伦理层次上被抽象,其传统影响至今。这个时代在中国是春秋前后。春秋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周朝权力中枢的式微,业已发展的文明秩序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深知强调封建礼仪是恢复文明秩序的关键,他宣扬“克已复礼,天下归仁”,并编纂体现对人的本能和利己心的压制,以及使人类生活脱离野蛮争斗状态的文本典籍。

    孔子及其他儒生在那个关键年代便把对统治阶层和民众进行文明启迪的任务承担起来。他们认为“礼”和“礼教”是使人的社会行为文明化的重要手段。“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⑤同“刑、政”一起,“礼”和“乐”被认为是社会得以实现文明化的四大要素。孔子编纂的《礼记》等书中可以看出他对“礼教”的重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礼记·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584—1585页。

②《史记·殷本纪》。

③《礼记·礼运》,见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5页。

④《礼记·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486页。

⑤《汉书·礼乐志》。

 

《仪礼》、《周礼》、《礼记》描述记载古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以及大量结构完整的对这些文明生活规范的哲学性诠释,对中国古人社会行为的文明化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礼制”规范了中国文明社会秩序的基本习俗。《礼记》、《周礼》和《仪记》详细描述了各种社会场合的繁文褥节,包括贵族出门的穿戴,婚嫁的礼节程序,等等。贵族男子20岁成人后,戴冠授礼。行冠礼后,出门均需戴冠,否则视为非礼。周朝上层阶层婚嫁需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道礼节程序。

    宾礼教导与朋友及外邦宾客交往时应“礼尚往来”,往而不来,或来而不往,均“非礼也”。①外交酬酢均有对仪容、辞令、揖让的礼节规定。朋友往来和士相见,有“三传语”和“三揖让”等礼节,否则被认为是无礼。“礼”和“乐”包含着使个人行为优雅,符合文明礼仪的伦理规范,②“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③当时人们也非常重视参与创作和欣赏音乐、诗文的活动。“乐”被认为是陶冶情操的重要手段。“诗”与“乐”在西周至春秋中叶词义重叠,④“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⑤诗文构成乐曲的歌词文本,包含有文化修养的人的高风亮节,而乐又以激昂抑越的曲调表达诗文所载的道德情操。“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⑥

    如是,“礼乐制度”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等儒生还抽象出中国文明的基本伦理规范。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又提出礼、孝、悌、忠、怒、宽、信等德目。文明的发展是由于那个社会能够调动所有人内在的善的品质和活力。⑦孔子和孟子正确地强调人性善,把“仁”视为最重要道德规范,对中国社会脱离人与人关系的野蛮争斗而文明化起到关键作用。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基本道德规范,号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这些伦理规范被后人总结为“六德”和“八德”。⑧后来,董仲舒又确立“三纲五常”,成为帝制时代调节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文明”规范,“三纲”虽不平等,但它在维系中华帝制时代文明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儒生,特别是孔子和孟子的宣传,以礼乐为主要内涵的文明教化,在春秋和汉代及其以后获得进一步发展。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学者把春秋之际有关中国社会生活文明化的理想转变为受到国家政权支持的社会行为实践,他们“崇儒更化”,倡文抑武,提倡“三纲五常”,以礼教为中心的儒家文明秩序由此逐渐确立。

    (二)宋明儒学:探寻文明的人性论基础

宋代以来,学者面临的局势是魏晋之乱、晚唐藩镇割据、五代受制于北方少数民族、王道政治式微、士家大族衰落、社会趋于平民化,形成“上无教化,下无廉耻”的社会局面。他们承继韩愈以来重振儒家伦理的愿望,力图以儒家人生观为核心,吸纳佛道思想,对中国文明的自然和伦理哲学进行重构。宋明新儒学对“性理之学”的研究,推动了“道学”和“理学”的发展,促使中国文明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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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记·典礼上》。

②“《礼》《乐》,德之则也”,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③《礼记·仲尼燕居》,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387页。

④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期间的地位》,参见许洁:《中国文化史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⑤郑樵:《通志·乐略》。

⑥《礼记·文王世子》,见王文锦:《礼记译解》,第274页。

⑦Schweitze,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Macmillan Press,1960,转引自周春生:《文明史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⑧张岱年、方克立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很多情况下,只是在外部强制的压迫下,而且当强制能够行之有效,并为人们所畏惧时,多数人才会遵守文明禁律。中国古代文明规范最初是在帝制的威权下推广的。中国文明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强调德治,也把文明秩序的维系寄于社会成员的内心自觉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认知,试图把对人的教化从外在强制转变为内在的自觉。反击佛教和道教促使儒生反思何以释道不依赖强制而能节制人心。宋明的“心性之学”或“性理之学”因而着手从更深的哲学和宗教层次上对先秦到汉代形成的文明伦理哲学进行再诠释。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到王阳明,有关文明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和人的道德行为的起源以及理想人格境界这些主题在吸纳了佛教和道教哲理基础上被重构了。在新儒学的形态中,中国文明的主流伦理哲学——儒教,获得类似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那样的更新。

如果说文明是人的行为受到教化而达到的那种优雅和符合较高道德伦理的状态,那么如何使这种教化之学更能说服人?儒教必须在教化道德和维系中国文明上应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它必须说明不需要信仰其他宗教,中国人也能找到向善和救赎的道路。从张载、二程到朱熹的闽学,走的是康德式绝对律令的那条论证路数。朱子发展了二程的“理本论”,认为至善的道德伦理原则早在人的社会实践之前就浩荡于天地之间。文明人的道德实践就是“复天理天人欲”。朱熹相信人性具有善端,包含“仁、义、礼、智”等基本道德观念。“自天之生此民,此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人得天之理为性。①然而,朱熹又继承了从张载和二程的人性两分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朱熹认为,气质之性与人的物欲有关,而且,气质之性,或气禀有殊异,圣人禀气清明,不蔽固“天理”,所行皆合于道。凡人禀气浊偏,蔽锢本然之性,而流于物欲。②教化就在于变化气质,以返乎“天地之性”。宋儒因而提出了“学至圣人”,鼓励模仿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来普遍提升文明道德水准。对下层和暂不得志的人,又提出学颜渊之乐。据说颜渊穷居陋巷,“其心三月不违仁”,③形象地表现了“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而“达则兼济天下”又为士大夫描述了一条人生实践的道路。这为中国人的教化和人格发展提出了更为近代的论述。

与朱子的“理在事先”的本体论的伦理哲学相比,陆九渊和王阳明走的是启迪人的内心的“良知”的道路,他们坚称“心即理”。陆王“心学”从孟子“性善”的理论出发,认为伦理道德原则原本就存在于人心之中,“仁义者,人之本心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去本心”。(《与赵监》)陆九渊号召“解蔽”(破心中的贼)(《与胡季随之二》)和“明本心”(《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绍兴二十一年条),“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④王阳明提出此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观念,“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⑤在王阳明看来,人对自身的约束和道德感就是“致良知”,它需要“知行合一”去认识和实践文明的理念。这样就从外在的使然和内心的自觉两方面论证了文明秩序所需的内心道德意识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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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经筵讲义》,《文集》卷十五,转引自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②参见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③《论语·雍也》,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57页。

④转引自许洁:《中国文化史论纲》,第218页。

⑤王阳明:《与王纯甫》,转引自许洁:《中国文化史论纲》,第219页。

 

朱熹为人的自我教化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勾画了理想的道路,内修以“正心、诚意”开始,获取社会行动所需的知识和素养以“格物致知”为途径。人格发展的理想路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格是“内圣外王”。由二程到朱熹还探讨议论“圣贤气象”,为士大夫人格教化提供楷模。明儒王夫子的“致良知”为普通人指出了一条自我教化的方法。新儒学的文明理想在“满街都是圣贤”的陈述中得到充分表现。宋明新儒学通过返本(从先秦儒学找到新的伦理哲学的出发点)和吸纳(吸纳汉唐之间的玄学、道教和佛学观念)对文明教化哲学进行了一场更新。这些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哲学思考影响了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伦理思想,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结语

 

文明是对人的内心和外在举止的教化,是人的行为的文雅、礼貌和对他人的友善和关

怀;文明表现为社会良好的公共伦理秩序和随处可见的人文环境的审美感和艺术情趣。比较古今中外,倍感中国当代文明的建设任重而道远。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文明观念经历了一个大的变迁。在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明礼教观念后,我们主要致力于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在革命激情的鼓舞和高效率的政府体制下,我们鼓励个人自我改造和发扬牺牲精神,曾造就了高度廉洁、平等、俭朴和爱祖国、爱人民的社会主义文明。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把知识和修养,人与人的无条件的互相关怀和礼貌,以及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繁荣视为是与“封、资、修”相联系的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潜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实现的手段。同时,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伦理道德也随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受到进一步挑战,私欲的膨胀和文明教化的某种缺失在许多地方是一个现实。

每一种文明都是以对本能的节制为基础,因为每个个体,如果听任其本能的驱使而行动,都是社会文明的敌人。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约束个人的利己性和无节制的冲动是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此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重新审视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借以观察、体验和发展中国文明的那套话语体系及其合理内核,阐发中国文明借以调节人际关系、建立基本伦理秩序的带有民族特色的路数,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作者何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089)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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