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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米辰峰 | AT 2009/10/01 22:59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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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3年第3

 

 

200267作者在重新录入时,个别文字有所修改。

 

内容提要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是伴随着基督教传入我国的。元代可能传入,尚无稽可考。明清间耶稣会士通过撰述《西学凡》《西学治平》等书,西学东渐一度高潮迭起。由于清中叶的禁教,《四库全书》的寓禁于征及其《总目提要》的歪曲、诋毁,西学沉寂近二百年。清末民初和30年代,曾出现间接和直接译介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的高潮。60年代吴寿彭译自希腊文的《政治学》全译本,附录及注释精详,它标志着该学科开始走向成熟。苗力田教授正在主编的十卷本《亚里斯多德全集》将对该学科的普及和提高做出重大贡献。亚氏学在中国的荣辱兴衰,是中国社会逐步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写照,有同步发展、相伴沉浮、互为因果等特点。

   

作者简介米辰峰,1950年生,1987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是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现存最早的文献,是明天启三年(1623)耶稣会士艾儒略[1] 写的《西学凡》。文中用30分之一的篇幅 (300),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生平及其学说梗概。在中世纪,教会把政治学列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也许唐贞观年间随景教(基督教)一起传入过,后因武宗灭佛而湮没[2]。从13世纪开始,西征的蒙古人频繁地接触了各派基督教,罗马教皇曾多次派遣方济各会士到北京传教。数十年后“也里可温” (基督教)曾盛极一时[3]

    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在元代的传入,虽尚无确证,但是极可能的事。因为11世纪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经阿拉伯学者的介绍,已重新传人欧洲。13世纪下半叶,托马斯·阿奎那大量吸收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重铸了经院哲学。“也里可温”传华之时,正是托马斯主义鼎盛之日。教士传教言必称托马斯,避而不谈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是不可思议的事。后来的耶稣会土留下的大量译著即是有力的旁证。

艾儒略的《西学凡》,全面介绍了当时欧洲的教育体系、知识结构,分为六科,哲学是第二科。“此斐禄所(哲学)者,初一年学落日加(逻辑)”,“第二年专学费西加(physica),“第三年进学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第四年与数学一起,“进学修齐治平”。以上四年课程的教材主要是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区别众政之品节,择贤长民”。“使正者显,庸邪者迸发,所以治天下也。”这说明伦理学课程里已经溶合了政治学内容。这种溶合正是当时学风的一大特点。

《西学凡》介绍了西方古典哲学发展简史:“昔我西土古贤,观天地间变化多奇,虽已各著为论,开此斐禄之学,然多未免似是而非,终未了决。”这是对公元前64世纪早期希腊哲学诸子辈出百家争鸣的很好概括。“后有一大贤,名亚里斯多德。其识超卓,其学渊深,其才广逸。”“此大贤裒集群书,多方参酌採取。” “每物见其当然,必索其所以然。”“而凡属人学,所论性理无不曲畅旁通。”[4] 这恐怕是最早最详的亚里斯多德学术传记。为了写好《政治学》,亚里斯多德曾遍游爱琴海世界,搜集了158种古希腊城邦政制的资料。可惜除1890年发现的《雅典政制》外,余皆亡佚。《西学凡》的记载与后来的科研成果映证不误。

在明末直接介绍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的著作是耶稣会土高一志[5] 撰写的《西学治平》和《平治西学》(前者之续论)。《西学治平》,抄本,无序及年月,共十一章。《平治西学》,无序及年月,共上下两卷。1935年曾有过北京西什库教堂(简称北堂)华蒂冈图书馆的铅印本。据高一志的生平推断,这两种著作都是在17世纪上半叶写成。抄本原藏北堂图书馆,由于1958年的复杂交接,现已下落不明。

徐宗泽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里谈到,他在1940年以前在北堂看到过这两种书的抄本,并作了极简要的章节记录、内容提要。徐宗泽已经断定这两种书是西学中“政治学”方面的著作,但没有指出它与中世纪欧洲十分盛行的亚里斯多德学说的渊源关系。例如:《西学治平》第三章:“为王者当有德为民标准”,第六章:“仁之效,在行惠民之政。”第九章:“王者治民,不能妄用权威,当遵守法制。”《平治西学》上卷:“民治以律。”这与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相应的主张有明显的源渊关系。“政治家不仅应有治事能力,还该具备道德品质。”[6] “王制需要重视全邦人民的利益。”[7] “凭统治者的私意断事,不如依法裁决为妥当。”[8] 尤其明显的是,《西学治平》和《平治西学》都声称“民治本于士身”,“行惠,当不失中节”。这是亚里斯多德“以中产阶级为统治依靠”,“以中庸之道为治国之本”的政治学说的最直接的翻版。   

不少学者认为,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是溶为一体的,因此,高一志还和教友合作撰写了《修身西学》十卷,于16311640年间译完。该书是亚里斯多德《伦理学》(Ethica)的部分译本。此后,他还写了《童幼教育》,从胎教直致成人,论及了所谓完备人格各个方面的伦理问题。此外,利玛窦于万历22(1595)所写的格言体著作《交友论》,也曾吸收、阐发过不少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说。例如“吾友非他,即吾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这句话录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实则源出亚里斯多德之《伦理学》。

总而言之,第一次有迹可查的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传人我国,始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是在耶稣会土们热衷于学术传教的背景下进行的。那时候,政治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而哲学又是神学的婢女。因此,彼此并无明确的学科界限。因为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已经渗透到托马斯主义的每一根神经,散见于其它神学论著的亚氏学说就无法统计了。而上述集中译介亚里斯多德学说的论著,又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教会嫡传的印记。就政治学说而言,为了适应当时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儒生的固有心态,译著多有削足适履之处。译著者的主观动机无疑是为了辅助传教,而世俗学者对它的吸收、借鉴则是教土们目的之外的副产品。比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对魏源的《海国图志》的间接影响,即是有名的一例。

为什么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包括其它社会科学)没有象天文、历算、地理、奇器等理工科学说那样,在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中发生应有的影响? 中国人传统的实用主义选择恐怕是主要原因。其次是与儒、释、道哲学的冲突、排斥作用。自从康熙59(1720)清廷第一次宣布禁教以后,直至19世纪末叶、西学东渐的浪潮出现全面长时期的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官方政治干预外,学术方面的破坏作用就首推《四库全书》的撰修了。经查证,在耶稣会士译介的上百种西学著作中,《四库全书》只节取收录了其中理工科那一小部分,占多数的社科译著几乎全部被摒弃在外,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极尽歪曲、诋毁之能事。以《寰有诠》[9] 为例,《总目提要》评论说:“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其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10]

对于《西学凡》等其它译著的评论也大体如此。不难看出,把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著作划归“道家”、“杂家”是多么荒唐! 可见乾隆时代的知识界对西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又倒退到何等陌生的程度。而这种倒退,恰恰正是清廷“禁传其学术”恶毒用心的结果。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高潮始于清末著名翻译家、思想家严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里说: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严复所处的时代,至少在一部分有识之士当中,对西洋学问的兴趣,已不再局限于天文、历算。满清王朝的日趋腐朽,激发了士人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把阅读和著述的兴趣转向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中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897年,26岁的严复在英国留学三年,学成回国后毕生致力于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事业,是时代呼唤的结果。在八种主要的严译当中,属于政治科学并直接涉及到亚里斯多德的译著有三种,即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和孟德斯鸠的《法意》。

在社会通诠之“国制不同分第十四”里,有这样一段:“古分类法,吾言欧治术者,以希腊诸哲为最先。而希腊鸿哲言治术之书,其最为后人所崇拜者,又莫若亚里斯多德之《治术论》(即《政治学》——引者注)。其论分世界国制,统为三科。曰专制,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德谟括拉寺。  民主又曰波里狄思。此其大经也。五十年前,欧洲言治术者,皆以亚氏之论为先河。以言国制,亦必以所立三科为要系[11]  

在《群己权界论》之“篇二,释思想言论自由”里,有这样一段:“历史中有一事,为世人所当赏悬于心目中者,则希腊之苏喀拉第。…是苏喀拉第者,所谓古之哲人非欤? 古及今言德行者,必以斯人为魁首,为典型。道大能博,由其源而引为二流,得柏拉图之玄懿精深,上通帝谓矣;而又有亚里斯多德之权衡审当、广被民生。此皆吾欧言道德格致者不祧之宗也。其为百代师资,后之人无异议者。至今二千余年,其声名洋溢,如揭日月,久而愈彰”[12]

在严复迻译的其他著作中,有不少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是通过“译者注”和“复按” (即严复按语)来传播的。比如《法意》第二卷第二章的标题,原文没有注释,也许是因为严复考虑到,有些常识在欧洲尽人皆知,但国人(包括士大夫)大多陌生,因此在汉译本中特别加注:“与雅里斯多德《治制论》第六卷第二篇所发明民主法制可以参观。”[13] 同章稍后,有一段谈及梭伦划公民为四等级的事,原书亦无注,严复加注,“此事见于雅里斯多德《治制论》之第二卷十二篇”[14] 孟德斯鸠的《法意》,曾多次提及希腊、罗马的典章制度。因此在严译中,涉及亚里斯多德政洽学说的注释也随处可见。

有关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从以后严复本人的政论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不仅对近代西欧思想家有所研究,就是欧洲古代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有一定的了解,并且都对他们作了一定的介绍”[15] 仅就笔者读过的部分严译推断,这个结论无疑是中肯的。比如,在他早期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的一段按语里,他曾极力强调民主自由的重要:“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在《法意》的一段按语里,他又大倡民主于中国:“民主者,法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郅治之日,其民主乎?”但是,严复同亚里斯多德一样,反对极端民主化。在《群己权界论》按语里,他说:“学者必先明于己与群之界限,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16] 当然,严复上述这些议论所体现出来的亚氏政治学说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孟德斯鸠,穆勒和甄克思等西方近代思想家起作用的。与严复同时和嗣后的维新派、革命党人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无不深受其译著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本趣书也许能从另一面旁证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盛况。该书名《泰西学案》,书号为240/116,由桐城王阑等主编,1903年上海明权出版社版,共275页。乍一看,俨然一本西方思想(学术)史,举凡政、经、哲、教等科都有介绍。涉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的部分就有一万余言。然而,一位未署名的读者在目录之后所加的批注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此编大半皆剽窃新民丛报学说一门而妄加割截,点窜涂乙无处不较原书为劣。王、周二君可谓不惮烦矣。序云编者独具苦心,诚然。”从毛笔的字迹、墨色看极象清末民初人所注。再读《学案》,舛误确非一处,其要者如,“亚氏以三百二十二年卒,后一年亚历山大王亦崩”。如果说编者竟搞不清公元前323年和322年哪年在前哪年在后而导致师生卒年顺序的颠倒,那么可见批注不为诬罔。批注者既看过新民丛报的原文,又加核对,可见当时关心、译介、出版此类书籍的人士及书刊不在少数,又从该书编于东京、印于东京来推测,当时日本学术界关于亚里斯多德的翻译、研究水平已经很高,成为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另一个源头。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本叫《泰西学案》的书,是上海进步书局民国四年(1925)出版的,其体例、内容与上书相仿,只是编者的名字又换成孙鑫源。清末民初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明清间译介西学还有一个特点有待我们深入研究,那就是凡有价值有影响的社科译著,大多源于民间(主要是西教士)或出于自发(主要是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中下层官僚儒生),而专门承辨译事的朝廷衙门,则鲜有作为。明代的四夷馆到底译过些什幺书,不详。清同治六年(1868)创办的翻译馆,40年间译书(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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