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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国家“农本民主论”质疑

作者:王瑞聚 | AT 2011/07/31 16:26 | 来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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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观点认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商品经济活跃和发展的产物,因此其性质是工商业民主政治。但最近这些年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以复旦大学[1] 黄洋博士为代表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农民处在雅典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因此,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农民民主政治而不是工商业民主政治。文章通过论证,这种“农本民主论”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也难以行得通,史料证据也不充分。

关键词:农本民主论;雅典国家;公民大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典型是商品经济最为发展的雅典国家。在雅典国家工商业发展的繁荣时期,奴隶主民主政治也达到了全盛。所谓奴隶主,也就是自由民,即公民。雅典国家实行直接民主制,由全体公民直接参加,组成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拥有处理城邦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2] 在公民大会之上,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或实质上的党派和组织。所有其它国家机关如500人会议、陪审法庭、贵族会议、十将军委员会以及执政官等国家公职人员,都隶属于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每一个公民可以自由发言,讨论议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对现行政策和任何公职人员进行评议,提出意见。表决的原则是以多数票为通过。多数公民要求做的事,政府必须去做,多数公民反对的事,政府就不能去做。[3] 在雅典国家,清除了权力世袭和权力垄断现象,一切官职均由民主选举或抽签产生。任期虽短,但都要受到公民的严格监督,如信任投票、陶片放逐等等。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实现了主权在民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制度不复存在。

以上这些关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描述,都是学术界老生常谈、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关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性质亦即政治特征问题却就不同了,学术观点分歧很大。

关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人的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也就是民主政治的主体问题。主体,指事物的主要部分。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指民主政治的主要物质载体,亦即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主体既反映事物的量,也反映事物的质。

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主体究竟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传统观点认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活跃和发展的产物,因此其性质是工商业民主政治。但最近这些年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以复旦大学的黄洋老师为代表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认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当然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雅典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农民处在雅典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所以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农民民主政治或农本民主政治,而不是工商业民主政治。[4] 黄洋同志的农本民主论见于他的《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与他的关于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农业特征论,是一致的。需要说明的是,黄文中没有明确提出“农民民主政治”或“农本民主政治”的概念,但意思是清楚的,观点是明确的。否则的话,本文的商榷就真正是“无的放矢”[5] 了。

黄文的主要依据是,“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在城市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组成了公民的主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6]

笔者则认为,即使雅典国家的公民大部分是农民,雅典的民主政治照样有可能是工商业特征。因为人数不是最重要的,——连亚里斯多德都承认这一点,[7] 并且有时候“数量上的优势并抵消不了其性质上的劣势”。[8]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工商业者在公民集体中不占多数,但只要能在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把它称之为“第一政治推动力”,[9] ——就仍然可以把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特征定性为工商业的。

我们还可以借鉴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把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看作是工商业者阶级和农民阶级共同推动亦即合力的结果。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再分清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然后就可以给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定性。事实上构成合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对等关系,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和起主导作用,所以它能够决定事物的性质。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一个问题,即在雅典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亦即参加公民大会的,主要是工商业者?还是主要是农民?其次,在雅典国家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工商业者统治的政权?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只是强调的角度不同。

笔者不赞成黄洋同志的观点,认为“农民民主说”理论上恐怕说不通,实践上恐怕也难以行得通,史料证据好像也不充分。

先从理论上看。按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不足以构成民主政治的主体。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都对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做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经济,“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历史首创精神”。在政治上,“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10] 马克思的这番话虽然针对的是东方,但对于揭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村社制度所造成的人们的愚昧、落后和政治上的无为等方面,却具有普遍意义。农民虽然也有朴素的平等意识以及平均主义等民主的要求,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以及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导致了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等各种原因,在自然的状态下却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农民民主。

马克思还曾经论述法国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成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1] 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本质的揭示,适用不适用于历史上其他国家包括古代中国的、古代雅典的小农?这种小农的本质,有没有共性?亦即普遍性?传统观点所说的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如经济上是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目光短浅;政治上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能提出相对先进的政治纲领;思想上也不能形成相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组织上更难形成统一有力的领导核心,等等,这些理论还成立不成立?如果还能够成立的话,那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及其思想文化,还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吗?

农民阶级政治上的无为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状态有内在的联系,身为僭主的庇西特拉图即深谙此道,他“拨款借贷贫民,……使他们能够依靠农耕,以自赡养。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既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又令他们有小康之家,忙于自己私事,而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来留心公众事情。”[12]

亚里斯多德也揭示了小农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农民“散处村落,鸡犬相闻,很少互相往来,也不亟亟于社会政治的集合”。[13] 他们的“财产都不大,终年忙于耕耘,就没有出席公民大会的闲暇。一家衣食并无余裕,所以终岁辛勤,早晚不舍耒耜;他们习于知足,不贪图他人的财物,不作非分之想;总之,他们乐于田亩之间的作息,参政和服务公共事务既没有实际的收获(当指伯里克利时代之前从政无薪给。——引者),他们就不想染指。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荣誉)。对于古代僭主政体的容忍,可为农民知足的证明,寡头政体倘使对于他们的农事不加扰害,对于他们的收益不去侵掠,他们也是继续容忍的。让他们安于耕耘,他们不久就能自脱于穷乏,或者竟然仓廪充盈,达到小康。这些群众即使有时感到政治地位和权力的需要,如果给予他们以选举行政人员和听取并审查这些行政人员的政绩和财务报告的权利就会感到满足了。实际上,有些例子显示群众对于更小的权利也可能感到满足。”[14] 亚里斯多德还指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工商业者即市廛群众,则与农民大不相同,他们“聚集而徘徊于市区和商场之间”,“乐于并便于参加公民大会”。[15] 也就是说,工商业者阶层不仅关心政治,而且还具备参与政治的条件。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比里犹斯港的居民“比雅典城区的居民具有较强的民主倾向”,[16] 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二者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前485406)就已经指出:“一个贫苦的农民即使并非无知(意为:即使有知识、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但因为要工作,他也无法去照管公共事务。”[17]

笔者认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欧里庇得斯,他们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农民阶级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关心政治的,是不具备民主政治主体的素质条件的。

雅典国家的公民按居住地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不管他们住在城里还是乡村,都叫雅典人,——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城里人多还是乡下人多,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据修昔底德说,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404)前,大多数的雅典人仍住在乡村。[18] 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雅典国家的人,并非单指雅典城里的人。这也就是说,直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家的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

在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亦即古典时代,雅典城里的人亦即雅典市民,从事工商业活动或与工商业活动有联系的应该是多数,——这是城乡之别的应有之义,——包括船主、水手、商贩、店主、作坊主、工场主、工匠、高利贷者、钱币兑换商、批发商、奴隶贩子、以及各色文化人如诗人、戏剧家、教师等等。纯粹是农民身份的只能是少数。一部分市民有可能“一身兼二任”,既从事工商业活动又在乡下拥有田产。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否都具有公民身份,并且各占多大的比例,这个问题很难搞清楚,这里只能是针对那些有公民身份的人而言。毫无疑问,农民是有公民身份的,工匠的公民身份应该也没有问题。据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说:“古代希腊的匠人都是自由人,从来不曾做过奴隶。”[19]

从总体上看,雅典国家的公民有可能是农民占了多数,也就是说雅典国家公民的主体有可能是农民,但我们却不能以此类推出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主体也是农民。笔者认为,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主体应该是由工商业者和农民共同构成,但以工商业者为主。一本代表前苏联学术界观点的书认为,“事实上,人民大会的组成人员中大部分是工匠”。[20]               

雅典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以工商业者为主,这除了受上述民主政治主体的素质条件所影响外,还受实践条件亦即具体操作方面的制约。

按通常的说法,雅典国家全盛时期总人口40万,其中自由民168千,外邦人32千,奴隶20万。根据这组数字,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外邦人,主要是指居住在雅典和比里优斯港做生意的外国人;16(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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