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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何以出现社会停滞和王朝循环 ——《中西历史反差探源》内容介绍

作者:许平中 | AT 2009/02/22 15:31 | 来源:博正学术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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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近代西欧之所以发展起来,是由于那里的地理条件使得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水路运费低,非常适合于发展商品市场。中国的情况几乎与西欧正好相反,地理条件使得东西方向上产品差异小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又缺乏通航河流导致不同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只能够用调整产品结构的方法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一直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结构。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是由“人口增长”和“气候波动”这两大外生变量引起的。饱和人口遇到严重天灾无法生存,必然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乱,引起王朝的兴衰更替。如果中国没有剧烈波动的气候,那么在人口饱和以后,人们将一直维持低水平的经济生活,社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乱,帝王和贵族将世代延续下来,历史将像维持了千年以上的东罗马帝国一样平淡无奇。
关键词:地理条件    商品市场   人口增长   气候波动    王朝循环


自从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中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就迫使中国人开始反思:近代中国何以大大落后于西方呢?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1973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该书应用现代经济学原理,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西欧兴起的过程和原因,为我们探讨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笔者把诺思用经济学原理阐明历史过程的方法称为“经济历史学”。在《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一书(2004年8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笔者应用“经济历史学”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探讨了中国历史何以与西欧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一、中国的小农结构、宗族组织和政治结构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以单个农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基本的经济结构,以同姓农户组成的血缘宗族(家族)是基本的社会组织,而基本的政治结构则是以县为基础的王朝专制统治。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形成,都可以用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的理性选择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华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并且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古代农业主要靠天收成(利用井水和渠水灌溉是后来的事)。在这种条件下,单个农户不与其他农户结合完全可以进行生产。单家独户生产不牵涉与其他农户分配产品的问题,完全为自己劳动可以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于是很早就形成了以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社会结构。每个农户大约五六口人,一般以一对成年夫妻为核心,男耕女织。农户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实现其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功能;它也不适合于再大,再大也只是使生产规模外延式扩大,对提高生产效率并无益处,却无端增加了管理费用,引起分配中的矛盾和斗争。从经济学上说,中国的农户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于是两千多年来,尽管有数十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农户本身也生生灭灭,但是小农经济结构却保持不变。

单个农户的“适度规模”也使中国形成了弟兄门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不过,在平分家产时,水井、磨房、水车、马车等大型设施和用具不易均分,所以往往留作共有财产,在生产和生活中共同使用。由于收获播种季节生产的适度规模较大,所以分立后的农户在农忙时也往往临时组成家庭合伙。另外,农户举办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往往需要数十家农户帮忙,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同宗农户之间的联系。中国广泛存在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就是这样形成的。同一个宗族,都有共同坟地、共同族谱和共同宗祠。

从无法考证的年代起,中国就进入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定居农业。粮食作物具有生长期长、收获期短的特点,农民必须把一次性收获的粮食储存起来陆续消费,所以粮食安全始终是农民关心的大事。但是自从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总是有人用偷盗和抢劫来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防卫进行投资,实行自我“保护”。“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居住在田野上的单个农户要进行有效保护,其费用就会大大超过其全部财产的价值,经济上显然得不偿失,所以农户都聚居为村落,以便组织起来自保。从保护的角度说,村庄越大,每个农户所分摊的保护费用就越低。但是从生产方面说,村落越大,也就有越多的耕地远离居住地,农民在耕作、施肥和收获时花费在途中的无效劳动也越多,成为规模不经济。实际形成的村庄,就是在保护方面越大越好和生产方面越小越好之间形成的一种均衡。

但是,聚居的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产生纠纷,解决纠纷往往需要有人从中进行调解和疏通,也就是需要有人为农户提供“公正”。“保护”和“公正”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们不可能把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在村庄防卫中,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为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利益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由于提供有效“保护”需要训练有素的武装士兵,提供经常性的“公正”也需要有解决纠纷的组织和人员,所以公共产品也需要生产成本,这就需要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收取费用。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实际上是向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在原始时代,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少,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就承担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武王伐纣后的大分封时代所分封的那些诸侯国,其功能就是为它统治下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当时的诸侯国既是按地域划分的“行政单位”,也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一个诸侯国的居民往往就是一个姓氏的族民。现代不少姓氏,就是由诸侯国的国名演变而来的。

中国的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对“保护”的“需求”,也不象西欧农民那样迫切,一支规模很小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从很早时起,中国就形成了由县衙承担对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县域范围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令(百姓称为县太爷)一手处理。离县城很远的偏僻村庄都到县衙解决纠纷(享受“公正”),显然有很多不便,于是宗族也往往承担为其族人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基本公共产品的任务。由于宗族都由农户分立而来,所以农户的耕地和住房大都同宗为邻,结果生产和生活中的纠纷就大都发生在同宗农户之间,这就为宗族组织解决纠纷提供了条件。不过宗族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即使解决宗族内的纠纷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有时就会导致宗族之间的群斗,这就需要由县衙的“父母官”来处理。为了在大范围内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在县以上设立了省、道、府等行政机构;而抵御周边野蛮民族大规模的侵扰,则是中央王朝的职责。

中国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也可以用规模经济效益予以解释。我们以边境防卫为例,假定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在国土上,那么随着国家所辖地域的扩大,资源和人口将按国土面积成比例增加,但所需要防卫的边界却只按其周长比例增加。由于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所以随着国家管辖范围扩大,收益显著增加而成本却增加无几,结果每个居民所分摊的保护费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以统治者都力图扩大统治范围,而百姓也大都拥护建立统一国家,结果在中国这一广阔的地理单元,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政权。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小农结构、宗族组织和王朝统治,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这一认识本身是正确的。统治者早就认识到宗族组织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往往委任宗族组织的族长担任保长和甲长,于是逐渐形成了高度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宗族一直是农户和国家间的纽带,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宗族组织是统治机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为什么在 小农社会中,总是形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可以用公共产品原理给予解释。

小农具有分散生产和生活的特点,所以农户“消费”的公共产品大致可以分为“宏观保护”和“微观公正”两类。“宏观保护”就是抵御外部侵略而使居民安居乐业,这一产品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在传统社会的正常条件下(非正常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宏观保护的费用是稳定的,数量也不大,农民为宏观保护应当支付的费用,实际上没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和价值;另一方面,就微观公正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户所消费的主要由他所在的宗族提供,只在很少情况下才必须依靠县衙,由于县衙提供的公共产品本来就不多,只需要雇用很少的公务人员,所以农民负担的总费用并不高。按说,在最初建立统治机构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要达成一致的。在军阀混战期间,农民可以用行动对统治者进行“选择”,谁提供的公共产品“质优价廉”就接受谁,最后接受的,当然是最能够以低廉价格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人。历史上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农民的负担总是有所减轻,道理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农民都懂得,即使换一个统治者,所缴纳的赋税也不会有多大减轻。这样,在一般农民看来,只要国家提供了宏观保护,他就理所当然地应当交纳赋税。实际上,国家也从来没有什么可以让农民参与讨论的政治问题,所以现代社会中所说的政治权力的分享,在农民看来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在“建立”统治机构时,统治者不与农民协商,也从来没有遭到过农民的政治抗议,结果统治者都是不费多大力气就将政治权力强加给了农民。按照这一趋势发展,在小农社会中就必然形成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于是就产生了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可见,以单个农户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以县基础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都是人们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二、西欧经济兴起的根源和原理

    传统观点认为,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加速了市场形成,促进了资本主兴起 。

      即 技术突破→ 生产力发展→ 社会分工→ 市场扩大→ 资本主义兴起  

    简单地说就是,生产技术突破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动力。

   人们不禁会问:技术突破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西欧在中世纪后期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突破呢?如果技术突破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这就牵涉到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按照这一原理,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但是对生产工艺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进步绝不会偶然出现,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专利制度对近代西欧科学技进步所起的刺激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不过,西欧最初出现的生产技术突破,却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因为那时候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诺思在《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9世纪初,当西欧的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形成时,庄园之间有很多空地未加以利用,许多边远地区尚未开垦。稀疏的庄园和广袤的原野,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欧洲西北部,常年盛行的西风把北大西洋暖湿气流吹向大陆,使得西欧东西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再加上纬度不同引起的南北方向上气候固有的差异,使得西欧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

    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疆地区的开垦,新老地区土壤、气候以及人口密度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生产类型,结果各地区生产了不同的产品,产品差异引起对交换的需求,刺激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广泛的水路使得运输方便,运费低廉,大批量的基本物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欧洲西北部的低地国家尼德兰位于海上航线和陆上河道运输网络的中心,西班牙和英国的羊毛、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鱼类、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和木材、法国的粮食和酒类,都集中到尼德兰的市场上销售。市场的扩大使得销售量增加,各地区都致力于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生产。大批量的生产和加工促进了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水轮机、漂洗机和风力磨坊推广开来。市场的扩大和交易频率的提高,使得大市场逐渐形成了一些交易惯例和交易规则,大大方便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商人们逐渐获得了新的交易  方法和手段,有人开始合伙进行远距离的贸易,这样既增多了盈利的机会,又分散了经营风险。于是市场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更远的地区也被吸引到市场活动中来

    市场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即市场辐射距离越远,覆盖范围越大,效率也越高,市场主体就越有利可图。市场盈利促进了生产规模扩大,靠近市场的地区容易获得市场信息,那里的农业和制造业都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于是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那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织品。羊毛织品的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为生产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可能。英国王室常常对新的生产活动授予专有权,后来又逐渐形成了保护创新者利益的专利制度。此后,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在专利制度的刺激下不断出现,近一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西欧兴起的实际过程归纳为:

    市场兴起→ 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 技术创新→ 生产力发展→ 资本主义出现

    三、中国商品市场何以长期难以发展

    不少历史学家在探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时,也认识到商品市场长期难以发展是重要原因。但他们在探讨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时,往往归结为历代专制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就使研究误入了歧途。

    我们知道,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人们发展商品市场的前提。不过,如果地理范围过大,有差异的产品相距太远,产品交换无法实现,这种差异就没有意义。尽管从全国看,中国气候复杂多样,产品几乎无所不有,但在古代条件下,黑龙江与广东就不可能实现产品交换。因此,多样性和差异性必须限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下面我们仍然以黄河流域为例,分析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环境。

    (1)东西方向上气候条件相同,产品无差异。

    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两千多年来,尽管地球上气候也有变化,但整体变化不大。近几个世纪,中国一月份的零度等温线,七月份的28度等温线,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中国地理上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淮河),大致是这一地区的南界;而一月份零下6度等温线,七月份24度等温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在这一地区的北界。换句话说,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所以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使得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夏粮小麦,秋粮菽粟。如果我们从该地区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大体说来,在古代文明本部大致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基本产品没有什么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

    当然,尽管东西方向气候和产品基本相同,但南北方向气候和产品差异却较大,例如北部旱地产粟,南部水田产稻。为什么南北方向上基本物品的交换也没有发展起来呢?这就需要谈到制约商品市场发展的第二个条件--运输费用问题。

    (2)缺乏适于通航的河流,陆路运费太高。

    现代水路、铁路和公路的运费比为1:5:10,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陆运费的30倍。这样,相同的运输费用,水陆市场的辐射半径可以扩大30倍,覆盖面积和人口可以扩大900倍。西欧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就是由水路运输形成的。

   在中国文明的本部,降水的季节性导致河流的季节性,夏秋两季河流涨水时往往溢出,泛滥成灾,冬春两季则几乎干涸断流,河床变化大,难以建立码头,根本无法发展水运生意。更重要的是,河流均为东西走向,上下游的产品基本相同,利用水路运送产品没有意义;另一方面,虽说南北方向上产品有差异,但却没有河道可供运输。那么,依靠陆路运输能不能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呢?

    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民,肩挑背扛最多能把四、五十公斤的农产品运到10公里外,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后再于当天返回家里。手推独轮车较为省力,但一天也不能往返更远的距离。由农民自产自销形成的陆路市场,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在相距10公里的两地之间,自然产品很难有什么差别(即不存在比较利益),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按照农民在陆路上运输货物的能力计算,理论上陆路市场的覆盖面积不到400平方公里,如果按历史上华北平原大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人计算,那么市场辐射范围内约有20000人。如果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占十分之一,并且都集中于中心集镇,集镇也最多有2000人。一个这样规模的经济系统,如果不与其它经济系统交往,是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的。

    可惜的是,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直至清末民初,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集镇还没有形成①。由农民自发交换产品形成的农村市场,辐射范围还远没有我们设想的模型大。例如笔者家乡所在的县,全部位于平原地带,面积约800平方公里,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才形成了几个集镇,但辐射半径都不到5公里。这里的广大农户常年男耕女织,不同村庄之间很少交往。直至现在,全县还可以区分出五个不同的方言区,而方言区之间却并无山河阻隔。

    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输费用高,任何两地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都补偿不了运输费用,所以人们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见,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中国商品经济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封闭的中国不可能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自从人们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以来,大致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产品:一是自己生产,二是与人交换,三是偷来抢来。作为群体,农民当然不能依赖偷盗或抢劫,这就只有生产或者交换得到。但在中国,用交换方法得到消费品,比生产它们代价更高,农民的“理性选择”就是自己需要什么就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什么,于是,社会就必然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盐、铁等特殊物品有利可图。但至迟从汉武帝时代起,国家就开始对盐、铁实行垄断经营(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税收),私自制造或贩卖要受到严厉制裁。由于基本物品的交易无利可图,所以商贩的主要门道就是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因此,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社会陷于长期停滞是必然的。由于商品市场发展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所以,封闭的中国不可能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可见,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由于政治上专制制度的扼杀,也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上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而完全是由于经济原因,确切地说,是地理原因引起的经济结果:在自然地理条件给予中国人的经济选择“项目”中,就没有发展商品市场这一“选项”  。

 

五、人口密度、社会秩序和社会意识
商周时期,人口稀少而土地丰裕,社会内部纠纷很少。在周文王统治下的西岐,周文王只要在地上划个圈子“囚禁”犯人,犯人也敢不“越圈”逃跑,这就是“划地为牢”故事的由来。在百姓如此自觉守法的环境中,故意犯罪肯定很少(大都是过失犯罪)。即使有故意犯罪,其恶性程度也很小,大概不超出现代法律中需要给于“警告”或“训诫”处罚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下,正常的社会秩序很容易维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就很低。

但当人口饱和,不再具有可以开垦的土地时,劳动报酬递减,正当劳动的价值大大降低,于是偷盗、抢劫等非法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利用非法手段的人就会大大增加,结果社会秩序就走向混乱,这时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也就会大大上升。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春秋晚期,人口增加使社会秩序大不如前,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象周文王那样对天下施行仁义,以德治民,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韩非所属的法家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社会。孔子希望用较低代价向混乱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无不推行法家路线,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实现了全国统一,说明法家思想适合于治理乱世。汉武帝认识到,只有在社会秩序稳定时,儒家思想才对维护秩序具有作用,于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表明,在社会陷于混乱时期,儒家思想对恢复社会秩序起不到什么作用。

不过,思想文化从来没有起到某些学者赋予它的作用——它既没有对社会进步起到那么伟大的促进作用,也没有起到那样反动的阻碍作用。在历史上,当“思想文化”和“利益”产生冲突时,“思想文化”总是被逐出历史,或者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欧而不是中国,不是由于儒家思想所起的“负向”阻碍作用,而是由于缺乏“正向”的利益刺激。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再严重的思想禁锢都会被打破。

六、人口、天灾与王朝循环

人口状况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早已被古代思想家所认识。韩非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对这一原理也有深刻认识,他在《公车上书》中说:“我生齿既繁……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我民穷困,游散最多……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建议开铁路运送百姓到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解决人口和社会问题。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例如反秦起义、反莽起义、黄巾起义、反隋起义、黄巢起义、反元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等,都是在人口饱和情况下发生的。人口饱和必然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如果出现灾荒,维持社会秩序的费用就会大大超过税赋收入(出现财政危机),由于统治者就无力承担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统治秩序瓦解,王朝走向衰落或直接灭亡。等到起义和战乱毁灭了大量人口以后,人地矛盾缓和,天灾也往往过去,幸存人口渴望稳定的秩序,这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又大大降低,于是就出现了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如果这一提供者有力量建立全国性统一组织,那就形成又一个全国规模的专制王朝;如果谁都没有力量实现统一,就形成由各地方军阀分别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局面。

秦和隋都是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王朝,并且都是二世而亡,在它们之后则都是统治几百年的大王朝,二者具有很大相似性。人们往往把这两个王朝短命而亡归咎于统治者的暴政。这一看法是比较肤浅的。秦和隋统一以前,社会都有一个长期分裂割据时期,地方王朝在分裂时期也为各地生产了公共产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人口已经大幅度增长。到兼并战争实现统一时,全国人口已经饱和或即将饱和,社会秩序就会陷于混乱。既然仁政不能治理混乱的社会,那么统治者就只好采取严厉的统治措施。如果硬要把它们的灭亡归咎于暴政,那么就应当认为,“暴政”也具有必然性。秦始皇修长城和移民戍边,隋炀帝挖运河以及征伐高丽,其中就应当有人口压力的成分。即使秦和隋由象刘备那样爱民如子的帝王来统治,它们大概也不会维持得更为长久。

历史上由人口饱和与灾荒导致王朝灭亡的例子,最明显的要数接替西汉王朝的新莽政权了。西汉末年,人口严重饱和(公元2年5960万,是第一次较准确的统计数据),西汉王室拿不出任何解决办法。这时候皇戚王莽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大事,在公元8年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但王莽却无法让天上掉下能够拯救百姓的馅饼,结果在公元17年后全国大面积旱灾引发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中,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王莽的悲惨结局表明,由人口饱和与天灾引发的人地矛盾危机,非人力能够解决。

历史上在农民大起义毁灭大量人口基础上建立的王朝西汉、东汉、唐朝、明朝和清朝(称为五大王朝),大都延续二百年以上,而在人口饱和基础上由兼并战争或者由内部篡位建立的王朝,秦、新莽、隋、元等朝代,大都短命而亡,寿命最长的元朝也不到100年。

探讨王朝兴亡的终极原因,可以看到“人口增长”和“气候波动”这两大“外生变量”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我们设想,假如中国还是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而没有强烈波动的气候,那么人口饱和后自耕农的生活将在低水平上维持,既然自耕农勉强能够生存,那么谁也没有能耐发动他们参加犯上作乱的大起义,结果就不会有频繁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由于中国外围不存在足以撼动中央王朝的力量(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是由于中原内乱),所以只要帝国建立了起来,它就会比存在了千年以上的东罗马帝国(最后被外部力量土耳其人推翻)维持得更为长久,于是,世袭的帝王和贵族就会世代延续下来,形成千古不变的等级制度。如果真是这样,平民出身的刘邦和朱元璋也就永远也做不了皇帝,中国历史也将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历史一样平淡无奇。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剧烈波动的天灾使世世代代的中国百姓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但也“制造”了许多伟大的社会任务要求人们去解决,从而造就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因此,是剧烈波动的天灾,使中国历史增添了生动和辉煌。

但是中国毕竟在20世纪跳出了王朝循环的怪圈。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给中国社会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变量,它使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虽说缓慢但影响深远的变化,最终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中国历史永远摆脱了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从世界历史看,不仅仅是中国,而且那些存在于亚洲、非洲的所有古老社会,都是在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外生变量作用下发生根本变化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历史运动,很难设想那些古老的社会将怎样自发发展起来。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xpzh@tom.com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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