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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古埃及文明研究

作者:刘文鹏 | AT 2009/03/28 16:47 | 来源:古代文明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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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20世纪上半叶,既有单一的古埃及文明的专题研究,又有“近东”区域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20世纪下半叶,除了古埃及文明专题的更加深入、细致和多视角的研究外还把古埃及文明扩大到地中海区域文明中,使东西方文明连结为一体,并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研究。

关键词古代埃及文明  20世纪  “近东文明”  地中海文明  全球史观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

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

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

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

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

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

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

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

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

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

《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

《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

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

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

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

 

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

 

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

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

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

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

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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