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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要处理好的一些关系

作者:刘家和 | AT 2009/03/09 04:52 |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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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世界古代史似乎是很遥远的事,因为它不仅在时间上是遥远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遥远的。惟其遥远,所以研究起来难度也大。其中外国古史的分量很大,研究者不能不会外国语文,最好能会外国的古代语文。不通中国古代语文,就难以深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不通外国语文(包括古代的),同样难以深明世界古代的历史文化。

  事情如此艰难,那有什么必要来做呢?这就不得不从当前说起。当今之世,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深知自己的国情,不行;不深知当今世界大势,也不行。必须深知中国及世界之今。而现在的中国与世界是怎么成为这样局面的?如果真想深入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不得不逐步上推到了解并理解世界古代的历史文化。看来是很遥远的东西,往往却正是我们真正了解并理解当今之世的前提。如果以为今就在眼前,知今就是知道眼前,那么未免眼光太短浅了,与我们的具有深长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是不相匹配的。这种缺陷,如果用一个实际不能算新的“新名词”来说,那也就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ofpresence)。

  因此,我们治世界古代史的人就有理由打起精神来,为迎接中国文化的新高潮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怎么做呢?我想,大概要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

  一、处理好治中、外国别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的总和,但是必须有国别史的研究作为基础。所以治世界史必须有治中国史与治外国(国别)史的学者的合作。在我们的大学历史系里,由于开有专门而且详细的中国史课程,在世界史里不再讲中国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千万不能由此而把世界史误解为外国史,中国史不在其中。从这一误解还会引申出新的误解:研究世界史乃是治外国史学者的专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好坏,治中国史的学者可以不管,并不“与有责焉”。我们的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中国历史自然也不能自外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能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里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都不利。所以需要治中国史和治外国史两方面的学者进行合作,我们的世界历史才能具有中国人的研究特色和自己的贡献。要这样作,就需要治外国史的学者多多关心中国历史的研究,治中国史的学者多多关心外国历史的研究,密切合作,相互交流。我们也需要一支同时研究中外历史的学者队伍,他们要在治中、外历史两方面学者之间多做沟通工作,促进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这样,我们中国人的世界历史研究就会日益发展起来。

  二、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其实是很多学者共同的认识。微观研究的具体方面和内容很多,宏观研究的取向和理论也各有特色。我想,把问题推向极致来说,那就是要处理好语言文字之学(philology)与理论思维之学(philosophy)之间的关系。从直观的层面来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既非前者,也非后者。可是,离开前者和后者,历史学的研究就很难完全到位。对于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也许有人会说,此二者的内容与历史学之间有相当的距离,而二者相互之间的距离也颇远,实在难以结合。其实,历史学的主要资料来自文献,没有对于前者的深入,如何能确切而深入地理解并分析文献?历史上一切典章、制度、文化以及种种大事,无一不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没有对于后者的深入,又如何能够确切地理解并分析历史本身?历史学(尤其古代史)的研究本身就同语言文字之学和理论思维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两种看来相距遥远的学科也正是在同历史结合的时候自身也相互结合起来。清末张之洞曾说:“由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入经学(文献之学与义理之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其实这些并非他的发明,顾炎武(1613—1682)早就这样提倡了。只要我们对于这些说法能有具体分析,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悠久传统对于我们仍然是很有启发的。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榜样,例如意大利学者维柯(G. Vico,1668—1744)的《新科学》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代表。

  三、处理好传统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治古代史的学者特别重要。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悠久的良好学术传统。就从清代中叶以下说起,阮元、吴大?、孙诒让,治甲骨学之“四堂”(罗雪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等都有很好的成就。外国学者在考古与古文字学方面的努力结果,开辟了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真是发前人所未发。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要做更大的努力。对于治世界古代史的人来说,的确艰苦的任务太多,有时真有应接不暇之感。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只有一步步踏实地走下去,总有渐入佳境的时候。

  四、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大家都说:“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我非常赞成,只是要补充一句:“形似而实非的‘创新’适足以摧毁科学的生命。”“形似而实非的‘创新’”,在数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危害可能不太严重,因为严密的逻辑推导和精确的实验都比较容易证明其为非、为假。可是这种所谓的“创新”在历史学领域就不那么容易被识破了,在资料本来相对较少而又在国内难得的情况下,世界古代史领域尤其要认真严肃对待这样的“创新”了。

  传承与创新,本是带有哲学性质的历史研究重大课题,在这里无法具体多说。我想只具体说一点:我们的研究不能凭头脑灵机一动产生的念头出发。现实中的问题无疑是我们在古史中发现问题的重要启发,但是只有这一方面是不能构成我们历史(古史)研究的问题的。我们作历史研究,本来就是对传统作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到人家的成就,承认它(而不是掠其美)以作为自己的一个起点;又看到人家留下的真正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否定它、扬弃它来进行我们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真的,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廉价的“创新”赝品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说它还有用,那就是在我们还是自觉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一种“警报”。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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